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背负着历史行囊的中国纪元
从萧凤霞本书的十几篇论文，可以看到她驾驭各种历史题材的能力，包括在不同历史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宗教仪式、性别、妇女、商人、农民、城中村、宗族、族群、移民、大众文化、城市中产、景观等等现象的研究，体现出其深厚的研究功力和研究境界，以及见微知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展视论的研究视角。
《中国纪元：背负历史行囊快速前行》（第四章）是一篇书评，通过评述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研究的三部著作，她进一步强调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不能没有历史：
中国正在沸腾！全球的媒体众口同声说这是“中国的世纪”。……这一切莫不展现出中国欣欣向荣、一往无前地奋力走向真实和想象的市场景象。
在经济数据和媒体的喧声背后，人类学家关心的是改革的修辞与市场的真实力量到底在怎样改变晚近社会主义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在中国炽热追求现代性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不难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体味到人类深沉的悲喜剧。每个人都不能自外于变化的过程。
这群活力充沛、勠力向前的老百姓在背负着怎样的历史行囊？……这些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如果可以顺利克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种种困难，那么又该怎样理解他们的能动语境呢？……我们怎样从理论上把这些起作用的行动与人们置身其中的制度性结构联结起来？是否像以前一样，这些能动者会成为自身行动所造就的处境的受害者？
（第4章，英文第59-60页）
她的发问将当代中国的图景拉回到她的成名作（《能动者与受害人》）之中，似乎希望从她研究的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年代中，找到某种共同的韵律。从她评论的三部书中，或许可以看到她寻求答案的思想轨迹。
第一部是阎云翔的《社会主义的私人生活》，作者以长期生活过的黑龙江下岬村村民日常生活为背景，试图超越家庭研究只侧重结构、组织或层级的模式，探讨家庭中个人的亲密关系、情感、权利等个体道德经验，透过几十年改革带来的家庭重组和道德变化，思考私人生活的扩张以及个体化的发展。作者认为私人生活的扩展是因为传统家族制度和家庭价值弱化、家庭中性别关系与代际关系的变化、年轻人的个人向往和自我追求增强、市场化的驱动、农村公共生活的缺乏，这些导致了自私的个体化和公共生活的缺失。萧凤霞则认为：这类现象的出现，并非简单的国家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撤离，或者市场化的驱使，如果回到历史的能动，可以发现个人的情感和私人生活的各种能动性早就存在，“如果这些情节在革命前早就存在且以不同方式为人熟悉，那么我们该用哪些概念工具理解它们，才不至掉入中国家庭要么协作共生、要么经济主导这两种理解模式的泥潭”？（第四章，英文62页）
我认为，萧凤霞是希望指出历史上的家庭已经有丰富的私人生活，不论是费孝通的“自我主义”，还是林耀华在《金翼》中提到的家庭中的妇女地位，都说明私人生活空间并非狭窄。社会的公共性也依托家庭而存在，家庭成为衔接私人与集体两个领域的道德结构。近代以来的家庭革命和社会主义集体化导致了承载着公共性的“家庭”等村落单元弱化，私人生活受到压抑。改革后的私人生活拓展，并非是简单的上述原因，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就华南历史而言，私人生活空间与国家曾经有着某种有机结合，因而导致华南社会在明清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世界领先的经济水平。这或许是对“共谋”的另一种诠释。反而在人民公社和今天“三农问题”的背景下，空巢家庭、留守儿童、城中村等问题让我们看到：农民的私人生活空间至今仍难以扩展。无论如何，私人生活的重新释放必然要受到现实文化的影响，但是其历史文化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讲到“私人生活”，中国人的私人生活与西方的私人生活也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文化的差异，两者的“私人”与“生活”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意义。
第二部是冯婉杉的《惟一希望：中国一胎化政策下的成长》。在1997—2002年，作者在大连进行田野调查，集中探讨与传统家庭不同的独生子女家庭及其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独生子女问题对多数中国人并不陌生，但是无论家庭、家长和孩子，身上的历史行囊依然沉重。诸如“现代化的文化范式”下的父母期望、人口增加的文化原因（如多子多福等），都在历史上扭曲了健康的人口结构，促使了独生子女的“问题化”。萧凤霞提到书中这样一个令她震动的文化志细节：
有一次，冯婉杉得悉一个重点高中学生自杀的消息，而真正让她震惊的是一位受访的初三学生没有丝毫哀伤，相反却报以一种算计的冷酷，说道：“我希望更多高中生自杀——这样，在考重点高中、进大学，以及工作上便会少些竞争对手。”（第四章，英文63页）
如此的冷酷，包含极端的拜金、欲望的无限，究竟是怎样发生于这个曾经有着古老文明的民族和国度的？“人口”作为中国巨人的历史行囊，其中又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包袱”？如果我们共识中国人并非天生劣质，那么，解开现象后面的深层逻辑，恐怕是研究者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部是文集《人在旅途：女性与当代中国的城乡流动》，其中讨论了“打工妹”问题，作者们关注农村妇女外出的动机，她们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经验，她们用什么策略改善或超越城市人眼中的次等地位，她们的社会网络以及与家乡的联系，她们如何创造未来，以及外出务工对她们自身、家庭、家乡的深远意义等。在这些后面，依然是历史的包袱沉重地压在妇女身上。尽管曾经有过“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响亮口号，但是“城市人／乡村人”“农民”“小农”等历史标签以及社会结构的界限，依然是农村妇女难以逾越的鸿沟。
上面三部文化志研究，本来各有其十分敏锐又见微知著的研究问题，都在自己的研究对象后面，关注和思考着中国社会。萧凤霞集三部书评于一体，将三者的理论思考推到历史的视角，深刻指出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当今中国社会对历史文化的“路径依赖”：
她们，或许是阎云翔笔下的下岬村村民，或许是冯婉杉关心的独生子女，也可能是打工妹。但不管是谁，他们都背负着沉甸甸的历史行囊，却又无可选择地依从快速的方式急步前行。他们到底在什么意义下是能动者，又在什么意义下成了共谋？（第四章，英文65页）
可以说，当今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研究均忽视了历史的文化行囊，而中国研究如果没有历史的视野，多会是跛脚的研究。因为历史文化不仅是当今人们肩负的行囊，还是他们身体中的文化血液，是他们生命延续至今的一部分。因此，萧凤霞的所有研究都充满了历史的思考，这也让她的研究成为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典范。当下的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绝非简单的制度安排和体制改革就能够顺利解决的，理解和探讨其中的历史和文化之深刻蕴含，或许是当今研究不可或缺的“问题意识”。
在此还希望指出：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会对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有极大的帮助。萧凤霞曾与同事合编两本文学集子、三本历史文集以及两本关于当代社会议题的文集，都是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成果。她说自己成长于一个不断质疑的年代，因此十分珍视跨学科的探索。在四十年的华南研究中，她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融入其研究之中，形成了其对中国社会深入理解的观点体系（程美宝在她的书评中已经有比较详尽的论述）。同时，萧凤霞作为这个群体当中为数不多的人类学家，至今依然是中国人类学研究中，让历史走进人类学家的路标——当然也是一个会被年轻一代超越的路标，要知道，这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最后我想说，学者是否有对人类和社会的终极关怀，常常会影响到他们的研究境界。“目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有‘终极关怀’意义的方向感实际上已经相当薄弱……新的学术世代如何在研究选题‘碎片化’的趋势之下，拥有超越学科、地域、学术圈子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解构的、碎片的研究，辩证地培养起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或‘人类文明’的意识和雄心，是这一代人终究要直接面对的沉重的问题。”华南研究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终极关怀，理解中国，理解世界。而真正的终极关怀，是一个人类学家对人类命运的深深惦念。从萧凤霞教授的字里行间，我不断体会着一个人类学家的学术执着，四十年华南研究之旅是艰难之历程，却也是以学术造福人类世界和中国社会的高尚与幸福之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