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服装起源的理论研究
关于服装的起源，研究者众说纷纭，各有侧重。就人类进化的过程来看，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说，服装对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辅助生理机能的不足有着重大的关系。但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说，人类对服装方面所作的要求更加复杂。在原始的观念中，天灾地变，生老病死，都是由神灵和魔鬼发力，这些是非人力所能抗拒的。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就要使用护符，或者使用其他装饰物，同时也可作为象征阶级、身份的信物，或用以恐吓敌人，因此有各种各样的服装和装饰（图2-7～图2-9）。
图2-7 原始人类用兽牙、螺、骨、滑石等制作的饰件
图2-8 石器时代欧洲的服饰
图2-9 现代原始部落的服饰
一、服装起源诸学说
服装起源诸学说按照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种类：基于对人体需要的人体防护学说和反映社会生活意识的人体装饰说。在这两大类别中，由于研究者的考察切入点不同，则众说纷纭，常见的有大致以下几种，如图2-10所示。
图2-10 服装起源诸学说
所谓适应气候是基于人类生理上的一种客观需要，是针对寒冷的冬季、酷热的夏季等不同气温的较大变化及其对人体的绝对影响而言的。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要学会适应大自然的各种特性，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共存。基于这个原因，人们要通过使用具有多种功能的原始服装材料，来有意识地包裹自己的躯体或身体的某一部位，来保证人体的相对舒适、安全，防止自然现象和自然的变化造成人体的疾病与人体的伤害。然而这一学说也有很多研究者持反对意见，例如，在新几内亚的巴布亚人，是居住在海拔2000米以上平均气温只有10℃左右的山区的现代原始人。气温虽然很低，可是那里的男子除了包裹着阴茎套之外全身裸露，女子也只是用树叶编织成腰饰围在腰间，其他并无用于保护身体的衣物，而在某些热带地区，很多土著至今还过着近乎裸态的生活。
身体保护说认为，衣物的产生并非仅仅由于寒冷所至，而是为了防止自然界的其他外物对身体的伤害，所以才穿着衣物来保护身体的某个部分。我们也可以推测，这对于逐渐脱落体毛的人类而言，外界物体很容易伤害到人体柔软的皮肤，如草木对人体的划刺、蚊虫对人体的叮咬等。兽类的厚实皮毛具有防护其躯体不受外伤的自然功能，而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为了保护人体皮肤或生殖器官，自然地也就会利用兽皮来包裹自己的部分躯体。我国的学者多认为服装的起源“其根本原因是出于实用”。马克思主义认为：“那些原始民族用来做装饰的东西，最初被认为是有用的，或者是一种表明这些装饰品的所有者拥有一些对于部落有益的品质的标记，而只是后来才开始显得是美丽的”。可以肯定地说，服装的使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
原始人类生活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思想意识还处于萌动状态，所以当时人类还不能理解自然现象和灾难，将其归结为受魔鬼与灵魂的影响。原始人类认为宇宙间充满了这类影响，降临在人间的各种灾难，如生病、死亡等，都是魔力的作用。为了避免这些灾难的降临，人们创造了各种抗魔法，由于人们不可能永久地不停地进行抗魔活动，人们又想到了最简单的并且是永久性的抗魔行为——在人身上佩戴各种各样的护身符，如兽皮、贝壳、虎爪等，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开恶魔的“袭击”，这种方式又省掉了各种烦琐的仪式，为此人们戴上了各种据说是有着魔性的物品，这种具有魔性的物体披挂在身上以后，不仅起到了一定的装饰人体的作用，还构成了服饰产生的动力。这种观点与人类学家的新近观点是一致的。
一般来说，艺术的最早形式是实用性的而不是纯粹为了追求审美，服装作为实用性的艺术，随着服装历史的发展，服装便慢慢摆脱了原来的使用目的，即抵御恶魔的目的。艺术、工具和其他物体的后期形式逐渐具有了装饰性，甚至随着文化的进步，原有的实用性也降低或消失了，而装饰功能却保留了下来。据了解，服装的后期发展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今天所穿着的服装的许多特征纯粹属于装饰性的，而这些纯粹装饰性特征过去都曾是有实际用途的。
如果赞同服装的驱魔功能先于装饰需要，那么大多数学者所持的装饰是服装的第一动机的观点就需要加以修正，也就是说保护而不是装饰成了第一动机。当然，那时的保护和今天的保护功能是不同的，原始人的保护有其特定的内涵。
服装的装饰功能和驱魔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发展，并在同一物体上实现，装饰的动机逐渐增加了其独立性，这样即使驱魔动机退居其次甚至消失，而装饰的动机依然存在。不过驱魔的动机从未完全消失过，在今天，人类仍然表现出原始人所具有的心态，仍然希望具有灵性的物品能给我们带来好运避除厄运，例如，不少人有时或终身戴项链、玉佩、手镯、宝石或其他据说有抗魔性的小装饰品，甚至还流传着许多今天作为装饰品用的黄金、宝石、玉器能够避邪驱魔的传说。
象征说认为，最初佩戴在人体上的小物件是作为某种象征而出现的，只是到后来演变成衣物和装饰品。这种观点与护符说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之处，这是由于护符说也是认为人类服装的起源是为了驱魔而穿戴在身上的一种符号，它具有一种魔力的象征。
象征说还特别强调了生活在热带地区的早期人类，他们并不担心寒冷的袭击，也没有羞耻的意识，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穿衣呢？正是由于某些材料或形状代表了某种寓意，从而使他们产生了穿戴的愿望和冲动，如羽毛在某些人的心中象征着美丽，兽骨或兽皮在一些人心目中象征着威猛和力量，有些物品象征着神灵，某些造型又象征着性爱和追求等。将这些东西披挂在人体上便成为衣服的初始，只是到后来又经过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才逐渐形成了真正的服装。
审美说认为，服装的起源是人类对美追求的结果所导致的，是内心感情的物质外化。人之所以要穿衣物就是为了美化自身，这是人类想使自身更具有魅力，用自己认为美的物体来装饰自身的一种本能的冲动。
原始时期的人类是不懂得穿衣的，也不需要用衣服来保护，至今还有一些民族过着原始的生活，他们不穿衣服，但懂得装饰自己。原始人类运用飞禽的羽毛、植物的枝叶来装扮自我，甚至用赭石、白垩土和彩色的泥土涂抹身体，用刺青、疤痕、损伤或改变身体等手法都可能是出于对审美的需要。审美说强调：对于原始人来讲，装饰身体是他们的第一需要，保护身体是第二需要，是人类开化和文明以后的事。
在大多数原始民族中，有不穿衣服的民族，而绝没有不装饰的民族。有人曾做过实验，年幼的孩子对装饰的快感比裸露的羞涩感发展得更早些。小孩子对于装饰物表现出来的兴趣往往是自发的、先天的，而对于保护和遮羞的需要却是在成人环境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是被动的、后天的。
也有人把“性差说”称为“异性吸引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之所以要用衣物来包裹和装饰自己，是因为性的差别，即因为男女两性为了相互吸引对方，引起对方的注意和好感，故而把性的特征装饰得非常突出（有的是夸张，有的是美化）。性差说体现的是原始人类个体通过外观的整饰及自我吸引力的表现，以达到吸引异性和自我肯定的目的。这一学说和遮羞说正好相反，因为遮羞说认为：人类为了遮羞才进行穿衣行为。遮羞就是性的掩盖，但是性差说则是强调性的表现、两性特征的区别。正如格罗塞（Ernst Grosse）在《艺术的起源》艺术书中说道：“原始身体遮护首先而且重要的意义，不是一种衣着，而是一种装饰品，而这种装饰又和其他大部分的装饰一样，为的是要帮助装饰人得到异性的喜爱。”这也证明了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有着最原始的本能和天性。
遮羞说认为，人类之所以要进行穿衣行为，用各种方式来遮盖身体，是出于羞耻的心理要求。在《旧约全书》的“创世篇”中，有关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他们本来是无忧无虑地、一丝不挂地生活在上帝的伊甸园里。由于蛇的引诱，他们偷吃了禁果（善恶果），这才开始知道善恶、辨真假，有了羞耻心，因此亚当和夏娃便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羞。上帝知道后很发怒，把他们二人赶出伊甸园，让他们去生儿育女，去劳动去受苦，之后便产生了人类，临走时上帝还送给他们每人一身衣服。据我们了解，多数人们都认为这个学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羞耻心对于自然裸态的原始人是不存在的。反方观点者认为：羞耻心不是产生服装的原因，而是服装产生后的结果。
这种遮羞的说法不仅在西方被提出，在东方亦然，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自古便强调服饰的伦理功能，认为衣裳就是为了遮羞蔽体。班固在《白虎通义·衣裳》中就这样解释衣裳的含义：“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障闭也。”又有《说文解字》中记载道：“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这些都表明在古代中国，人们或是用“遮”，挡住身体的部位，或是用“隐”，淡化人体的曲线，以此来消除对于人体裸态的羞耻感。
关于服装的起源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相互连带的，这是由于人类文化的起源是多地缘的，我们不应该将某些现象独立化、个体化，它往往不是某一个独立的点的起源和发展。日本学者小川安朗先生把这些多元的起因归纳为自然科学性的人体防护和社会心理学性的装饰观念两个方面。前者是为了维护身体的生活之必然；后者则是集团生活中的对他意识的发现。对他意识包括性别意识、阶级意识、社交意识、对敌意识等对人的关系和对神灵的信仰等。
二、服装起源再思考
关于服装起源，各个学说都是相关学者的一种思维研判的结果。尽管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都各有着丰富的成果，加之现存的洞穴艺术与各种器皿、各种造型物的遗迹作为佐证，但要明白的是：人类的历史太长久了，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人类发展史经历了各种演变，包括人为的和自然的等，很长一个时段并没有记录可以考证，我们的研究只是一种推测和判断，尽管现在的推测与判断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地球上出现人类以后的300万年间，其最初的270万年过得是裸态生活。那么人类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促使距今30万年前的人们采取了制造出一种物品穿戴在身上，或用什么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天然形象呢？
无论早期智人还是晚期智人，他们所使用的衣料大多都是兽皮毛和植物的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使用其他动物的毛皮作为衣物的生活方式开创了人类衣生活的文明史；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又进入到纤维的衣生活时代。同时，由于人们学会并且掌握了磨制工具的技能，有了骨针等，具有穿线缝制衣物的技能也就有了长足的进步，衣的制作、穿着方式也开始脱离了原先的原始自然状态，人们对衣的要求也就开始有所提高，这样符合人体尺寸与形状的衣物便出现了。而服装在其实用美与形式美的方面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些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不少专家提出了种种关于服装起源动机的假说。这些假说都似乎找到了它的根据和合理成分，但这些假说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每一种解释所谈到的当时未开化人类的头脑，实际上都没有高出类人猿的水平，他们尚没有能力进行推断和预见行动的结果。正如E.B.赫洛克（E.B.Hunlock）所说：“这些稍稍比猴子的脑子发达一点的原始人，难道能意识到挂在身上的这些东西，将随他们的移动而飘动，从而把苍蝇等昆虫赶走，同时又不会有不卫生和使人过分热的感受……当他穿上动物的毛皮时，他是否在心里想，这样做会使我温暖并防御雨季的袭击。当他把兽皮切成条，束在腰部时，他是否能知道，拍打着的东西比静止的东西更能驱赶虫类。他们更不能从道德法典的角度来区分体面和不体面的差异。我们怀疑，原始人类的妇女已复杂到能够想到，用无花果叶、漂亮的羽毛或动物的牙齿做成珠子遮住身体的某些部位，来激起异性的好感。”在讨论服装起源的动机时要发挥所有的想象，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路来研究、来推理，尽可能地避免用纯现代人的心理去推测原始人的行为和思维。
原始社会的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行为中，锻炼了自己的双手，又依靠经验逐渐地开发了自己的大脑，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打制了石器，而后又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原始人过渡到了新石器时代。这时的人类已在劳动中渐渐地完善了自己的双手，长期的劳动让猿人摆脱了动物的被动性，同时具备了人类所特有的创造性和自觉性。从而，人们也就自然地开始尝试性地对与生活相关密切的、感受深刻的事物作探求、塑造和改良。对于探求和改良，人们开始是试探与好奇，逐渐地在生活的实践中得到了肯定，人类就这样进步和发展。正如张竞琼、蔡毅在《中外服装史对览》中描述的：“文化进步起源于人们对现状的批判性思考，即人们在自己的生命存在和活动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已经觉察到某种改变的可能性，当人们把这些想法付诸行动，行动的结果证实了人们原先的‘想法’的正确性，或者这种改变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某些好处，于是就实现了一个‘进步’”。人类的发展史就是在劳动的不断重复中由低级向高级过渡。
优化生活而改变现状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在改变生活的进步中，人类某方面的进步可能和某一件突发事件（现象）有关，或者说，人们在平时的生活之中由于一件事的出现会让人得到某些行事的启发。例如，在原始人群时期，可能某一次雷电导致了树林火灾，而火灾之后人们在发火的地方偶然吃到了被大火烧熟的动物，他们就这样偶然地尝到了过去从未吃过的美味熟肉，他们会直接体验到用火烧过的动物肉比未烧过的生肉要好吃，于是人类就逐渐由吃生肉演变为吃熟肉；再如，在早期部落战争中总是把俘虏处死，但后来偶然间因为某种原因，用未来得及处死的俘虏来帮他们从事劳动等相关工作，因而觉得不杀掉俘虏而强制其为自己劳动更为有利，再后来胜利的一方将战俘变为奴隶，渐渐地也就出现了模仿效应，奴隶越来越多，因而在奴隶社会里，由战俘变为奴隶就成了常见的现象。
图2-11 在劳动中服装成了一种自然的需要
从上面的偶发事件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服装也是起源于漫长的劳动与生活实践，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使人从多种角度运用类似于后来被称为服装的这种手段，而这种手段又在实际生活中满足了人们的种种需求，从而被沿袭下来（图2-11）。正如贝尔纳所说：“一部分是因为要随身携带东西，最早限于食物和用具，就养成了习惯，把东西或久或暂时地附着于人体的任何便利地方，或藏在发里，或围绕在领、腰和各处。随带的东西转而发生炫耀作用和装饰作用，而鸟羽、骨和皮也参与此列。后来在一次关键性的发现中，晓得用毛皮可以在夜凉或冬寒时保护体温，从此开始有了衣服。”马克思主义认为：“心灵上的强大意向是由经验发展起来，是人们在劳动中的实践及其逐渐积累的经验激发和丰富了服装的形式。”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观点，可以说是首先有了物的存在的服装，然后才有了关于服装的认识。如果原始人类不是在劳动中不断完善自己，是无法创造出原始的服装艺术。服装实践建构服装意识，服装意识又是服装实践的反映形式。
贝尔纳说过：“先有片断的皮制的披和裙，随后才有缝制的衣裳……再加皮护足，原始人的足迹范围和活动季节就大大扩展。”这说明是服装使人类顺应了客观的环境，并使人类得以很好地生存，它改善了早期人类的生活质量，并由于服装的进步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恩格斯更是高瞻远瞩地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分两种。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必需的工具和生产……”韦尔斯用事实更直接地指出了这种生产的物质性和实用性倾向：“他们实际上除了天冷时用皮裹身外，其他时间是些裸体文身的野蛮现象。”这充分肯定了服装起源的狭义的实用性的一面，即服装是作为工艺造物活动中的一个门类，作为物质生产活动本身而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它对物质功用的追求及其实用性质都构成了本位价值和本质特征。《中外服装史对览》中还写道：“以维护人类生命存在基本需要为原始目标的服装物，必然以实用的功能形式来显示并实现其价值。而且，原始服装仅是一块自然的随机形状的兽皮，即便是新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的成型衣物，也是将类似纺织品的东西织成以后，并不裁剪就直接制成服装——它基本上就是一块长长的合乎体形的布而已。这块布依靠人体而竖着，中间开一个洞，可让头穿过孔内。如此简约的形态其一切都是为了穿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实际的物质需求。”
普列汉诺夫说过：“那些原始民族用来作装饰的东西，最初认为是有用的，或者是作为一种表明这些装饰品的所有者拥有一些对于部落有益的品质的标记，而只是后来才显得是美丽的，使用价值是先于审美价值。”注意到，这里的使用价值不仅表现为防寒护体等物质性的实用性，同时也表现为护符、标识等精神性的实用性。
在人与大自然的共生中，人群中的强者表现出了特殊、勇敢、力量、征服性，这主要包括征服自然、击败威猛的动物以及为争夺生存环境而对人的征服等。强者折服了众人，人们开始崇拜生活中的勇敢者，把勇猛、力量强大看作为一种荣誉，勇者自身也因此而倍感自豪，总是在自己的身体上用某种饰物来装饰自己，比如，用凶猛的兽皮缠在腰间以示自己能征服以及不惧怕凶猛的野兽；头戴羽毛以及各种图案文身等，以示自己与众不同。这种装饰起初可能出于偶然，但是发展到后来就往往会包含了一定的寓意（心理因素）。由于强者的行为导致了人们不仅对勇者的敬佩与崇尚，同时对强悍者身上的饰物（包括各种装饰物件和文身等）也会自然地产生一种认同感、崇拜感，随后人们就会模仿强悍者身上的装饰与穿用。模仿使这些配饰逐渐泛化，这种群体模仿行为的出现，使之原有的意义慢慢地也就消失掉，从而具有功利目的的象征性装饰也就渐渐地开始转化为纯粹美的装饰。
在原始人看来，装饰本身就具备直接、具体和实用的目的。这样就突破了传统上认为服装的实用性仅仅表现为防寒、护体等物物关系的狭隘观念，而将服装的实用性扩充为包含心理、社会和精神因素在内的综合体。这不仅丰富和完善服装实用性的内涵和表现力，同时也使服装始创于广义的实用性、机能性的观点更趋合理。张竞琼、蔡毅在《中外服装史对览》中认为：在原始人类时期，人们在穿着衣物的实用性和审美性的关系上是比较混浊。就像人类起源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亦人亦猿的过渡环节一样，也存在着一个既非实用品又非艺术品，或既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的过渡环节。套用黑格尔有关“艺术前的艺术”的看法，可以看作是处于一种“前服装”状态，这时的“实用”与“审美”的概念不能完全用现代服装意识的定义去衡量。但是，在服装文化尚处于“前服装”的启蒙状态的时期，其实用性与审美性、物质性与精神性之间的包容性与渗透性显得特别突出、犬牙交错。用即美，美即用，也是认为服装起源于广义的实用性的重要理由（图2-12）。
图2-12 原始人的生活状态
中国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服装起源的原始动机在于异性吸引。他在一篇著作中说：“衣之始，盖用以为饰，故必先蔽其前，此非耻其裸露而蔽之，实加饰以相挑逗诱”。
在中国传统民族意识中两性差异和遮羞蔽体被认为服装的重要起始功能。中国古代哲人说过：“食色性也”。马克思也指出：“性欲和饥饿是固定的动力，存在于一切环境 之中”。
《现代服装设计文化学》中写道：“由于两性生理不同而产生羞耻感可能造成的遮羞心理，加之对原始生殖崇拜引出保护性器官的必要，最终形成遮羞的衣物”。他还具体地描述到：在欧亚大陆北部，散布着大量远古时代的文化遗址，其中有多处的妇女雕像，这些雕像多为裸体，仅在大腿根部围一条细带子，著名的有德国勒斯标格雕像。这些衣饰可以肯定不是为了保暖御寒，而是出于性心理差异、道德观念和性意识，这些与服装毫不相干的东西却被客观地用来决定以后服装的审美命运。生活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人类经过漫长的演变和伦理演进，逐渐显示出他们的审美价值，形成以美感为存在形态的性感、羞耻感、审美感的总和，即人体美。如残缺的维纳斯亦被称为世界最美的形象之一，它是直观的、可感受的审美形象。
如今现代女性穿上超短裙，袒胸露乳，裸背或透体，无一不是展示人体美丽的曲线，究其原因，应当是对性差异和性吸引说的艺术升华。
E. B.赫洛克说过：“衣服不是起源于某些仔细考虑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而是一种偶然的、不完全意识的产物。”
布兰奇·佩尼在推测这种下意识的行为时写道：“假如大自然中鲜艳的花朵，或者光滑艳丽的羽毛恰巧使古人极感兴趣。那么试想一下，他能不顺手采摘下来，放在一天的收获之中吗（当时腰上拴上一条皮带以便想一天的收获物牢系在上面）？无疑这是很自然的举动。”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发表了她对原始部落的观察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那里的男人们都是漫不经心地系着他们用树皮制成的G形带，妇女们则随心所欲地模仿着一些海滨人的穿戴方式，把草裙随便地吊在大腿根部的绳子上，并用条带束住自己的腰，他们的模仿好像仅仅是外界刺激的一种反射性活动，并不具有动机性质。
在这里思考的是服装的“起源”问题，即人类的“第一批”服装的产生问题，所以这里所认为的服装的起源是偶发的、无意识的，是针对这“第一批”的服装而言。正是自从第一批服装偶发以后，人们在生活中体验到了服装所带来的种种便利性和表现性以后，人们开始把这种自然的赐予转变为自觉的行动。也就是说，在早期人类偶发了服装这种以衣物包裹自身而改变其天然形象的形式之后，人们在穿用过程中逐渐体验、积累和建构了关于服装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一经形成和丰富，便立即对衣物产生了巨大的能动作用，人们开始有意识的营造为适合各种目的、适应各种条件而存在的不同材料、不同样式的多种服装形式。
但是，也不能仅用单一的理由和现象作为服装首创的学术根据，应考虑到人类进化的复杂过程和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样的特殊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有人认为：人类第一件服装制品是尼安德特人的毛皮围裙，但是也有人认为：对于波列尼西亚人来说，他们最先前的衣物是草裙。其实任何服装起源的假说都不是唯一的、绝对的，而是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生存方式的多种缘由相互交叉作用的结果。所以对于早期人类来说，服装的意义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三、我国原始服饰的起源与发展
从800万年前的云南腊玛古猿化石，到300万年前的湖北南方古猿的牙齿化石，直到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化石，证明着中国这块土地上早期人类进化的轨迹。此后170万年的时间里，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丰富多彩的石器文明遗迹勾画出夏王朝以前中国先民的文明化过程。
8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是最早直立行走的人类，5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已经懂得制作简单的生产工具。他们用打击制造的石器捕猎动物，同时采摘植物的果实。10万年前的大荔人和许家窑人，完成了向智人的过渡。山西、河北、内蒙古、宁夏等地都出土了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山西丁村的三棱尖状器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远古时期，人类穴居深山密林，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在当时，人们仅以树叶草葛遮身，后来在长期的发展中，偶然发现了兽皮的柔软和保暖作用，这样才开始用兽皮裹身。《礼记·王制》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可见当时人们用以蔽体的，只不过羽皮而已。
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山西朔县峙峪人和河北阳原虎头梁人等遗穴里，曾发掘出用各种兽骨制成的骨针，说明早在万年前，祖先就已经懂得缝制的原理，并能从事简单的缝制。从骨针的尺寸、针眼的大小及其他出土文物来看，这个时期的衣服材料，还没有超出兽皮的范围。人们将猎取到的赤鹿、斑鹿、野牛、羚羊、狐狸、猪、兔等野兽皮毛剥下，然后根据需要拼合缝制成各种衣服，以防御寒流的侵袭（图2-13）。在周口店的山顶洞穴里，还发现有穿孔的砾石、兽齿、鱼骨、贝壳等装饰品，还有用赤铁矿染红的石珠，可见当时的人们已有爱美的观念，并能利用一切天然条件装扮自己。
图2-13 原始人类用兽皮制作的衣物
新石器时代约从公元前6000年开始。这一时期农耕畜牧比渔猎采摘变得更为重要，而服饰现象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这是由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使用了磨制的石器，他们还把骨、角加工制成针、锥、钩等，这样也就出现了缝制的衣物，在服装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一时期出现的花纹斑斓的仰韶文化彩陶和龙山文化黑陶成为文明前进的符号。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就像黄河和长江一样成为贯穿中国史前文化的两大支流。仰韶文化东到河南，西达甘肃、青海，南到湖北，北达河套地区。从这些地方发掘出美丽的手制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上面绘画着植物、动物与几何图案。山东和江苏地区的龙山文化以黑陶为特征，标志着一个新的文明高度。
中华文明的早期基础，在母系氏族社会为主调的新石器时代已经逐渐奠定。房屋建构的规制，墓葬的方法仪式，鬼魂、祖先和生殖崇拜的原始宗教萌芽，各种工具的制造，逐渐勾勒出中华文明的粗线条轮廓。
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前，我国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达到了繁荣阶段。以关中、豫西、晋南一带为中心，东至山东东部，南达汉水中上游，出现了仰韶文化。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河南陕县庙底沟、西安半坡等地，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遗址。人们的生活日趋稳定，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继而出现了原始的纺织。最早的织物材料是野麻纤维，经过石、陶纺轮的搓捻变成麻线，然后再织成麻布。这个时期织出的麻布，布幅很窄，纱与纱之间的距离也比较疏朗，在西安半坡和华县泉护村出土的陶器底部，还保留着这个时期的麻布印纹，每平方厘米约有经纬线各十根左右，可见人们的纺织技能已经基本具备，并且发明了织机。用麻布缝制衣服，表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到了四千年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公社渐渐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一时期的纺织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发现的麻布织品，每平方厘米的经纬密度各二十四根，有的是经三十一根，纬二十根，每根麻线的直径不及半毫米，可见这时的纺织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饲养家蚕和纺织丝绸的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我国人民一直独擅这种技术。钱山漾出土的丝织品，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实物，距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到了殷商时代，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丝织技术，并且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织造出许多精美瑰丽的丝绸，为我国以后几千年丝织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商代的甲骨文里，已经明确地刻下了“桑”“蚕”“丝”“帛”等字，可见纺织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丝绸实物，在安阳殷墟等古墓出土的铜器上还有一些残存，可以文字记录印证。
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原始社会解体了。出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质的变化，无阶级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从此，衣冠服饰便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尊卑贵贱，各有分别，服饰制度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