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研究材料的説明

韻文材料是研究南北朝時期韻部和聲調的主要材料。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韻文創作極爲發達的時期。這一時期的韻文除了詩之外，還有大量的辭賦、頌贊、箴銘、碑誌、哀祭文等。詩歌方面，我們主要依據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其他韻文材料，我們主要依據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此外諸如劉宋時期范曄《後漢書》傳贊中的韻語和南朝梁時期劉勰《文心雕龍》各篇贊文中的韻語也在考察之中。韻文材料對於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韻部系統和聲調系統都有一定的幫助。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有韻之文，于安瀾的《漢魏六朝韻譜》和劉綸鑫主編的《魏晉南北朝詩文韻集與研究》（韻集部分）已經進行了整理，可以參考。相對而言，《漢魏六朝韻譜》雖有錯誤，但並不多見；而《魏晉南北朝詩文韻集與研究》（韻集部分）錯誤迭出，目不暇接，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我們在參考這些材料時大都核對了原文。本書中討論韻部分合時大都標明每個韻脚字在《廣韻》所屬的韻及開合等第，以便更好分析不同時期韻部系統的演變情况。

音注材料是從漢代開始出現的。唐以前的音注材料有很多，兩漢時期以北方學者的音注材料爲主。從三國兩晉時期開始，南方的音注材料開始出現，但還是以北方學者居多。東晉時期，北方學者甚多，南方學者衹有黄穎（東晉南海〔今廣東廣州市〕人）、李充（東晉江夏〔今湖北安陸縣南〕人）、李軌（東晉江夏〔今湖北安陸縣南〕人）、虞喜（281—365，東晉會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市〕人）、葛洪（東晉丹陽句容〔今江蘇句容市〕人）、習鑿齒（？—384，東晉襄陽〔今湖北襄陽市〕人）等寥寥數人。到了南北朝時期，北方學者雖然還有，但音注材料則是以南方爲主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還有一些籍貫不詳的學者，諸如三國時人項昭，西晉時人張斐、齊恭，南北朝時人孫檢、荀楷、諸詮之、陳國武、聶氏，南北朝梁人周遷，隋唐時人王嗣宗、江氏、劉氏、明氏，其籍貫大都不詳。就連留下了大量音注材料的東晉時人劉昌宗，其籍貫我們也不得而知。音注材料，除了散見於主要子史典籍的隨文注釋外，還有彙集漢至隋音注材料的陸德明《經典釋文》可供使用。這部分材料對於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聲母系統、韻母系統和聲調系統都有一定的幫助。我們在本書中重點整理了《齊民要術》小注中的音注材料。《齊民要術》小注的作者問題，目前還有争議。吴承仕的《經籍舊音疏證》和余嘉錫的《四庫提要辨證》都認爲是賈思勰本人所作。後來有人認爲是宋人所注，也有人認爲其中部分是作者自注。我們通過對其中的音切材料進行全面的考察分析，認爲小注音切所反映的語音特點應是屬於較早時期的語音系統，有的可能還早於《切韻》，很可能就是賈思勰本人所作。當然，其中也夾雜一些後人的音注，甚至包括明清人的音注，不過，那是極少的現象。本書第一章“北朝時期聲母系統研究”中的第三節“《齊民要術》音注材料反映的北朝後期聲母特點”、第五章“子史材料反映的北朝時期韻部情况”中的第三節“《齊民要術》音注材料反映的北朝後期韻部情况”和第六章“北朝時期聲調方面的一些情况”中的第四節“《齊民要術》音注材料反映的北朝後期聲調情况”，就是依據《齊民要術》的音注材料寫成的。此外，有些地方爲了説明問題，還引用了陸德明《經典釋文》中的一些音切材料。其餘相關的音注材料，我們將在另一課題“南北朝時期方音研究”中全面系統地整理使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時人撰寫的史書流傳下來的不多，主要有南朝宋范曄的《後漢書》、梁沈約的《宋書》、蕭子顯的《南齊書》和北齊魏收的《魏書》等。此外，唐人房玄齡的《晉書》、姚思廉的《梁書》《陳書》、李延壽的《南史》《北史》、李百藥的《北齊書》、令狐德棻等的《周書》和魏徵的《隋書》，對考察南北朝時期的語音也有一定的作用。這些重要的史書，除了載有傳主的大量有韻之文外，還有大量的通假、異文、俗稱等材料，這些材料對於瞭解南北朝語音具有很大的幫助。尤其是《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等，保存的北朝語音材料更多一些。《魏書》作爲現在流傳下來的僅有的一部北朝人所寫有關北朝的正統史書，其中保留了不少北朝時期的語音材料。這些語音材料，反映了北朝時期語音方面的一些特點，有聲母方面的，也有韻部和聲調方面的。有些材料所反映出的語音特點與顔之推在《音辭篇》中所談到的北人語音特點一致，其中幾條特殊語音材料所反映的語音現象似乎可以看成是“北雜夷虜”的遺迹。《北齊書》和《周書》的作者雖然都是唐人，但其中的一些語音材料對於我們瞭解北朝後期的語音面貌也有一定的幫助。這些材料不僅有助於我們考察北朝通語的實際面貌，從中也可以看出北朝時期“北雜夷虜”的蛛絲馬迹。本書第一章“北朝時期聲母系統研究”中的第二節“史籍中語音材料反映的北朝聲母特點”、第五章“子史材料反映的北朝時期韻部情况”中的第二節“史籍中語音材料反映的北朝韻部特點”、第六章“北朝時期聲調方面的一些情况”中的第三節“史籍中語音材料反映的北朝聲調情况”，就是依據《魏書》《北齊書》《周書》中的語音材料寫成的。

此時的子書材料以《顔氏家訓》中的語音材料最有價值。《顔氏家訓》是一部比較南北文化的著作，其中的《音辭篇》是討論南北古今語音的專篇，具有很高的音韻學價值。另有《書證篇》，雖然是一篇文獻學的經典著作，其中也有大量的語音材料。《音辭篇》中的語音材料早已引起學者們的重視，而《書證篇》中語音材料却被大多數人忽略了。本書第一章“北朝時期聲母系統研究”中的第一節“《顔氏家訓》中語音材料反映的南北聲母差别”、第五章“子史材料反映的北朝時期韻部情况”中的第一節“《顔氏家訓》中語音材料反映的南北韻母差異”、第六章“北朝時期聲調方面的一些情况”中的第二節“《顔氏家訓》中語音材料反映的南北聲調情况”，就是依據《顔氏家訓》中的《音辭篇》和《書證篇》寫成的。

如前所述，梵漢對音和域外漢字讀音是考察南北朝語語聲母、韻母音值的重要材料。不過，梵漢對音材料有兩點不足：一是經文的創作時期和所依據的方言、譯經者所處的時代和所操的方言以及經文與譯文的對應等，有時不好確定；二是不同語言的語音系統往往不同，梵漢對譯，語音很難完全吻合。但無論如何，梵漢對音材料都是構擬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語音音值的寶貴材料。因爲這部分材料較爲複雜，限於時間，本書未能對這部分材料進行整理運用，將來設法補入相關的梵漢對音材料。

爲了對北朝語音的來龍去脈有所把握，我們也對魏晉和南朝宋齊梁陳的語音材料進行過整理分析，所以在本書中爲了説明問題，也有所涉獵，但限於篇幅和課題研究範圍，有些材料無法全部引入本書，有些南北語音特點的比較也無法展開，許多地方衹能僅用統計數字説話。這些材料我們將在“南北朝時期方音研究”中充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