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西周封建领主制论

目前主张这一说的同志，主要着眼于西周的土地制度和“村社”组织。认为西周贵族把土地连同人民层层分赏，就出现了采邑制和领地制，构成了等级土地所有制和等级从属的武装家臣制。“村社”原有的“公田”收入被转化为劳役地租，于是“村社”农民向农奴转化，“村社”向封建庄园转化。同时也还保留着奴隶制的残余。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有所谓“公田”和“私田”，就是由“村社”转化成的庄园的土地制度。所谓“民”、“庶民”、“庶人”就是由“村社”农民转化成的农奴，他们耕种着“份地”（即“私田”），还要在领主土地（即“公田”、“籍田”）上耕作，并服徭役和贡纳。《诗经》农事诗所描写的，就是他们在“籍田”上集体耕作的情况。

上述这样的封建领主制形成的说法，理论是正确的，而且在中国古代是可能出现的。在改革前的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还保存有这样制度，保存有变质的“村社”残余形态^[1]。“村社”农民在共同的封建负担下，保留了名义上的“村社共有土地制度”，每户农民从结婚后到五十岁，可分到大体相等的“份地”，出一户负担，十五岁到结婚前的青年男女只分到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份地”，也要出一定负担。封建负担有农业劳役（耕种领主土地）和徭役，由领主按照地区层层摊派到“村社”，由“村社”平均分摊给各户，也已有改用实物地租的。“村社”农民除了有自己的农具外，主要的私有财产是家畜。这种情况，和“井田”有“公田”和“私田”、有“受田”和“归田”等制度很类似，“井田”制度原来也是用来平分力役的负担的，所谓“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汉书·食货志》）。古代“庶人”的主要财富也同样是家畜，所谓“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礼记·曲礼下》）。

是不是这个西周封建领主制论就可以成立呢？不，也还可以商榷的。因为奴隶主也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赏给臣下，在奴隶制生产关系下也可以有被奴役的变质的“村社”残余形态存在。

要分析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社会变革，必须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与其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阶级斗争来考察。在云南哀牢山沙村彝族社会中，有个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实例。他们在明代初期还是奴隶制，使用奴隶生产，产量是种子的八、九倍，这时因为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奴隶最初用怠工方式斗争，因为奴隶主残暴的鞭策压迫，发展为武装斗争。到明代中期，奴隶主就被迫放弃奴隶制，改用农奴制的剥削方式，由于新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具体的生产水平就达到近于种子的二十倍^[2]。这具体说明了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在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有的同志为了证明西周是封建领主制的形成时期，把“武王革命”解释为奴隶革命，但同时很难证明这时生产力水平有较大发展。

作者过去曾根据春秋后期已发明铸铁冶铸技术这一点，推论西周已发明锻铁冶炼技术^[3]，但还不能证明西周初期已比较普遍使用铁农具。相反的，根据近年发掘西周都城附近遗址结果，西周初期的生产水平和社会生活和殷代后期并没有多大区别^[4]。当然，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人民起着决定作用，在我国青铜时代使用青铜和石工具时，由于劳动人民在黄土地带创造和发展了水利灌溉等生产技术，累积了不少生产经验，提高了生产水平，就较早进入了奴隶制社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推论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可以产生适应封建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水平。

同时分析一个社会的性质，主要应当从生产关系以及政权性质来加以考察。从西周劳动人民被大量集中，成千成万在农田上集体劳动，所谓“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的情况看来，就不像是封建主剥削劳役地租的方式。从西周对夷戎部落的战争性质来看，西周政权是属于奴隶主性质的。西周的主要武装部队是三支驻屯军，即“西六”、“殷八”、“成周八”，分驻宗周、殷（即卫国）、成周三地，由担任“师氏”官职的贵族统带指挥，用来统治压迫国内人民和征伐四方夷戎部落，这在西周金文中有记述。他们征伐夷戎部落，目的不仅在于捕捉俘虏充当奴隶，即西周金文所谓“执讯”和《诗经》所谓“执讯获丑”，还要掠夺家畜和其他财物，迫使夷戎部落服从西周的奴役和剥削。不仅要征服的夷戎部落贡纳财物，即所谓“贮”和“积”，还要他们进贡奴役劳动者，即所谓“进人”，如果稍有怠慢，就要受到残暴的征伐。这在西周金文《兮甲盘》和《师寰簋》中有明确的记载。如果把西周认为是封建制，就很难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