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行模式：四色并坐，黄色突出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
在服色崇拜的文化氛围里，服色的着意反叛与明显挑战是醒目而刺激的。这也是中国古今一切向传统发难者首先要做的事情。于是我们看到了，在诸侯不断争城、霸地的杀戮声中，周王朝所厘定的褒贬之色仿佛周天子的权位之尊一样淡化隐去。
首先是曾受贬损的色彩与赤色并列出现，而且竟有着居高临下之态。据《吴越春秋》记载：
这里不是单色，不是瞅红蔑黑，而是在三色平等中有高扬黑白暗抑赤红的味道，因为仅将它置于末位左军的服色之中。这里，对传统神话思维中的色彩观念有一种兼收并蓄式的反叛，有着更为博大的图腾意识。而在《墨子·迎敌祠》的筹划安排中，四色也安然平起并坐了：
这里，设想敌人从东西南北不同方向来，则在不同方位应对，即在不同方位主祭不同的神灵，树不同颜色的旗帜，各方将士穿不同色彩的衣装。值得注意的是，四方色彩在这里也丝毫没有优劣之分与褒贬之别。特别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此际也抛却四色褒贬而独宠紫色，国人非但不诛讨，反而紧随仿效，使得紫帛销路大增，价钱暴涨，引起了孔子等人的强烈愤慨。值此风云际会之时，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更爱白色之衣，仿佛出于逆反心理与周作对似的。《诗经》中我们听到了来自不同地域的民间歌谣，是如此深情地怀恋、欣赏、赞叹着白色着装：“缟衣素巾，聊娱我员”、“麻衣如雪”、“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博博兮”，等等。上述种种观念与行为，自然是对周代服色崇拜的反叛与改变，它的出现只有在一种新思维的支配下才有可能，从而预告了服色新模式即将出现。
直接取代四方模式的是五方五行思维模式，它成熟于战国时代。《山海经》曾将四方神与四时风（即方位）与季候给予整合，《淮南子·天文》则更进一步，将其与五方（东西南北中）大帝给予综合。这里有着拜五方的思想萌芽，不是如四方那样褒贬，而是五方平起平坐的思维转换模式。例如《礼记·月令》就展示了更为博大繁复的神话思维的世界图式：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中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驾赤
，载赤旗，衣赤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大庙大室，乘大路，驾黄
，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闳。
在这幅图景中，以五方帝、神为骨干将日缠星次、干支、动物、音阶、数字、味臭、祭祀、节气以及天子之居处、乘驾、衣服、食器都编码在一起，形成自然、社会、人文相配置的一个总体性的联结，凝重而神秘，狞厉而荒远，有着亦真亦幻的历史文化氛围感。再到后来，在中国文化的格局中，五行的象征意义及其与诸事物的对应关系便日渐明晰而纷繁：
在这里，五行思路不仅增添了黄色，比起四方崇拜来有一种色彩拓展，更在于《管子·水地篇》中所说的“地者万物之本原”那样，表现出尚土的倾向。且五行相克相生循环变化的辩证关系使得各方地位渐趋平等：
相克：金→木→土→水→火→金……
相生：土→金→水→木→火→土……
倘是纯粹理性的五行思维，那黄色也只是在相克相生的矛盾链中与其余四色平分秋色，但因其总体构架是神话思维，使黄色与土地、中央、黄帝、黄龙等相通相融，便有了后来居上的优势与身份。从而为黄色的神圣性作了重要的神学铺垫。在这里，五行说成为四方说与后起的历史轮回说的重要过渡，将黑白二色的负面色彩淡化了，虽然凶服仍由白色担承，但毕竟可作季服色正常出现，与其他正色平起平坐。中国古代服色以青、赤、黄、白、黑为正色，其余为间色杂色，源出于此。倘若透过黄色崇拜的神话氛围，可以看出，当时铁器与牛耕的普及，农耕技术迅猛发展使得土地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力耕而食的理性精神与传统的自然崇拜在黄土地上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按五行五德五色说，以青、赤、黄、白、黑为正色，其他杂色为间色。极力恢复周礼推崇赤色的孔子此际亦宽厚地说：“黑当正黑，白当正白。”《礼记·玉藻》明确规定：“衣正色，裳间色。”孔子贬间色褒正色亦是这一思维模式构建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五色模式既成，光前裕后，泽被深远。甚至连早就出现的十二章纹的色彩也被说成绘为五种色彩了。如《尚书大全》说：“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又说：“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缋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但此说它处未见著录。《隋书·礼仪志》征引《尚书大全》并明确质疑：“经此相间而为五采，郑元议已自非之。”并说：“五采相错，非一色也。今并用织成于绣，五色错文”云云。此说似针对《虞书·益稷》所述舜帝的“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而言的。因舜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传说人物，《益稷》的真伪历来争论颇多。还有，《礼记·画缋》所云：
南朝梁皇侃说得更明白：
这已是相当精致规范的五行服色模式了。
这大约是现代不少学者持论《周礼》、《礼记》等书成于战国的原因。笔者认为《周礼》等主要内容成于周是无疑的，但五色说成熟只能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复礼为己任的孔子一再谈服色，谴责齐桓公诸人尚紫冲淡了周尊崇朱红的地位：“恶紫之夺朱也！”但对黄色却只字未提。五色的萌芽初现于周也不是没有可能，如四色萌芽于夏商一样。要知道历史的交替不是快刀斩乱麻，不是出门一笑大江横，而是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在文化方面更是这样。
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例如《晋书·舆服志》所载帝王百官按春、夏、季夏、秋、冬五个时节穿五种朝服，其色依次按青、朱、黄、白、黑；与此同时，古代的祭祀也按五个不同时节采用不同的服色，如《后汉书·舆服志》所载：“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便五时色。”五时色亦称五时衣、五时服。《太平御览》卷六九一引东汉马融《遗令》：“穿中除五时衣，但得施绛绢单衣”；《汉官旧仪》卷下：“皇后春蚕皆衣青……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庙群神五时之服”；《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乃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乃命留五时衣各一袭。”唐李贤注：“五时衣谓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也。”且不说历代王朝，就是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军队编制和乡官组织，亦在服饰上继承了五方五色的影响。他们以黄为中，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以此设立东西南北四王，并规定各王的旗帜与其统下士兵的服色，如天王御林军用黄背心，其余诸王统下也用黄背心，唯以边缘颜色分别，如东王部队用绿边，南王部队用红边，西王部队用白边，北王部队用黑边等。可见对于五色的神秘感受，早已成为中华民族集体的无意识心态了。
随着先秦诸子赋予服饰以实践理性精神，富有神话方位模式的色彩内涵开始置换为天人感应的历史严格秩序，服色拜五方的空间思维一变而为重时间的纵向思维。试图对先秦诸家学说给予整合的《吕氏春秋》中，有一段文字典型而有余味：
文中对传统的色彩演变重新解释，既有“我注六经”的虔诚，又有“六经注我”的狡赖。可以说吕不韦在神话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将神话历史化的新剧，既有先秦实践理性精神的印痕，又有原始神话图腾的氛围。这一改造，使白色从天命与历史性的角度得以正名分，更强化了它作为季服的正当理由，尽管丧葬之服色还仍由它来承担；黑色也由属于北方的否定性色彩一变而为庄重之色（当然也包括神话思维本身的矛盾，如天玄地黄的说法——天为玄色，是黑中带红还是纯黑，此与四方模式相矛盾——黑色就获得了代表天的可能。但神话思维中矛盾是正常而普遍的，中外无不如此），秦代服色尚黑倘无这一学说的导引、支持和铺垫，是不可能成立的。黄色这中央土德之色从五行说的神学铺垫中迈上天命的台阶，并在虚拟的历史系统中始获得神圣的光环和地位，后世皇帝、皇室垄断黄色，在这里才能找到最充分的文化密码。顺便再说一句，“中华民族”一词的“华”字如前述含有赤红之意，红色在这里因有崇周的儒家捍卫仍为祥瑞之色；而“中”字因神话思维的贯通，与土、与黄帝融合而含有黄色之意。倘再联想到现在国徽、国旗的红黄二色，就不能不感叹民族集体无意识中深厚神话思维的积淀了（当然，选择国旗、国徽颜色时的直接文化依据，似源于马克思的色彩喜好。马克思当年写完《资本论》后，在回答女儿著名的20问时，谈到最喜爱的色彩为红色。后来各种马克思信仰者的红旗、红军、红色根据地以及相应的红色符号，均衍生于此。而在中国，一直到张艺谋的电影、2000年上海APEC会议的着装，红色才真正回归传统）。
试图将神话历史化引向极致的是汉朝董仲舒。他在此基础上提出色彩轮回说。他说夏商周各个王朝服色都自成一统，而历史恰在三统中往复循环。例如，夏朝以寅月为正，平旦（天刚亮）为朔，其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所以夏朝的朝服、车马、旗帜、牺牲，都尚黑，成为“黑统”；商朝以鸡鸣为朔，其时“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所以商尚白而为“白统”；周朝以夜半为朔，其时“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故尚赤而为“赤统”。黑、白、赤三统循环，代周者必尚黑统。虽多牵强附会，三统说却成为一种有权威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所强调的每个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的观念，固化为千百年改朝换代中的既定国策和思维模式。董仲舒的总结当然也有先例，秦始皇就是照此办理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看似有意无意地将神话理智化、实践化及历史化，但实际上又存在构拟色彩的神话幻境。何况三统说本身就有着不可复现的神话般的诗意与稚气。
于是后世除却汉代在尚黑、尚红、尚黄间摆荡外，再也没有哪个朝代用这个模式来套了。即便是汉代，服色也是一笔糊涂账。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文帝时，崇尚什么服色就有了很大的争议。鲁人公孙臣主张汉既代秦，是土克水，应为土德，服色尚黄。丞相张苍则说汉朝方算水德之始，应崇尚黑服色。但汉文帝在祭天时，似牢记着刘邦为赤帝子的神话，既不服黄，又不服黑，只着赤色。服色改为尚赤，但却立了黑帝祠，似乎在五方崇拜中搞点平衡。班固修撰《汉书》时，也只好套用五行思维解释说汉朝“协于火德”。到汉武帝时代，似又采取公孙臣的说法，以汉灭秦为土胜水，按土德改制，服色尚黄。接着，隋以黄为皇帝服色，唐将黄色垄断于皇室，到了明代，似又重提服色的历史沿革，如《明史·舆服志三》记载：“（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究其实质，只不过强调当朝乃华夏正统而已。
余论
可见中国服色崇拜的发展，由山顶洞人撒红粉发端，经由夏商周春秋等不同时代文化的洗礼与增益，虽后来有《吕氏春秋》将五色说融入天人感应的历史模式中，有董仲舒更简化为循环论的三统说，有后来帝王皇族的世俗阐释，但就其轮廓而言，仍是从一到二、到四、到五的多种神话模式及其整合。这是历史的序列，逻辑的序列，更是神话思维的序列。此所谓“在色彩表现性的探索中，一幅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文化图画也就被随之揭示出来了。”[13]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色彩选择的心理机制的形成，除却上述社会文化因素（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道德信仰等）起主导作用外，可能还有生物性因素的隐性作用。或者说两者的巧合促成了我们民族对于色彩的神秘而深邃的感受。这也就是红黄两色在中国人心中的审美意象几乎全然是它的正值，而不是其他民族所赋予的负值（如红有屠杀、血腥；黄有胆怯、嫉妒、猜疑、色情、淫秽、卑鄙等）。虽然影响民族审美视觉的生物因素目前还没有被充分揭示，但体质人类学对不同民族眼睛构造与功能的研究，对我们认识中国人的审美视觉特性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某种生物因素可能与颜色用语的多寡有关。眼睛颜色越深（色素越多）的民族其单色词的数量越少，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辨别光谱的暗色一端（蓝—绿）更为困难的缘故。最近的统计研究结果表明，要解释单色词数量上的差异，文化的和生物的解释不可缺少。”[14]中国人黑眼睛色素较重，对光谱中暗色一端的蓝黑诸色辨认较为笼统，即便曾将其列为崇尚之色，但在历史的较量中易被边缘化；而红黄两色一旦被社会文化诸因素所选定，就会巧遇生物性因素的共鸣而形成数千年不易的审美意象。因为红黄两色均居于光谱序列的亮色一端，明度较大，对黑眼睛形成了一种富有刺激性的审美注意，容易产生审美愉快。在生物因素层面，红黄两色还有合一的可能性。例如中国人所看重的黄金，最典型地体现了阳光的光明及温暖的特性。它在人类的视觉上为黄色，但光谱分析却是红色。“银多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15]可见红黄两色作为中国人色彩文化的主色，它们的本质属性却可以合二而一，即红。[16]
思考与练习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