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蔡元培 世间总有一束光，照亮一个时代的夜空

蔡元培一生贫寒，去世时连棺材都买不起，只留下一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一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大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1917年1月4日，北京下起了雪，天很冷，路上行人匆匆。一辆马车缓缓停在北京大学门口，从马车上走下来一个戴着眼镜、穿着长衫、身材消瘦的人。他是蔡元培，新上任的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按照惯例，十几个校役侧立两旁，齐刷刷向他鞠躬致敬，空气变得很凝重。突然，他扭过身来，将腰深深地弯下去，给校役们鞠了一躬。校役们呆住了，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待遇。那时候，北京大学校长可是内阁大臣、衙门的大官员，根本不把校役这些下人放在眼里。

蔡元培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27岁是翰林，是当过中华民国的教育总长、敢和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拍板决裂的书生，是那个时代地位最高的读书人。

可是在他眼里，人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管是政府高官，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是人，在人格上就应该是独立平等的，都应该有独立的尊严。蔡先生这一鞠躬，就是读书人最大的修为。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职典礼上正式发表演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大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这个演说直接为大学教育定了基调。在场的师生为之一振，大家开始议论：“蔡先生这是要和积累多年的陋习决战啊！”是的，他们猜对了。蔡元培来北大上任，就是要把大学教育的陋习连根拔起。

大学不是混毕业证的地方，更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而是做学问的地方，是为国家提供有识人才的地方，只有扎实的学问才能带领中国走向未来。

二

“凡无学识，误人子弟之中外教员，一律开缺，永不延聘！”

蔡元培上任之前，北大已经走马上任了几位校长：严复、何燏时、胡仁源，个个都是响当当的读书人。可当时的北大是衙门学校，乌烟瘴气。来此求学的多为官僚纨绔子弟，只为混张文凭，毕业之后，靠文凭升官发财。当时的北大被称为“官僚养成所”。

在校园，大家管出身官宦之家的公子叫老爷，公子们上课还带着听差，上课铃响了，仆人去叫：“请老爷上课！”上体育课，教员们喊：“老爷们右转，开步走！”下课了，老爷们就成群结队跑到妓院吃花酒、打麻将。

蔡元培刚上任没几天，教员张思秋拿来上学期的考勤记录。

“怎么缺勤的这么多啊？”

“蔡先生，这几个缺勤的我们也管不了啊！这是段祺瑞大谋士徐树铮的外甥，这是大总统黎元洪的亲侄子！缺课的老师是英法公使亲自指派的教员克德莱！我们得罪不起呀！”

克德莱是英法公使指派的教员，他和徐佩铣、燕瑞博几个外国教员不好好教课，整天钻进八大胡同的妓院喝花酒，还美其名曰“探艳团”！把校风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

蔡元培当即拍案而起：“开除！”

“凡无学识、误人子弟之中外教员，一律开缺，永不延聘！”

要知道，蔡先生这个决定，得罪的可是整个中国都不敢得罪的英法帝国，克德莱找来英国公使朱尔典质问蔡元培，蔡元培并不买账。

蔡元培冷冷一笑，横眉冷对。朱尔典就用外交手段，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外交总长伍廷芳给蔡元培写了几封信，劝他向外国人低头。

蔡元培只回了一封，赫然写道：“本校辞退教员全是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什么不妥。要是克德莱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

三

“学问是最高的文凭，学识是读书人的通行证。”

“大学的讲台，唯一的规则就是读书人的学识。”

1916年12月20日，蔡元培还没到北京大学赴任，就一个人跑到北京西河沿中西旅社，拜访一位来自安徽的年轻人。那位年轻人看上去很不靠谱，每天除了睡懒觉，就是到处玩。

这个年轻人就是陈独秀，蔡元培知道他有晚睡迟起的习惯，就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等。可陈独秀根本就不想去北大教书，只想回上海继续办《新青年》。

蔡元培就说：“你可以把《新青年》杂志办到北大校园啊。”还对陈独秀说，“你可以来当文科学长。”

1917年，梁漱溟24岁，发表过几篇论文。听说蔡先生在北大当校长，就把论文寄给蔡先生，希望自己能够到北大读书。蔡元培约他到校长室：“你的才华可以到北大当老师。”

梁漱溟说：“蔡先生，可是我只有初中学历。”

“你可以来的，就当学术探讨交流好了。”就这样，梁漱溟到了北大任教，成为一代大师。

梁先生到了晚年，还感谢蔡先生：“没有蔡先生，就没有我梁漱溟。”

有一位怪学问家叫张竞生，搞了一本奇书，叫《性史》，把房事当成一门正式的学问做研究，被当时人们大骂伤风败俗，有辱斯文。到了蔡元培这里，就一句话：“张先生的研究蛮好的，他可以来北大教哲学。”

这就是蔡元培办教育的魄力。在蔡元培眼里，学历不重要，背景不重要。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是有学问的读书人，有修为，讲道德，有治学决心，我就敢破格任用。

在他眼里，才华是读书人的通行证，真才实学才是读书人的脸面。

四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大学就应该有朗朗的读书声，有各抒己见的争论，有誓死捍卫学术的决心。

蔡元培刚到北大赴任，就在校门口贴上了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公告。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举动，北大学生冯友兰却看懂了：“陈独秀是那个时代最激进的青年，是敢说‘我不在研究室，就在监狱’的大知识分子。”

蔡先生不单带来了陈独秀，还把争论也带到了北大。

当年的北大，既有陈独秀这样激进青年人办的《新青年》，也有以国学大师黄侃为首的守旧派办的杂志《国故》。陈独秀大谈民主、自由、解放，黄侃等人向往魏晋风流，大谈魏晋玄学。

钱玄同上课大谈白话文的推广，隔壁课堂上的黄侃骂声不绝，一堂40分钟的课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批判白话文。

胡适大力推广白话文，黄侃就对着干。有一次在课堂上，黄先生举例：“如果胡适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一定是：‘你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这需要用十一个字，而文言文只需要四个字：‘妻丧速归。’”

胡适听闻，立刻回击。上课举的例子是：“前几天，行政院邀请我做秘书，我拒绝了。如果用文言文肯定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用了十二个字，如果用白话文只需要五个字：‘不干了，谢谢。’”

国学大师辜鸿铭是一位怪咖。都民国了，大清早亡了，他还穿着马褂，戴着瓜皮小帽子，留着辫子，像个腐朽不堪的前清遗老。学生取笑他，他就反击：“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许多学生不理解，说蔡先生不该把这样的老古董带进北大这样的学校。蔡元培回复：“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并不是让你们学他的复辟。”

陈独秀称赞蔡先生：“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当时的北大，群星璀璨，大师辈出，有27岁的“胡博士”胡适，有拖着辫子登北大讲台的辜鸿铭，有横眉冷对的鲁迅。这就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誓死捍卫学术上的争论，包容不同的意见，也包容异端。

五

“你要治罪，治我一个人好了。”

1919年5月，爱国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结果事态演变成了打了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政府当即抓了30多个学生，其中北大的学生占了一大半。

得知学生被抓，蔡元培从5月4日一直没合眼，一直营救学生到5月7日。反复和政府磋商，甚至放了狠话：“要治罪，治我一个人好了。”他愿意用消瘦的身体，为手无寸铁的学生提供避难所。

如此有担当的校长，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吧。

当学生被营救，蔡元培立即向北洋政府提出辞职。北京各个高校苦留蔡先生也是感天动地。北京各校代表开会决定，以北大全校师生名义，呈请政府挽留，北大罢课后援：“蔡先生如一日不回，我们就一日不开课。蔡先生不留任，北大全体教职员一起辞职。”

高校联盟代表团27人前往天津找蔡先生。到了天津，听说蔡先生已返回上海，又推举4位代表去上海找蔡先生。这一追就是一千多公里。这就是读书人的义薄云天，这就是读书人的惺惺相惜！

有如此人格魅力的校长，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吧。

鲁迅性格乖张、孤傲，向来以不合群著称。北洋政府把他从北大裁了，他的生活变得非常窘迫。蔡元培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而鲁迅倡导自由主义，两个人观点大相径庭。

鲁迅也曾点名批评蔡元培，说自己和蔡元培气味不投，说蔡先生是小仁小义，而蔡元培并不生气。

1927年，当鲁迅生活极为窘迫时，蔡元培知道了，又聘任他做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每月不用上班，给300块大洋。他只是不忍心看读书人受苦。

1932年，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日子过得极为艰难。蔡元培知道了，又托人给他安排到了商务印书馆工作。

许多知识分子说：“真正心疼读书人的，真正有度量的读书人，全天下大概也只有蔡先生了。”

六

“求知不分贵贱，校门向每一个年轻人敞开。”

“校长不是官僚，校长室向每一个学生开放。”

1915年，大哲学家冯友兰20岁，是从河南来到北大求学的学生。1918年，冯友兰要办一件事，需要北大校办开证明。

时间特别紧急，照正常手续办下来，肯定是来不及了。于是他放开了胆量，直接去见蔡校长。他进了校长的院子，院子一片寂静。校长室门虚掩着，没有一个保卫人员，没有服务人员，也没有秘书，只有校长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办公。

冯友兰进去说明来意，蔡先生就和蔼地说了句：“这是好事，当然要批证明书。”然后写了一个字条给他，让他拿到文学科去办。

冯友兰回忆：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没有校长架子，穿着长衫，贵为校长，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肃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

办公室的门永远向学生敞开，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吧。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前，北大就有招收旁听生的制度，需要旁听生支付一学期两元的旁听费。蔡先生一来，旁听制度就更加开放了。他说：“每个人都有求知的权利，大学应该是对外开放的。”

蔡校长来了，北大不单有正式生、旁听生，还有偷听生。这些旁听生里有大作家丁玲、大作家茅盾、大作家沈从文、大作家瞿秋白，靠着旁听，许多学生成为了一代大家。

有个注册的旁听生叫曹靖华，他旁听俄语，后来成为著名的翻译家。每次说起蔡先生，都深情地说：“没有蔡先生，就没有我的翻译之路。我是蔡先生的学生。”可以说，那时候全天下的读书人，都是蔡元培的学生。

马叙伦教授说：“蔡先生在时的北大，校园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听；二是图书馆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看；三是食堂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吃；四是浴室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洗；五是体育场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玩。”

还有一次，一个叫王昆仑的北大学生问蔡校长：“我姐姐想读北大，北大招不招女学生？”

女孩上大学，这在当时的社会可是离经叛道的事，甚至还会影响一个学校的声誉。而蔡元培却微笑着反问了一句：“她敢不敢来？只要她敢来，我就敢收。”

就这样，王昆仑的姐姐王兰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女大学生。

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有魄力的校长，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吧。

七

1922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去美国考察。当时，学生们去码头上接蔡先生，见蔡先生依然是一个人，仍然是一介寒儒，不由得鼻子一酸，落下泪来。

“蔡先生依然是书生本色，身上依然没有一点儿架子，也没有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看上去还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里。”

在他眼里，富贵不重要，读书才重要。如果一个国家连学术都不讲了，那这个国家就无药可救了。

蔡元培一生颠沛流离，到了暮年，却连一处住宅也没有。学生们看着寒心，一直想着帮一帮蔡先生，让他安度晚年。

1936年，蔡先生过生日那天，当年北大他帮助过的100多名学生，决定合赠一所住房给蔡先生，让蔡先生可以安度晚年。可是还没等住进去，抗战就爆发了。蔡元培举家移居香港。

1940年3月2日，蔡元培早起时，摔了一跤，三天后在香港去世了。

消息传回正在抗战的中国，全国上下一片哀悼。

蔡先生生前可是中国最大的知识分子，曾任国府委员、司法部长、教育总长、中研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多重职务，可谓“位高权重”。去世时却无一分遗产，清贫如洗，甚至连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人帮忙众筹。

“蔡先生一生都在资助别人，却连棺木都买不起。”他清贫得让人落泪，清贫得让人敬佩。

如此清寒的读书人，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

这些读书人，像呵护生命一样小心呵护着那人世间的一点亮光，生怕沾上一丝灰尘，生怕随时熄灭。

蔡先生去世后，香港市民万人公祭。

蒋梦麟先生说蔡先生：“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美国大哲学家杜威说蔡先生：“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人。”

梁漱溟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个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蔡先生当过高官，做过校长，可一生自始至终都是个清白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