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阴云笼罩下的“和平”
国共双方宣布停战令——蒋介石向王耀武面授机宜——光明与阴暗的两个世界——陈毅舌战国民党大员——国民党制造摩擦——黄河归故道的斗争——蒋介石整军备战——党中央告诫各地坚持斗争，不怕分裂——内战不可避免
“双十协定”签署之后，蒋介石即向北方各战区下达进攻命令，企图一口吃掉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两个月的战争进程给蒋介石迎头一棒，津浦路上进展缓慢，占领北平、天津都要依靠空中和海上运兵。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在东北到处活动，而国民党军队还在北宁线上慢慢推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被刘伯承、邓小平打得落花流水，马法五被擒、高树勋起义。这些挫折使蒋介石感到，要调兵遣将与共产党作真正的较量，尚需一段时间的准备。而国际国内要求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也向蒋介石施加一些压力，召回赫尔利，派来马歇尔。于是蒋介石只好暂缓执行内战计划，接受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建议，于1946年1月10日宣布停战。在北平成立以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为首的三人军事小组，监督停火和解决国共双方军事上的矛盾冲突。
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希望和平的。毛泽东在停战令中指出：“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1)
停战的消息传到山东临沂，当地群众一片欢腾。邮电局门前挤满了人，等待买一份《大众日报》的“号外”。阅报栏前也聚集着一大群人，听识字的人在高声朗读。当念到停战令已经下达时，在场的人都鼓掌高呼“好啊！”一位50多岁的老大爷买了20多份“号外”，嘴里喃喃地说：“和平，停战，俺老百姓可盼死了！”郊区后皮庄的民兵们召开大会，传达停战令。村长激动地说：“共产党为了咱老百姓，去年9月毛主席亲自去见老蒋，替俺们提出要求民主的那个意见，哪知老蒋说人话，不办人事，开了一百多万大军进攻解放区。这回国民党发下停战命令，实在是毛主席谋虑周到，没有俺们组织起来的力量，庄户粗人，谁爱听俺们嚷嚷。”有的说：“还没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没听说国民党又向热河进攻了吗？我看咱们还得加点小心。”(2)
蒋介石是不希望和平的。就在停战令公布几天后，他向长沙发出紧急电报，要国民党第4方面军司令王耀武马上来重庆见他。王耀武是山东泰安人，出身贫寒，黄埔三期毕业生。抗战期间，他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在1941年春季江西上高会战中，他指挥74军重创日军，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很快被提升为方面军司令。在国民党将领中，王耀武被认为是比较有头脑，善于打仗的将领。
王耀武从长沙匆匆赶到汉口，换乘飞机到达重庆。蒋介石见到王耀武，面带笑容，勉励一通，然后表情严肃地对王耀武说：“我主张军队国家化，使国家彻底统一。但共产党不肯将他们的部队变成国家的部队，他们也就不会放弃消灭国民党和颠覆国家的企图。和平解决国事，没有希望。”他又说：“山东在地理上很重要，况共军在该省已有基础，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占领山东。控制山东可以支援华北及东北，任务繁重，而非李延年所能担任。我想将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调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将第4方面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改为第2绥靖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以你任司令官，司令部驻济南。”
回家乡当总司令，王耀武当然很愿意。但考虑到要与“共军”作战，又恐怕落下个发动内战的罪名，王耀武感到很矛盾。几天后他再次去见蒋介石，谈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第一，抗战胜利之后，军队风气太坏，需要整顿，目前不适宜与共产党作战；第二，官兵和老百姓都有厌战心理，想过太平日子；第三，要共产党放弃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最好能划给他们一个区域，可以减少冲突，也有利于国民党方面巩固地方统治。
蒋介石断然拒绝王耀武的建议，他说：“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他不容许我们休息。你们不要因为和谈放松了准备，我们如果被他们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山东很重要，青岛又是美国的海军基地，我们必须控制。”接着，他向王耀武面授机宜：“现在津浦、胶济路都被共军截断，我吩咐空军运送你的司令部和部队到济南。以当前山东的情况看，胶济路比津浦路还重要。你到济南后，应尽力打通胶济路。我们的军队将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占领后，再由点线扩大成面。”(3)
看来，蒋介石对于打内战是决心已下，而且有了具体的方案。王耀武作为蒋的嫡系，当然是坚决执行。这么多的部队，要空运到济南而不暴露目标，该是一件多难的事。王耀武与先到济南的李延年商定：飞机将军队运到时，机场戒严，用带篷的卡车将部队拉到空闲的工厂，不许与老百姓见面。对外就说是李延年12军的。这样，在1946年2月停战期间，国民党第4方面军的部队从武汉机场起飞，陆续运送到济南。
王耀武到济南后，发现情况确实对他十分不利。共产党在山东占有绝对优势，除了津浦、胶济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外，县城和广大乡村都是共产党的根据地。由于交通尚未恢复，城里的粮食、物资极度匮乏，人心动荡。济南这座历史名城，过去被人称颂为“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而现在是“三面八路一面匪，一城司令半城兵”。何应钦来济南视察，夜里听到城南郊区有机关枪和迫击炮声，不觉胆战心惊。早晨起来就问王耀武：“昨天夜里有枪炮声，你听到没有？”王说听到了。何应钦说：“济南郊区就有共军活动，他们如果用炮向城里射击，都可以打得到。这样对我们威胁太大，要把他们打远一些。”王耀武苦笑而已，何应钦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山东共军的力量优于我们，济南四面楚歌，处在孤立状态中，如不增加部队向外开展，前途并不乐观。”
别处的情况比济南也好不到哪里去。泰安城里闹哄哄地挤满了逃难的汉奸和伪军。有个人叫辆黄包车去县政府，走了一段路，车夫突然问：“先生，你去哪一个县政府？”原来八路军大反攻时，附近各县的伪政权和保安队都仓皇逃命，涌入泰安城，一个城里竟有八个“县政府”。这些汉奸把伪军和保安队纠集起来，自制“山东省防军暂编1师”的旗号，为非作歹起来。城墙上修了碉堡、垛子，城墙外挖了深沟。城里各街巷口都修了工事，这些都是强迫城里的老百姓拆房扒瓦，做苦工搞起来的。伪军在城里要吃要喝，三天两头向百姓派粮派款；伪军经常破门而入，抢了面条抢柴禾，还顺手拿走人家的衣服被面。老百姓愤怒地说：“鬼子投降以后这几个月，比鬼子在这里的八年还难熬！”当停战谈判代表来泰安视察时，每次都有许多老头老太太跪在街头哭喊：“救救我们啊！”(4)
而解放区这边，却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记者在临沂城看到：热闹的集市上纸烟、布匹、肥皂、毛巾等工业品应有尽有，价格也非常便宜。一条抽纱大手帕只卖3元，在重庆至少要500法币。蔬菜摊子更多，卖猪肉、生熟牛肉、煎饼、锅贴的摊子走几步就是一个。经济学家薛暮桥向记者介绍，自临沂解放以来，集市规模扩大了20倍。民主政权成立后，先是发放救济粮，然后是清算分配敌伪资产，同时发展生产，使当地面貌迅速发生变化。原来城里没有一家工厂，现在有了纺织厂、制硝厂。农民分到土地，养了猪，现在一斤猪肉仅14元（解放区货币），普通农民也吃得起。走在街上看着每个人的脸，都流露着喜悦和兴奋的表情。(5)
山东的大部分矿产资源也掌握在解放区人民手中。著名的枣庄煤矿，我方控制着三个大矿井、七个小矿井，占全部矿产的90%。周村煤矿在我方积极修复下，已经日产2 000多吨煤。胶东的金矿也恢复了生产。淮北沿海地区的大部分盐场也在我方控制之下。我军恢复了运河的航运事业，促进了华中、两淮和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往来，运河的税收为解放区经济增加了收入。山东解放区当时是各解放区中最富庶的，有力地支援了中共中央和其他解放区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令国民党当局垂涎妒忌。
1946年1月24日，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从徐州飞到峄县，与山东解放区领导人会晤，商谈停战协定执行问题。陈毅、黎玉、张云逸、陈士榘、舒同等前往迎接。美方代表黑里斯上校询问陈毅停火执行情况，陈毅直言相告：我军部队严格执行了停战令，但一些地方的伪军拒不投降，仍向我方开枪挑衅。至于国民党方面声称我军仍在进攻，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
黑里斯上校问：“目前在临城为共产党军队包围的政府军，粮食极感困难，可否下令将部队向后稍撤，给对方解决此问题以方便？”
陈毅答：“我们正在这样做，日前我方曾几度派人前往临城交涉，允许其运粮。”
黑里斯又问：“据盐务局报告，共产党部队在苏北控制许多盐田，希望能将部队撤离以上地区，以便恢复生产。”
陈毅答：“这些盐田都是我军从敌人手中夺回来的，因为国民党盐务局在抗战初期即到大后方去了，现在以上盐田，已交当地民主政府管理，并早已恢复生产。”
黑里斯上校又说：“煤为上海、南京各大都市需要，希望共产党军队控制的煤矿，不至损坏矿上的设备才好。”
陈毅答：“煤不仅为各大都市需要，而且也为我们解放区人民所需要。我们对山东的煤矿，无论公营和私营，均一律采取保护的方针。比如山东的淄博煤矿，我军曾和敌人反复争夺过三次，最后终为我解放。我们对该煤矿主要考虑如何复工的问题。”
陈毅见黑里斯上校絮絮叨叨，好像在为国民党讨饭，不觉好笑。他将话题一转，指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伪军仍盘踞着若干地区，拒不向我军投降。而且国民党方面无理剥夺我军受降的权利。陈毅严肃地说：“一个打胜仗的士兵，他应得到战利品；一个打胜仗的军队，他应该受降。假如剥夺这种正当权利，不仅不公道，不合正义，而且是一种侮辱，这是很难容忍的。”
陈毅的谈话，从容大度，有理有节，黑里斯上校为这位共产党人的风度所感动，连连点头称是。在谈判桌上，共产党人先赢了一分。(6)
1946年3月1日，陈毅、黎玉等乘飞机从临沂到达济南，准备迎接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来济南、徐州视察军事调处事宜。在济南等候的一天中，陈毅会晤了王耀武。陈毅快人快语，开门见山就问：“你们的报纸说，‘山东国军对共军像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一样’。是真的吗？”
王耀武表情尴尬，很不好意思地说：“那是吹牛皮的。”
陈毅说：“不信可以试试看，究竟谁卷谁？你们需要对我们研究一下呢，我们对你们是有研究的，承认你们的长处。可是你们的报纸总是什么‘土匪’长‘土匪’短的，都是王婆卖瓜的那一套。”
王耀武说：“很感谢你，你真坦白。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这一套。你们有三大好处。”
陈毅有兴趣地问：“哪三大好处？”
王耀武说：“一是共产党方面还读书，经常看到你们高级长官在报纸上写文章，讨论问题。国民党内哪里有谁念书呢？有时间都吹牛拍马去了。二是共产党与群众关系好……”
陈毅幽默地打断他的话：“你们不是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吗？”
王耀武说：“那是宣传的。三是你们军队打仗士气高，国民党方面不如你们。”
陈毅觉得王耀武还是个说实话的人，有些见识。就说：“我们也有缺点，一是读书没止境；二是与老百姓关系也有不好的，与地主的关系便是搞不好的；三是我们军队的装备差。”
三天之后，陈毅到了徐州，又见到“皖南事变”的老冤家顾祝同。陈毅对他说：“现在和平民主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北伐是一种潮流，你和蒋先生都是那时候起来的，可知顺潮流的人便能存在。抗日也是一种潮流，现在民主和平也是一样，谁想抗拒阻止，他一定要失败的。”
看顾祝同表示同意，陈毅就问他：“你看和平民主是否有希望？”
顾祝同说：“这完全决定于美国。美国人要打就非打不可，美国人不打，要打也打不起来的。”
陈毅问：“老先生不是闹着要打吗？”
顾祝同说：“委员长也没有办法，老头子能顶什么事！”
陈毅问：“打起来前途如何？”
顾祝同说：“你们作战勇敢，但装备不好，现代战争主要是技术决定一切的。”
陈毅顶他：“我们也缴获了日本人很多武器，装备不一定差吧。现在美国人要打，你们应该起来反对嘛。”
顾祝同摇着头说：“国民党内部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真难说。你们共产党的报纸说我是‘皖南事变’的刽子手，其实真冤枉。我不过是执行命令。”
顾祝同毕竟是老奸巨猾，他知道当面斗不过陈毅，就派参谋长去作说客。参谋长先给陈毅戴高帽子，吹捧一通，然后说：“陈先生要负责让步些，不要给国民党刺激太多了，让好战者找到借口。”
陈毅立即反驳：“你的话不对，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刺激太大太多了。如果进犯解放区，我们是要坚决自卫的。你们总是称我们为‘土匪’，这不是刺激吗？你看我是不是‘土匪’？”
参谋长说：“陈先生很有学问，哪里是‘土匪’。”(7)
国民党反动派一向口是心非，他们当面说好话，背后却一再搞阴谋，用种种手段破坏谈判，制造事端。
1946年3月2日，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一行飞抵济南。陈毅、黎玉及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何思源、第2绥靖区长官王耀武等到机场迎接，然后一同到国民党省党部大楼开会。济南老百姓挂起彩旗，张贴标语，夹道欢迎“和平使者”。但在欢迎人群中，发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少数人乱喊污蔑共产党的口号，但响应者寥寥。
当三人小组分别听取了国共双方代表所作的汇报后，省党部大院里聚集了一批“学生”。他们呼喊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回家”，一个中年男人混在他们中间低声吩咐：“一定要求周恩来出来讲话，你们的口号和要求态度要强硬。”当周恩来出现在讲坛上，他从容镇定地对大家讲道：
“各位先生，我和马、张两将军在此受到各位热烈的欢迎，甚为感谢。诸位的希望很清楚，就是要和平。抗战胜利后，我和马、张两将军所努力的就是要全国实现和平。山东在抗战当中，在敌人的残酷统治下，受尽了痛苦，我现在来慰问诸先生。现在乡村和城市不应再隔绝了，应该恢复交通了，城市父老需要粮食，乡村父老需要商品，我们应该保证实现这些要求。我看见王耀武将军和陈毅将军握手言欢，我很高兴，山东从此可以获得和平。这次我们三人来，诸位所希望的和平、民主、统一是一定要实现的！”
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大家脸上露出了笑容，鼓掌之后便散去了，并没有发生一些人盼望的反共场面。(8)多年后王耀武在回忆录中承认，这些请愿是国民党当局策划的，鼓动一些地主子弟和国民党职员闹事，“借机诬蔑共产党，使周副主席难堪，使马歇尔认为山东的百姓是反共的”。遗憾的是，这些把戏又失败了。
停战谈判期间，共产党和民主政府认真执行协定，积极配合停战谈判的工作。各军分区向执行小组提供详细材料，标明我军各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并介绍等待回国的日军和伪军的驻地和具体情况，便利执行小组进行划界和调停。执行小组在解放区活动期间，我方都给予热情接待。而国民党方面一再玩弄阴谋，以种种手段进行挑衅。当执行小组前往地方视察时，经常遇到闹事者高喊诬蔑共产党的口号，扣留、毒打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例如1946年5月21日，第22小组我方代表甘重斗及翻译吴武汉到枣庄中兴煤矿开会，解决伪军王继美部盘踞破坏煤矿设备问题。会后乘车返回途中，遭到便衣伪军士兵毒打。甘重斗被打断肋骨，伤势严重。在山东野战军总部强烈抗议下，被军调部送往北平医院治疗。6月10日，执行小组到晏城调解伪军向我军挑衅事件，途中遭到伪军射击。结果子弹不长眼，打死了国民党联络官雷奋强，我方人员刘仁秀负伤。国民党方面硬说雷是被共军打死的，将我方代表缴枪、扣押几天，又强迫他们离开济南。从2月中旬到6月中旬，仅我方代表团向军调部提供的备忘录中，我方谈判代表和小组工作人员被侮辱和伤害事件就有25起。国民党军和伪军向我方挑衅的事件就更多了。
国民党利用停战时期暗中备战，调遣军队，并得到美国人的暗中支持。当时泰安城内驻扎着宁春霖部伪军8 000余人，在我军包围下，已成瓮中之鳖。粮食弹药都极为缺乏。王耀武想保存这部分力量，设法让其突围到济南。如果没有足够的弹药，这帮家伙出城不远就会被我军消灭。当时我军严守停战协定，停止对泰安的军事行动，并允许往城内运送粮食柴草。王耀武想借运粮的机会，把子弹装在麻袋里，每次运几十包。他把偷运子弹的事预先告诉了美方代表雷克上校，得到他的默许。正逢军事调处小组要到泰安视察，王耀武命令部下把子弹与大米混在麻袋里，装了几车厢，随车运到泰安车站。不料搬运工人卸货时，感到有的麻袋重，有的麻袋轻，产生怀疑。我方代表要求开包检查。国民党代表慌了手脚，命令关上车厢，宁可再拉回济南，也不让开包检查。结果，偷运子弹没有成功。雷克上校也当众出丑，回去对王耀武大发牢骚。
1946年3月间，国民党在济南制造了一起“王道事件”。王道是鲁中军区独立旅旅长，奉命带几个干部到济南与国民党省政府接洽交换日用品的事情。国民党军统特务诬陷王道是共产党派来搞情报的，硬将他们扣留起来。特务编造了王道等人的脱离共产党的“电报”，造成既成事实，让他想回也回不去。国民党特务的如意算盘是：王道不是老八路，原来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后来带部队投奔了八路军。把他争取过来，可以得到许多共产党的情报。他们派王道去给国民党军官办训练班，教授对付共产党的战术。谁知王道讲课时反复宣传共产党的好处，说：“共产党就是因为抗战到底，才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学共产党的方法来对付共产党，首先就学他们诚心诚意为人民。解放区的社会秩序就是好，没有二流子，没有浪费和不生产的事，所以遇到灾荒也饿不死人。”特务们把情况报告给王耀武，王耀武感叹地说：“共产党真厉害，像王道这样的人，过去是国民党的旅长，一旦投了共产党，竟对共产党如此忠心。不要让他讲了，把他关起来好了。”后来王道被关了将近一年，才被人救出，辗转回到了解放区。(9)
在停战的半年内，国民党当局从各方面捣乱破坏，给解放区制造困难和麻烦。1946年1月，南京政府宣布“黄河归故”的决定。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与日军作战中节节败退，为了阻挡日军进攻，竟然不顾中原百万人民的生死安危，炸开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大片“黄泛区”，造成河南、安徽、江苏的44个市县受灾，淹没耕地84万公顷，89万人死亡，390万人逃荒。从此后，黄河改道经由中牟、扶沟、太康等县，夺颍河、涡河入淮河，再入黄海。抗战期间，花园口以下黄河故道成为我冀鲁豫、山东抗日根据地管辖范围。
从理论上说，黄河应当回归故道。但是国民党选择的时机居心叵测。正如周恩来1946年1月8日的谈话所指出，蒋介石急于将黄河回归故道的用心“就在想利用黄河水淹死豫、鲁解放区人民和部队，隔断解放区的自卫动员，破坏解放区的物资供给，好便于他的进攻和侵占，以达到他的军事目的”。
黄河改道八年间，从花园口到山东利津的下游故道变化很大。由于河床干枯，很多老百姓迁到大堤内开荒种地，拆护堤的砖石盖屋建房。形成了200多个村庄。河堤多处被挖开口子，变成通衢大道。黄河归故，首先要迁移几万户居民，修复上千里破旧的河堤。这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办到的事情。国民党方面不顾解放区老百姓死活，强行在花园口开始堵口工程，扬言要在两个月内合龙，将黄河回归故道。国民党的蛮横行径引起了故道两岸人民的愤怒，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共中央指示冀鲁豫解放区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渤海解放区成立黄河河务局，一面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一面动员群众做好准备工作。在国内舆论的谴责下，国民党当局被迫暂停堵口，与解放区代表谈判。1946年4月在开封达成初步协议：堵口与修复大堤同时进行，由南京方面拨款救济河床内的迁移百姓，并解决修堤所需的民工、物资、运输等工程费用。
国民党政府为了发动内战，加紧堵口行动，白崇禧、刘峙等将领先后到花园口视察，带有明显的军事目的。对解放区的救济粮款和工程用款，则一拖再拖。根据协议，解放区一期修堤工程应由南京方面拨款100亿元，实际只拨40亿元。7月应将8 800吨面粉运到菏泽，2 500吨面粉运到渤海解放区。实际上只有500吨运到菏泽，1 300吨运到渤海区，致使数万修堤民工忍饥挨饿。1946年7月国共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山东长清、东明等地袭击修堤民工，抢走修河工具，多次骚扰。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合龙，黄河水滚滚东流，全部注入故道。沿河的濮阳、范县等10个县的河滩区内就有237个村庄被淹，淹没耕地27万亩，造成了大量新灾民。国民党借黄河归故之名，行淹没解放区之实的罪恶行径，暴露无遗。(10)
在制造摩擦、对解放区进行破坏和挑衅的同时，蒋介石抓紧时间整顿军队、调兵遣将，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1946年3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复员整军”会议，名为裁减军队，实为整顿军队质量，进行战争动员。蒋介石在会议上说：“我们在政治、经济、外交上都有信心，有把握取胜，问题是在军事上，就是在你们这些高级将领身上。你们是否有把握指挥自己的部队打败共军？你们必须确实掌握好你们的军队，不要腐化堕落，要努力完成任务。”国民党军队经过一个时期的整顿，把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如王耀武的老部队74军改为整编74师，由张灵甫任师长。原来的师整编为两个团建制的旅，拆散一个团补充其他的团，使之达到满员。多余的军官调到后方，拉大批青年学生入伍，进行训练。以日军投降缴获的武器和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部队，重点装备几个嫡系部队。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国民党军队编制少了，而战斗力实际上加强了许多。整编好的部队陆续调往靠近解放区的战略要地，以求集中优势兵力向解放区发动突然进攻。华东地区是蒋介石进攻的重点，1946年1月停战令生效时，国民党军在华东共有17个正规军47个师，加上部分伪军。到6月底，南京方面陆续将第100、65、99、5、73、88、54军共7个军、19个师增调到华东解放区周围。这样，国民党军对付华东解放区的总兵力达到23个军，共52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停战半年时间，国民党方面对华东解放区的袭击达900余次，蚕食村庄城镇300多个。
当时，国共双方的争夺焦点在东北，中共中央命令东北局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坚决斗争，组织四平保卫战。而在其他地区则尽量保持克制，避免与国民党破裂。因为对全面内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和平”的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干部和部队。有的同志认为，战争一时打不起来了。山东8师曾在一个连队进行调查，全连72人，认为“人人要和平，和平可靠”的占44人；认为“努力就可靠，不努力不可靠”的占7人；认为“解放区地面小，蒋介石队伍多，美国还帮他，现在小冲突，将来大冲突，和平不可靠”的占21人。可见，能保持警惕性的同志仅有三分之一。在根据地后方，也出现了许多混乱的现象。许多人要求复员，回老家去过太平日子。机关脱产人员大量增加，财政开支盲目增长，出现赤字。本来各根据地依靠征收公粮就能维持党、政、军人员的口粮，由于脱产人员剧增，粮食供应也出现紧张。有的单位“自筹经费”，竞相开设商店，与民争利，影响了市场的稳定，造成物价上涨。有的地区解散或削弱了民兵武装，这些现象在淮南地区表现比较严重，全面内战爆发后，使得淮南地区出现了不应有的混乱局面。(11)
这种情况，不仅华东有，其他根据地也有。蒋介石表面上鼓吹“民主”，召开政协会议，却根本不承认政协的决议。暗地里却调兵遣将，加紧内战准备。中共中央很快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乐观情绪中清醒过来，1946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的，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方案我们是不愿其破坏的。但反动派必欲破坏，只要使人民了解这是由国方破坏的，而不是由我方破坏的，那对于中国的前途，也会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不破坏它们，但我们决不怕反动派破坏，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12)
山东、华中的领导人接到中央指示，命令各部队开展“百日练兵”运动，提高政治觉悟，加强正规化训练，以便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严重局面。果然，从4月起，东北炮声隆隆，东北民主联军展开四平保卫战，与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激烈厮杀。战斗持续了一个月，我军因消耗过大，主动退出四平，放弃长春，撤退到松花江北岸。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在短暂的停战期间，向中共驻南京谈判代表团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苛刻条件：中共让出南满、西满、东满地区，只准许保留3个师的编制和北满部分地区；中共让出热河、察哈尔全境；中共立即退出山东新收复的城镇，让出烟台、威海卫让国民党军进驻；让国民党军队继续增兵青岛、天津、北平，以便使美军撤退。
面对蒋介石的恐吓和威胁，周恩来愤怒地拒绝了国民党的条件。中共中央迅速通知各解放区，全面内战将于7月爆发，各部队要加紧准备，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平的气氛已经散去，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2) 《大众日报》1946年1月16日。
(3) 王耀武：《蒋介石指示我在山东破坏和谈和调处的真相》，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4) 李普：《泰安城的悲哀》，《大众日报》1946年3月2日。
(5) 李普：《临沂风光》，《大众日报》1946年2月28日。
(6) 《大众日报》1946年1月30日。
(7) 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8) 周而复：《济南一幕》，《大众日报》1946年3月9日。
(9) 王耀武：《蒋介石指示我在山东破坏和谈和调处的真相》，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10) 王传忠等编：《黄河归故斗争资料选》。
(11) 南京军区战史资料编辑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第1章第2节。（1958年8月初稿）
(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