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郑州商城即阑或管，是商代前期的别都

关于郑州商城的地名，近人有两种不同看法，看来都难以成立。或者以为是仲丁迁都的敖（，一作嚣）（参看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都》，见《文物》1961年第4、5期等），但是敖的地望，从《帝王世纪》《水经注》以来，都认为即在敖山或敖仓附近，在今郑州西北五十里地，与郑州商城的位置不合^[11]。或者推定为成汤所居的亳都（参看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见《夏殷周考古论文集》），但是主要依据的，是商城东北部和北部出土东周的陶文中有八个“亳”字，证据比较薄弱，“亳”可能是制陶作坊所在的小地名。成汤所建亳都的地望，仍当以雷学淇、王国维所考为是，在今山东曹县东南，不应在今郑州。

从沿革地理来看，郑州商城当是西周初期管叔受封的管国。《括地志》（《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说：“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元和郡县志》卷八“郑州、管城县”条，也说：“郭下本周封管叔之国。”所谓管城县外城，所谓郑州郭下，正是现在发现的郑州商城。

根据考古发掘，得知在紧贴商代夯土城墙的外壁附加有一周战国时代修筑的城墙，其上有战国文化层；汉代以后继续利用商代和战国城墙而加以修补，但城垣规模缩小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北部另筑了一道北城墙，把三分之一面积隔开在外，这样北部三分之一就成为“外城”或“郭”。《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把包括“外城”或“郭”的大城定为管叔受封的管国，很是正确。战国时，管原为韩邑，曾被秦进攻，见《战国策·魏策四》；后来被魏安王所攻取，见《韩非子·有度篇》^[12]。现在发现的战国时代修筑的附加城墙，当是韩国为了加强防御而修筑。汉代此地为管县，以后成为管城县、郑州或郑县。郑州商城的历史沿革很是清楚，不容怀疑。

然而必须指出，西周初期管叔封于管，是沿用商代的旧称，并不是一个新定的国名。《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克殷以后，“封叔鲜于管”。管这个地名该早就存在，只是“管”是后起字，原来不写作“管”。在《墨子》一书中，不作“管”而作“关”，曾两次提到管叔作关叔。《墨子·耕柱篇》说：“古者周公旦非关叔。”《墨子·公孟篇》说：“关叔为天下之暴人。”这个字，在商代、西周金文中作“阑”，有下列五种不同写法：

这个字从“柬”声，“柬”或省作“束”，从“宀”、从“间”或从“”，都是形符。容庚《金文编》解释宰角的这个字为“阑”，是正确的。于省吾考释利簋铭文，认为这些字都是“管”的初文，“古无‘管’字，管为后起的借字”^[13]，很是正确。徐中舒也根据利簋铭文说：“辛未是甲子后第八日，阑，其地必在殷都朝歌不远，于氏以阑为管叔之管，以声韵及地望言之，其说可信。”^[14]而且《墨子》“管叔”作“关叔”，“阑”与“关”，音义俱近，更足以证明“阑”即是“管”。

利簋铭文说：

征商，惟甲子朝（早），岁（通作“刿”）鼎（通作“丁”）克，闻（通作“昏”），夙又（有）商。辛未才（在）阑，易（锡）又（有）事（官名）利金。

“岁”通“刿”，《说文》说：“刿，利，伤也。”“鼎”通作“丁”，“当”的意思。“闻”通作“昏”，夜晚。这是说：武王征商，甲子这天清早冲杀，当即得胜，到夜晚，很快占有商的国都。到第八天辛未，武王在阑，把“金”赏给了利。武王在克商以后，第八天就到阑对臣下赏赐，说明阑是当时后方的军事重镇，肯定在进军牧野之前已经占领，并驻屯重兵防守，所以称为“阑”。如同“牧”一样，原先当是商代的别都。

武王克商之后，所以要把他的弟弟管叔封在此地，作为监督原来商代王畿的殷贵族的“三监”之一，正因为此地处于商代王畿的边缘，是个战略要地，是个军事重镇，便于就近进行监督。当年武王还曾亲自多次来到此地主持政务。《逸周书·文政篇》载：“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王。”“惟十有三祀”是克商后二年，“开宗”是说开启宗庙迎接，“循王”是说遵照王命办事。为什么蔡叔会和管叔一起“开宗循王”呢？朱右曾说：“蔡叔食邑，疑即今大名府长垣县之祭城，其后成王改封蔡仲于蔡，今汝宁府上蔡县地。”（《逸周书集训校释》卷四）按《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中牟县下，有管城，又有蔡亭，说明管、蔡原是邻近的两邑。《括地志》（《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说：“故祭城在郑州管城县东北十五里，郑大夫祭仲邑也。《释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敖仓，周公后所封也。”蔡叔原来封在管的附近，后来因蔡叔参与三监叛乱，改封蔡仲到上蔡的。《逸周书·大匡篇》又说：“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说明这时武王到管，是为帮助管叔加强对殷贵族的监督管理。自从周公平定管叔、蔡叔及武庚的叛乱，建成东都成周以后，管的重要性就大为降低，但是成王来到成周的时候，也还曾到管邑视察。柬鼎铭文说：“王来奠（用酒致祭）新邑，□旬又四日丁卯，□□自新邑于柬。”新邑即成周，《尚书·洛诰》称成周为“新邑”，《尚书·康诰》称为“新大邑”，《尚书·多士》称为“新洛邑”。柬即阑，即是管邑。“于”是“往”的意思。

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郑州商城建筑于商代前期（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曾沿用较长时间。商代从汤起，前期建都在古黄河以南和以西，汤居亳，在今山东曹县南；仲丁迁敖，在今郑州西北五十里；河甲迁相，在今河南内黄东南。从祖乙迁邢以后，就到黄河以北，可能这个阑，就是商代前期的别都。因为是军事重镇，所以到商代后期也还应用。又因为是别都，有宗庙的建设，所以商王常到那里，在宗庙里对臣下赏赐。1959年安阳圆坑墓出土戌嗣子鼎，铭文曰：

丙午王商（赏）戌嗣子贝廿朋，才（在）阑宗，用作父癸宝鼎。唯王阑大室，才（在）九月。犬鱼。

“宗”是指宗庙，“大室”是指宗庙里的大室。商王到阑对臣下赏贝的例子，还见于宰角铭文和父己簋铭文。

商代这种别都的制度，对后世是有深远影响的。楚国在春秋时代曾推行这种制度。例如楚灵王在陈、蔡、不羹三县筑城，“赋皆千乘”，称为“三国”，见《国语·楚语上》，韦昭注：“三国，楚别都也。”楚国常把别都改建为县^[15]。武城原来也是楚的别都之一。楚王常到武城，武城就设有宗庙^[16]。鄢更是楚的重要的别都，作为楚都郢以北的重要门户，并为军事重镇。齐国到战国时代还设有五都的制度，除国都临淄以外，四境设有别都，平陆、高唐、即墨、莒，都是别都。别都同样具有军事重镇性质，有所谓“五都之兵”^[17]。燕下都就是燕的别都，是燕国西南的重要门户，也具有军事重镇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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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亳的所在，从来有四种说法：即杜亳（今陕西西安东南）、南亳（今河南商丘东南）、北亳（今山东曹县东南）和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南）。雷学淇《商都殷亳考》（《介庵经说》卷二）主北亳之说，提出四条证据：（1）汤居亳，与葛为邻（《孟子·滕文公篇》），北亳离葛只五十里。（2）《左传·哀公十四年》记宋景公说：“薄，宗邑也。”宋为商的后裔，足证汤所居亳即是宋的薄邑。（3）汤居亳，出征韦、顾等国（《诗·商颂·长发》），地理位置也相合。（4）宋国都城的城门，都以面向的地名作为城门名。其北城门称桐门，正因“伊尹放太甲于桐”（《孟子·尽心篇》《史记·殷本纪》）。桐在其北，也足以证明亳当即北亳，在今河南商丘以北，山东曹县东南。王国维《说亳》（《观堂集林》卷一二）与雷说相同，所举三条证据即是雷学淇所提出的前三条，该是所见相同。

[2] 祖乙所迁都的邢，或作耿，音近通用。《书序》说：“祖乙圮于耿”。《史记·殷本纪》索隐以为“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其说不可信，商不可能建都到今山西河津东南。王国维《说耿》（《观堂集林》卷一二）从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书序》第三十二），谓即今河南温县的邢丘，谓“其地正滨大河，故祖乙圮于此也”。按《通典》（卷一七八，州郡八，钜鹿郡，邢州条）等书，都说祖乙所迁之邢，即是后来周公之子所封的邢国，在邢州，即今河北省邢台市。《元和郡县志》（卷一五，河东道四，邢州条）等书，又都说邢国是邢州城内西南隅小城。现在邢台西南发现大范围早商文化遗址（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足以证明祖乙所都之邢确在邢台。《书序》所说“圮于耿”，当因山洪冲毁。邢台过去常有山洪爆发，冲决为患，直到清代乾隆年间还为此筑堤防。参见《嘉庆重修一统志》顺德府沙底河下释文。

[3] 《路史·国名纪·商世侯伯》认为戏方即春秋时代郑国的戏，见《左传·襄公九年》。其说可从。《水经注·河水》渭汜水出浮戏山，《元和郡县志》说汜水出县东南三十二里浮戏山。越戏方该在浮戏山下，当在今河南巩义东南。

[4] 这个卫，不可能是后来卫的国都朝歌，因为牧野之战朝歌早已被周占有。此卫当即豕韦之韦，古“卫”和“韦”同音通用。豕韦亦可单称韦，见《诗·商颂·长发》。《国语·郑语》记史伯说：“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范宣子说：“昔之祖，……在商为豕韦氏。”可知豕韦到商代尚存，所以又成为周讨伐的对象。豕韦在今河南滑县南。

[5] 即春秋时代郑国的历，或作栎。《国语·郑语》记史伯说：“若克二邑，邬、弊、补、丹、依、、历、华，君之土也。”“历”一作“栎”，音同通用。《史记·郑世家》：“厉公出居边邑栎。”《索隐》：“按栎音历，即郑初得十邑之历也。”在今河南禹县。

[6] 沈延国《逸周书集释》引沈祖说：“《续汉书·郡国志》，颍川郡长社县有蜀城、浊津，注：‘《史记》云：魏惠王元年韩、赵合军伐魏蜀泽。’疑即蜀地。”按：沈说是。《史记·魏世家》作浊泽，《赵世家》《六国年表》作涿泽，《集解》引徐广曰：“长社有浊泽。”在今河南新郑西南，禹县东北。

[7] 《诗·鲁颂·》毛传：“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诗·召南·野有死》和《诗·邶风·燕燕》毛传：“郊外曰野。”《诗·郑风·叔于田》郑笺同。《说文》“冖”字下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字下说：“野，郊外也。”都没有“郊外谓之牧”的说法。《文选·西都赋》李善注引《尔雅》亦作“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陈奂《诗毛氏传疏》诂训传二九、王筠《说文句读》（野字下）等书，都认为今本《尔雅》有误。按《国语·周语中》：“国有郊牧。”韦注：“国外曰郊。牧，放牧之地也。”《诗·小雅·出车》：“我出我车，于彼牧矣。”毛传：“出车就马于牧地。”郑笺：“牧地在远郊。”当以郑说为是。《出车》下文又说：“我出我车，于彼郊矣”，可知牧确在郊区。《周礼·地官·载师》：“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可知牧在远郊，当是因牧马的草地而得名。《尔雅》当作“郊外谓之野，野外谓之牧”。

[8] 参看拙作《试论西周春秋间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收入《古史新探》，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

[9] “牧”，《说文》作“坶”。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卷一八，酒诰第七八）、陈奂《诗毛氏传疏》（卷四，柏舟诂训传四，桑中）、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五，桑中）、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中，邶、卫柏舟第四，桑中），都认为“牧”“妹”“坶”双声通用。

[10]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工作报道：《汤阴朝歌发现龙山和商代等文化遗址》。

[11] 《帝王世纪》（《太平御览》卷八三引）说：“仲丁徙嚣或敖，今河南之敖仓是也。”《水经注·济水》说：“济水又东径敖山北……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迁也。”皇甫谧《帝王世纪》曰：“仲丁自亳徙嚣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仓于其中，故亦曰敖仓城也。”古人为了避开水灾和便于防守，可能徙居高地或山地。《尚书·盘庚下》说：“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盘庚歌颂先王迁都的德政，特别讲到“适于山”，即迁居山地。楚国最早都城丹阳也在山上。据《水经注·江水》，丹阳城在秭归县，“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

[12] 《战国策·魏策四》说：“秦攻韩之管，魏王发兵救之。”又说：“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缩高，其子为管守。”吴师道说：“秦攻韩管而得之，缩高之子为秦守者也。”此说不确。秦攻韩管，因魏救而未得。缩高之子为韩守。后来管为魏所得。《韩非子·有度篇》说：魏安王“攻韩拔管，胜于淇下”。

[13] 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

[14] 《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1978年第6期。

[15] 参看拙作《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6] 易本《春秋楚地答问》：“楚之武城，在今河南南阳北，又在方城之内，乃楚君有事北方驻次之所也。……昭四年灵王会诸侯于申，田于武城，曰：属有宗祧之事，盖田猎为祭而备。是武城有楚先君之庙在也。”

[17] 《战国策·燕策一》载：齐宣王“令章子（匡章）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五都之兵又称五家之兵，参见拙作《战国史》第2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