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规模、工程整合度和技术整合度的竞争

5G时代的到来，我们发现市场竞争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参与技术竞争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一些小经济体，想要维护住自己一两项世界级竞争力的科技产业，变得越来越困难。

5G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集成性系统，这样的技术系统要维系知识正常迭代，需要几百万通信技术工程师的通力协作。而几百万的产业工程师需要更大的受过教育的人口规模，这是一个对于大国天然有利的技术时代。对于小经济体来说，这很残酷。

在欧美和国内飞来飞去，回到国内，经常有人问我：“我们移民到哪个国家好呢？”我回答说：“可以到全球优秀的国家去学习，但是最好还是将事业安放在中国，中国是全球产业链最为健全的国家，如果你够优秀的话，你学什么专业都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从事什么样的技术类别，都能够和跨界技术系统形成新的应用市场。”

知名财经作家邱道勇在其著作《众筹大趋势》中，提到了“平台国家”的概念，他认为在下一个时代可能产生四个平台型国家：美国、中国、统一的欧盟和印度。这些大经济体基本具备了一个“大洲规模的国家”。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正值中日关系的低潮期，在行文中，作者提供了一个预测，拥有儒家文明体系的日本，在下一个十年将加入到中国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之中，形成一个主产业链合作型关系。同样，在美国、欧洲和印度周围，也将形成一批产业链协作型的国家。规模的力量在这里就显现出来了。

巨大的市场拥有巨大的权力，在产业发展趋势上，权力正在向最大的消费者市场集中，而市场是技术和工程的应用所在。近些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提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面对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危机感，频频采用新的方式遏制中国的发展。现在，中西方国力的竞争更多地表现在规模、工程整合度和技术整合度上的竞争。

在整个经济体系中，5G通信的价值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触媒，是一种催化剂，自身的产业价值是有限的，但是，通过一种类似于化学催化的作用，其对于整个世界的产业经济将起到一个加速反应的效果。

5G和中国产业经济的结合，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场机遇，原因在于中国的工业制造规模已经达到了美国的2.5倍，这是实实在在的实业经济。这些实业经济具备复杂的结构性生态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生产一种螺丝钉的小企业不是什么高技术企业，但也是整个工业体系多样性中的一个物种。在一个完善的生态中，一个物种被消灭了，整个生态都需要被迫做出结构性的改变。

一个国家和一个企业，做到单项技术领先并不是太值得骄傲的事情。即使中国具备这么大的规模，拥有14亿人口，但是在14亿人口之外，还有几十亿人口，他们的知识积累和创造力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但谁是具备全球最佳技术整合度的经济体呢？从目前的数据来看，美国是具备全球最佳知识和技术整合度的国家；而中国的规模最大，但是在工程整合度方面，已经达到了可以和美国媲美的水平。

一些高度集成的技术产品，比如航母、先进隐身战斗机、先进工程舰船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几十个国家可以生产先进战斗机，当到了20世纪70年代，能够生产第三代战斗机的国家仅剩下五六个，到了第四代战斗机的时候，全世界仅剩下中、美、俄三国可以生产。顶级玩家越来越少，因为这些技术集成的难度大大增加，超越了这些国家产业链的知识能力了。

巨大的规模能够分化出面向具体产业方向的核心竞争能力；巨大规模的企业集群能够制造突破性的产品，比如在中国南海进行吹填造岛的工程船。技术整合度的本质在于为全球技术人才提供足够的工作空间，正是这几个构建新产业链的要素，构成了全球几个大经济体的竞争能力。5G技术是足够复杂的技术系统，所以在全球，也只有中国和欧洲的少数几家企业能够从事这项专业领域了。

在几个大经济体当中，美国、中国和欧盟已经是实力型的经济体，而印度是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经济体。当人们讥笑印度的时候，我们可以回首看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西方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就知道答案了。我们永远不能够被局限性的眼光左右了。

中国有句古语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够明晰了。历史上，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但经过多年的追赶后，如今这种差距已经越来越小，在某些领域我们甚至还超越了对手。这种超越只是全球技术攻防战中取得了竞争资格，如果没有技术整合度，单项技术还只能工作在别人的工作台上，别人就依然有“掀桌子”的本钱。

例如，潜艇上的静音型螺旋桨装备，中国有垄断全球的工业无水氟化氢提取技术。再如，中国的铝工业技术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又如，在纳米技术等一些高精尖领域，中国的研制水平也追上了发达国家。早在2017年，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家纳米科技指导协调委员会首席科学家白春礼就曾提及：中国纳米科技研究的整体实力已走在世界前列，未来还面临新的重大发展机遇。中国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等发布的《中国纳米科技发展白皮书》中也提及，中国已经从“纳米科技大国”成长为“纳米科研强国”。

我一直关注纳米材料技术领域的发展，因为这项技术也是5G未来在线下的重要支撑性战略技术。2016年，我到葡萄牙去考察，在北部城市波尔图附近有一个叫布拉加（Braga）的小城市，这里有一个全球先进的纳米材料的科技园区，其成果质量具备全球竞争力，部分技术具备全球领先水平。我和科技园区的管理者、青年企业家交流的时候，他们对我很惊讶，说我是第一个到这个产业园区的中国人。我说我很荣幸成为到这里的第一个中国人，这说明中国和欧洲的技术合作连接的潜力非常大。欧洲有很多极具创意和探索精神的企业家，有好的科技成果，我想我要把这些技术资源带回中国来，整合进中国的产业链当中。

这些看似与5G不相关的技术，却正是5G时代智能制造所整合的对象。深圳湾科创创始人邱道勇研究深圳40年来的发展历史，走访了很多企业，比如华为、大疆、中兴等企业，形成了有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城市创新是不能够弯道超车的，从深圳的创新历史来看，都是一个产业叠加一个产业，低端产业架起中端产业，中端产业又架起高端产业，这种进化和演化的结构是深圳逐步成为创新中心的秘密。5G技术对于前面所有产业结构都有赋能作用。高、中、低端产业均能够借助5G技术进行结构改造，从而变成新的产业。从华为的技术拓展的路径来看，他们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要超越，就需要消化掉前人所有的知识体系。”

技术和巨大规模的应用市场合一才能产生并培育真正的自主能力。在通信行业，中国5G技术水平已经赶超了欧美国家。从通信领域的国际技术标准来看，在中国制定的5G国际技术标准中，有21项得到了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简称“国际电联”“电联”或ITU）的认可，而我们的竞争者美国只有9项标准得到认可，欧洲有14项，日本有4项，韩国有2项。从技术专利层面来看，中国通信企业有关5G技术的专利声明量数量是最多的，已经拥有领先的专利技术壁垒。中国历经“2G跟随、3G突破”，实现了“4G同步”“5G引领”的历史性跨越，5G标准专利数量全球第一。据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发布的5G专利报告，到2019年4月，全球5G专利申请数量排行中，中国以34%的占比率位居榜首。再看工程能力，在遍布全球的五百多万座4G基站中，大约四百万座都是中国建设的，中国还因此被业内称为“基站狂魔”。通信网络产业观察者、通信博士张弛说：“中国的5G技术确实全球领先，这不是自吹自擂，而是实事求是。”

在5G技术的研发竞争中，中国的华为超越了很多业内劲敌，成为全球唯一一家能够提供完整的5G解决方案的企业。早在2018年，华为公司就以1970件5G技术专利声明在全球排名第一。2018年11月，英国电信首席架构师尼尔·米勒（Neil McRae）在伦敦举行的“全球移动宽带论坛”上说：“现在只有一家真正的5G供应商，那就是华为。”这样的结论，不仅说明了华为的技术能力，也说明了中国的技术能力已经散布在全世界众多的国家之中并真正有能力完成技术应用的进程，包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工程能力。

5G是触媒，能够将所有的工业企业都联系在一起，这是5G的战略价值。以前，我们总是在讲整合资源，现在5G就是整合资源的普适性工具，不抓住这个机遇的国家，显然是无力再引领工业领域的。

美国和欧洲并不缺少技术能力，即使到今天，其技术优势还是明显的。我们翻阅技术类的新闻和资料发现，美国一流的技术成果还在不断涌现，但仅仅有大学教授和实验室的科学家显然是不够的，先进的成果需要走出实验室进行产业化。但是如果工程能力丧失了，这些走出实验室的知识成果也就没有了落脚的地方了。正因为如此，用发达国家视角来看中国，目前中国到处都充满了巨大的技术工程和基建工程。

对于5G技术，到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过程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业界也是有争议的。美国问题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香港做讲座时说：“如果工业4.0的关键技术是5G的话，那中国已经领先两年了。”

国际企业也在通过“试错”的方式，在全球建立一些智能制造的样本工厂。比如国际知名咨询管理集团麦肯锡的一贯的工作作风，就是在做事之前，先做标杆。曾任麦肯锡全球执行董事和全球总裁、现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的鲍达民（Dominic Barton）^[25]和我是朋友，鲍达民先生精通中西方之间的产业特点和差异，在我们的交流过程中，他非常注重全球价值链的完整性，保持全球化分工协作的必要性，反对割裂全球产业链的行为，认为反全球化的政策会带来经济衰退。麦肯锡作为全球咨询业的龙头型公司之一，他们认为，政治介入全球技术竞争对于5G领域的建设来说，会推迟整个系统的应用时间。原因主要在于欧美的电信公司在工程实施进度上普遍薄弱，很可能会有“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事情。麦肯锡预测，5G在应用市场全面铺开可能需要3年到5年的时间，按照正常的时间推算，5G技术的成熟应用，大概就需要到2025年了。

现在5G时代的工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按照麦肯锡的“打法”，首先就需要建立一些全球标杆。在引入工业4.0、打造智能制造方面，中国也表现出色。工业4.0概念出现后，部分制造企业的先驱者引入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等对传统生产系统进行升级优化，打造了生产力更高的智能工厂，这些工厂被誉为“灯塔工厂”。如今全球共有16家“灯塔工厂”，其中坐落于中国的就有5家，分别是深圳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无锡的博世汽车系统有限公司、成都的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有限公司、青岛的海尔集团和天津的丹佛斯有限公司。下面来看看后两家企业。

天津丹佛斯智能工厂的质检工位已经引入了人工智能机器视觉的检验系统，每一次部件质量检验都能保证零误差。事实上，类似于这样的工厂在中国有上百万家，在这样的一个制造系统实现智能化的过程中，可以产生基于5G技术的智能制造服务商。而这些服务型的知识企业，能够和华为这些5G技术企业一起，形成对于智能制造产业的总体赋能，从而推动中国制造产业的升级和效能提升。

张瑞敏作为全球知名电器品牌海尔的创始人，也在主动学习全球智能制造领域的管理经验，他希望自己能够探索出一套适合工业4.0时代的制造业、基于全局观的管理模式，因为这对于一个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5G技术的社会化协同工程，为了适应大规模的技术整合，张瑞敏迎合智能时代，对于企业管理结构做了改变。在外界看来，管理者已经将企业拆得“面目全非”，但张瑞敏坦言，智能社会和制造时代的管理，一定不会是过去和现在的样子。海尔的这种主动变革，就是要适应下一个时代智能社会的需求。张瑞敏说：“人的价值第一，企业唯一增值的是人，我们改造我们的系统，就是用智能机器解放人，然后让海尔人面向用户的创造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从实践来看，在工程整合度的较量上，中西方各有优势。其中中国的优势在于有最大的应用市场，技术会在应用市场不断迭代出来，技术和更好的技术，一定是在工程实施复盘之中产生的。

跟随型学习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美国是靠“挖”欧洲的顶尖人才和跟随型学习取得领先地位的。但是在工程整合领域，美国是领先欧洲的。中国现代化的追赶过程，更类似于美国而不是欧洲。向一切先进者学习是一种褒义的进取的姿态而不是贬义的退缩的姿态。

5G和高铁是一对相互纠缠的技术体系，具体的影响我在其他行文中已经做了说明。中国并非动车技术的原创者，但是胜在应用场景的广大。中国以前曾经需要从日本、欧洲购买整车来研究。那时，日本的“新干线”技术车辆的时速只有约200千米，中国引进后经过一番研究、创新，开发出了时速高达350千米的高铁。当时日本这一领域的专家还提出抗议，认为中国这么做会给乘客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不过事实证明，我们的高铁并没有问题。日本专家很是稀罕，便亲自来中国考察，发现我们的高铁即便每小时“飙”到300千米也比日本的“新干线”动车跑得更平稳。后来，日本一家企业又花钱把中国改进后的高铁技术买回去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26]说：“现在流行这样一个说法——机械加工找德国，小电器找日本，上天的技术找美国，高铁的技术找中国。”王梦恕说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各自技术整合度和工程整合度的“竞合”关系。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好所有的事情，美国不行，中国也不行，各经济体都需要靠着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到竞合场景之中。

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在重大的科技突破方面，全球就是一张完整的“拼图”，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个拼图的一部分。“全球资源整合，全球价值对接”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观念。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挑战，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应对的，从基础原理发现到应用研究、到工程实施，再到市场价值推广，是一个全球协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全球协作的结果。人类只有整合最先进的力量，一起来应对挑战，整合各自的优势资源，才能够实现效能最大化。

当前，人类能够实现颠覆式创新的领域并不是很多，一个新产业从0到100的过程是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以通信和互联网为例，这两大技术均发端于美国，但是在应用层面却在全球各地不断演进，5G技术就是这种演进的一部分，人为地割裂互联网和5G技术系统的方式，就是在打击全球价值链。唯有全球合作，才是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化的正确模式。

中国全面发展高新技术体系，其实也是欧洲及美、日等国家长期封锁的结果。中国做了很多“不得不”的事情，从早期的“巴统组织”（即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到“瓦森纳协定”（又称瓦森纳安排机制，全称“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英文为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尽管其规定成员国自行决定是否发放敏感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证，并在自愿基础上向其他成员国通报有关信息，但实际上完全受美国控制），是被逼得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外部环境提供不了一种稳定的供应体系。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凭借“逢水搭桥、遇山开路”的韧劲儿，成为全球最令人瞩目甚至也是唯一一个拥有工业全产业链的国家。做产业链，顶级技术供应链很重要，次级技术供应体系和基础技术供应体系也一样重要。不具备完整供应链的国家和地区，在一些限制性的全球产业政策面前，是很难确定并保持自己的发展方向的。

5G到来之后，中国高效的物流系统将如虎添翼，对于中国和东亚地区的供应链体系将进一步进行智能化升级，区域内协作将会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中国产业链的协作效能将获得质的提升，供给侧的改革和5G技术也是紧密相连的。

例如，苹果手机的生产线大部分都在中国，在美国本土很难配齐生产苹果手机所需的几百种螺丝钉。美国德州洛克哈特机器零件制造商卡德维制造（Caldwell Manufacturing）曾经拿下苹果公司2.8万颗螺丝钉的订单，分22次交货才完成任务。该公司的总裁史蒂芬·梅洛说：“在美国，制造商们很少在零部件批量生产上进行投资，因为这些东西在海外购买更便宜。”反观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这些地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产业基地，生产线完整，零件齐全，生产成本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大厂商都表示“离不开中国”。面对东南亚和南亚的更低成本的竞争形态，中国5G技术系统是对于整个产业生态的效能进一步进行加持的技术。更高的智能制造产生了新的效能，能够抵消低成本劳动力带来的短暂成本优势，从而继续保持和构建更加庞大先进的生态系统。

5G和产业生态的结合，可以以城市主导产业应用为例。再看汽车产业，例如武汉已经拥有了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汽车制造、汽车研发、汽车市场服务到汽车文化，环环相扣。全球三大汽车系统供应商之一——德国马勒集团的负责人几年前就已经来到武汉，马勒董事会主席兼执行总裁海因茨·容克还说：“大车企都在这里，我们正是跟着来到武汉的。”大车企最早应用5G技术进行系统改造，实现智能制造，这是一种必然。在工程师指挥之下的智能工厂集群中，机器和机器高度协同，产出标准质量的汽车，这就是武汉作为5G时代汽车城的场景。

邱道勇也认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有非凡意义，他在全国知名的创投频道“创投决”大会上跟上千高科技创业者说：“任何创业者，都需要将自己置入到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当中，这能够创造出效能奇迹。我相信，在中国做不好一家创业型公司，在全球其他地方，你也做不好。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却是全球最好的创业市场。”

5G的规模化应用，不仅仅在供给侧能够带动中国发展，在消费侧也将带来巨大的变革，出现新型业态。除了强大的产业规模，中国也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人口近十四亿，内部市场需求本身就很大，而且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的市场潜力还没有达到巅峰，因为国内依然有几亿人处于低收入状态，消费能力有限。经济学家李迅雷曾说过，“国内至少有十亿人还没有坐过飞机，至少有五亿人还未用上马桶，潜在消费需求巨大。”在未来10年、20年，随着国民经济的翻番，很多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会得到提升，国内市场规模也会倍增。

当然，我们在整合用户规模的同时，欧美各国也没闲着。美国继续深挖其在北美、南美等地的市场空间，通过与美洲各国签订军事、贸易协议等方式来整合美洲市场。例如，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签订“美墨贸易协议”等就是很好的证明。不过，美洲仅有9亿多人口，消费人群规模无法与亚洲相比。而且他们不是统一语言和统一政策的完整市场，市场内部的霸权国家不能和伙伴国建立起平等的产业链分工，这使得未来统一市场的前景黯淡很多。

再看欧洲，受地理位置、国土面积的影响，英、德等国的内部市场容量并不大。“欧盟”成立后，欧洲各国的资源、市场、技术等便整合起来形成了较为强大的规模效应。不过，欧洲国家众多，各国实力参差不齐、矛盾不断，例如英国的“脱欧”事件等，导致“欧盟”的发展之路走得有些蹒跚，欧洲各国的市场前景目前还难以预料。

从工业领域看，各国5G技术是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市场规模的大小。5G技术的出现会促进物联网爆发式的增长，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会紧密相连。到那时，谁拥有庞大的用户，谁就有可能成为通信行业的“老大”。

技术创新应该以应用场景为基础。诚然，欧美发达国家在知识、技术创新方面领先于中国，但是在工业化的应用场景方面，除了军工领域之外，其规模整合度已经显露颓势。未来，随着5G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中西方在规模、市场和技术整合度等方面的竞争将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