2.2　国内文献述评

2.2.1　宏观层面

在家庭金融资产研究的早期，国内学者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研究范围比较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储蓄存款方面，研究目的主要是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现象。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臧旭恒和刘大可（2003）等的研究基本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在于预防性的储蓄动机。包蓓英（2000）等通过设计调查问卷进行访问的形式获取数据，发现影响金融资产结构的重要因素有GDP、收入以及其他外生变量，诸如政治经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提高了居民的金融投资意识，从而影响着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刘欣欣（2009）把不确定性纳入对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分析，说明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资本市场上风险和收益的不确定性是导致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资本性资产偏低的重要原因。杨金敏（2009）等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引起中国家庭财富积累快速增长，带动了家庭持有金融资产数量的增长，从而促进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随着居民对理财业务的总结和经验积累，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结构将发生变化。徐梅和李晓荣（2012）考虑了不同的风险，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基于居民现金持有比例、储蓄存款比例和持有股票比例与宏观经济指标建立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指标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动态影响，发现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对宏观经济指标变动和外部冲击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手持现金比例对GDP增长率、CPI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都比较敏感，储蓄存款比例对GDP增长率的变化比较敏感，而持有股票比例对宏观经济指标则不敏感。

此外，我国城镇居民在股票市场上同样存在“有限参与”的现象，在传统资产选择理论的假设前提下，家庭投资比例仅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所有投资者都会将一定比例的财富投资于所有股票。然而，现实却背离了理论预期，不仅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股市参与率远低于理论预期，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这一现象。甘犁等（2012）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的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率仅为8.8%，很多家庭都不会投资股票市场，即使是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也并非持有市场中所有类型股票，而且持有数量偏低。

2.2.2　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利用调查访谈数据以及交易账户记录，对中国家庭市场参与、资产配置及交易行为等问题进行一定的实证研究。史代敏和宋艳（2005）实证检验了年龄、财富规模、户主性别、家庭责任、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资产规模等因素对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转型期中国不同年龄阶段的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相近，金融投资带有强制选择性。李涛和郭杰（2006）基于我国15个城市的调查数据，从风险态度的角度研究了居民的股市参与行为，发现居民风险态度对是否投资股票没有显著影响。李涛和子璇（2006）基于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发现社会互动推动了居民对股票、债券等投资项目的参与。邹红和喻开志（2009）的研究发现，家庭持股比例呈现倒“U”型，家庭成员中50岁左右的投资者持股比例达到峰值，但是该研究没有控制其他变量带来的影响。王宇和周丽（2009），张学勇和贾琛（2010）通过问卷调查，对中国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选择情况进行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相对落后、金融产品相对单一，加之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金融资产方面的知识有限，导致农村居民投资与储蓄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非常少，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相对单一。雷晓燕和周月刚（2010）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变量和健康变量对居民家庭不同类型资产的影响不尽相同，健康状况恶化会减少家庭金融资产尤其是风险资产的持有。

张燕和徐菱涓（2013）采用Tobit模型研究了江苏省城镇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现状。结果显示，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受家庭收入、教育程度、风险偏好和居民信任度的正向影响，房产对家庭金融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吴卫星等（2011）认为投资者的健康状况对其参与股票市场和风险资产市场的影响不显著，但会影响家庭的股票或风险资产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健康状况不佳会导致这两个比重降低。解垩和孙桂茹（2012）基于CHARLS的数据，把健康冲击分为急性健康冲击和慢性健康冲击两类，发现遭受急性健康冲击时，老年家庭会减少持有的风险资产。肖作平和张欣哲（2012）利用全国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制度及人力资本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活动的影响，发现制度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会显著影响家庭的金融市场参概率和市场参与深度。姚亚伟（2012）发现，上海居民低收入家庭的风险偏好强于高收入家庭，行为金融学上的非理性行为会影响不同收入家庭的资产配置。王聪和田存志（2012）认为，年龄、收入和教育程度对股市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信贷约束、风险态度、社会互动、房产比例、职业风险等是股市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吴卫星和吕学梁（2013）发现，中国家庭的股票投资参与率与年龄呈现负相关关系，股票、基金等资产投资的参与率、投资参与度与财富呈现“钟型”关系。王向楠等（2013）的研究发现，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将更多地选择金融资产，尤其是寿险和股票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