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学术：共同体的灵魂——以“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为例

“学术共同体”的讨论是一个冗长的学术史话题，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强调科学范式是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这固然重要。不过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我觉得“学术”这个概念更加需要检讨。简单说，中国学界尚缺乏“学术”——学术自由、学术敬畏、学术境界、学术制度、学术尊重等，相应地，是学术的商业化、行政化、市场化、职业化、庸俗化、“关系”化、空洞化和狭隘的学科化，等等。这些导致了我们学术共同体的缺乏。这里，我想结合“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来谈点看法。我个人认为，华南学派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为数极少的可以称之为“学派”的学术共同体，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甚至超过本土。华南学派继承了历史上这个地域岭南学派的某些遗风，即一种文人眷于国家的情怀。我并不认为华南学派是像社会学的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人类学的博厄斯学派、英国伦敦学派以及史学的年鉴学派那样的大学派，不过或可追比印度的庶民研究学派、民国的清华学派和燕京学派以及至今在史学界尚有影响的加州学派。

华南学术共同体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其吸收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变革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某些局限，从而大大拓宽了史学的研究视野，并由此获得了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史）和地域研究的某些重要发现和突破。这个过程很像法国的年鉴学派，华南研究后来也借鉴了勒高夫的“历史人类学”这个概念来表达，不过华南研究最初的发起与年鉴学派并无关联。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香港中文大学为凝聚点，同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或执教过的科大卫（David Faure）、萧凤霞（Helen Siu）和陈其南揭开了华南研究的序幕。一位历史学家和两位人类学家的合作，预示着这个学派一开始就有着史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当然，最初华南研究并非史学研究，项目也是以人类学系为主申请的，只是后来研究才慢慢转向了以史学为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中山大学为基地的“历史人类学”冠名，将华南研究“正式”落在了史学领域。而这恰恰成就了华南历史学派的生成，换句话说，如果是人类学本位，以当时甚至现在的学科能力，都不足以形成人类学的华南学派。我曾经在《历史人类学学刊》创刊号上写过一篇论文，副标题是“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介绍了这个领域的学术特点，也提到华南研究的兴起。简单说，就是华南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化，当然还有基于中国史学传统的某些升华，特别是将民间碑文和族谱等民间史料赋予学术生命。华南研究的发起人，学术的雄心和抱负是很高的。记得我到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读书时，系主任陈其南就豪言我们人类学系要赶超民国时期的燕京和清华。尽管人类学系没有实现这一壮语，不过华南学派的成就或可与燕京学派小有一比。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个学派已经很成熟甚或会有持久的生命力——这要看他们未来的学术发展能否继续符合学术共同体的要求，但是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依然值得我们尊重和借鉴，因为这个共同体在“学术”上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或可以为我们所期待的国内众多学术共同体的生成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