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　太阳上升的时刻

1.首届“汽笛奖”创立

“为了正点/每一块煤都将挥发出眩目的火焰/每一升蒸汽都将爆发出惊人的牵引力/汽笛因此而昂扬。”这就是火车司机写给未来的诗歌，写给“九点。太阳上升的时刻/是我的青春/在炉火的辐射下/经受汗水浇铸的时刻”。一切为了正点。这是铁路的时代主题。1986年《汽笛》文学副刊以宫辉的这首《太阳上升的时刻》鸣响了铁道文学的“汽笛”，成为当年在工人中被传诵一时的诗篇。

《人民铁道》报首届“汽笛奖”于1986年2月7日揭晓。23篇在《汽笛》上（1983年-1985年度）发表过的文学佳作获奖。“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的49岁。”首届“汽笛奖”中，李康平的《政治指导员轶闻》、叶敏虎的《角落》和29岁的来自大同车务段的工会干事王东升的《棋瘾》深受读者喜爱。杂文奖项有岳凤先的《啊，中年》。诗歌奖项的得主张毅、宫辉、王辉、朱坤宇都是为铁路诗歌界所熟悉的青年实力诗人。解放军作者刘家魁也以《燃烧的恋歌》榜上有名。其他获奖者还有张良火、谢明洲以及四川诗人、担任铁道部工程指挥部西南办事处团委书记的孙建军。散文奖由何正秋、崔金生等4名作者获得。这是第310期《汽笛》，是《人民铁道》报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汽笛文学奖创立纪念日。这以后的《汽笛》文学副刊还开辟专栏系列介绍这届“汽笛奖”的获奖者情况。

现在看来，1986年1月的这次汽笛文学奖，虽然至今只举行了一届，但是对于铁路文学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铁路文学的一个新时代开启了，汽笛文学奖实质上就是一个特别意义上的小铁路文学奖，对80年代的铁路文学产生了决定性意义的推动，汽笛文学奖更具文学性质和文学史意义，事实上也更进一步确立了《汽笛》副刊对于当代铁路文学的意义和地位，这是来自“汽笛的托付”。如果说铁路文学史就是“火车上的文学史”，汽笛文学奖则意味着“火车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和绝对时刻。对于当代铁路文学史的研究而言，1983年的全国铁路文协的成立和1986年的汽笛文学奖创立是80年代铁路文学的最重要的两个事件。

为这次“汽笛奖”而专门在咸阳举行的颁奖会暨研讨会，可能是人民铁道报社首次举办的全国铁路范围的文学笔会。人民铁道报社同时也是著名铁道兵作家的王廷彦，当时《汽笛》编辑部负责人李显宗，编辑王晓晴、钱勇博等主持了颁奖会。参加者还有后来成为人民铁道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岳凤先，他是以获奖者身份参加的。

至今，铁路诗人朱坤宇还珍藏着1986年发报所代号为TB、电报号为387，等级P，发于1986年1月16日14时15分的铁路电报。电报是发给金华车站党委和金华机务段党委的，通知朱坤宇定于1月26日到咸阳第二十工程局招待所报到，参加人民铁道报社定于1月27日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在朱坤宇的记忆中，那是人民铁道报社举办的第一次汽笛笔会。

这次笔会是为首届“汽笛奖”而专门举行的，参加者除了“哈、沈、京、济、上海、郑、成、广、铁一局派文艺编辑一名”，铁路作者有崔金生、冯复加、梁凤玉、宁文林、刘家魁、岳凤先、邢原平、王东升、谢明洲、张毅、孙建军、何正秋、张良火、魏本征、王辉、宫辉、朱坤宇、孙鸣皋、叶敏虎、任碧江、李康平、刘双贵、马献福等人。朱坤宇收到的铁路电报要求“上列人员请于1月26日”到会，“会期三天，按出差办理”。这份落款为“北京人民铁道报社”的“汽笛电报”还留有“有关事宜联系：北京41539电话，《汽笛》编辑”的字样，事实上，路电“41539”这个《汽笛》编辑部曾经使用了很多年的电话号码，是很多铁路文学爱好者最熟悉的一个文学热线。

这份“汽笛电报”朱坤宇一直将它珍藏在自己金华火车站调度室的抽屉里，那是朱坤宇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那个时候还没有数码照相机，临行前父亲将他照相馆里最贵的那台德国照相机交给我，正是它为汽笛文学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足迹。”朱坤宇的父亲在斜桥镇照相馆工作，那是位于在沪杭铁路边每天可以看到火车经过的一条小街上。从汽笛笔会回来后，朱坤宇的父亲连夜帮儿子到暗房里冲洗出那些在笔会上拍摄的照片。

那次座谈会，人民铁道报社带队的是时任副总编的王廷彦。开完会后大家还依依不舍，“二十局派车把我们送到西安站，轮到我上车时大巴车全坐满了，会务组于是安排我上了一辆上海牌轿车，上车后才知道这车是送《人民铁道》报领导王廷彦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轿车，从咸阳到西安竟然坐得我晕车了，回家和父亲说起此事，连连说自己不是坐轿车的命，怎么也想不到30年后我天天开着轿车上下班。”那次笔会朱坤宇是参加者中年龄最小的。他和同样“有着一张娃娃脸”的《人民铁道》报副刊编辑王晓晴待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因为以前我们电话和书信联系很多，所以见面非常亲切。晓晴老师没有一点架子，在参观中我们一次次地合影。”这次笔会之前，朱坤宇和一起来开会的宫辉因为没有搞到去咸阳的卧铺票，还在南京停了一个晚上，两个人去拜访了也是经常在铁道报发表诗歌作品的铁路诗人秦州。时光过去30多年，朱坤宇说想起这些往事还是历历在目，仿佛就是在昨天发生的一样。

2015年的岁末，笔者再一次试着拨了路电“41539”这个号码，拨了多次，总是没有人接听。后来，笔者电话查询铁通10050客服电话，询问这个曾经属于《汽笛》热线的路电号码时，客服小姐客气地让我提供41539机主姓名，当我报上《人民铁道》报后，只告诉我“机主姓名不正确”。看来，这个曾经的《汽笛》文学热线号码已经不再属于人民铁道报社了，或许已经变更为某个私人住宅的电话号码，不知道现在的机主是否还会偶尔接到来自“文学的来电”，询问《汽笛》副刊或与文学有关的“莫名其妙”的一切。曾经，这个路电号码也是笔者的《汽笛》编辑部办公电话号码，使用了很多年，而事物本身的显现总是这样无常，变化不息。

2月16日《汽笛》刊发了王慧芹撰写的“首届‘汽笛奖’获奖作品漫议”《琳琅满目话丰收》的特约评论。称：“《汽笛》副刊是目前唯一的全路性文学园地，以三百万铁路职工，数千名专业和业余作者来说，这块园地未免太窄小了些。正因为园地小，便更显得宝贵。七年来，编辑和作者们珍惜这块园地，同心协力辛勤耕耘，收获是丰富的。”王慧芹认为：“文学评奖无疑是提高文学创作的一项措施，希望‘汽笛奖’能连续举办下去，有了第一届，还应该有第二届，第三届。使它成为提高文学创作的阶梯，一级更比一级高。”

紧接着的又一期《汽笛》（第312期）发表了《人民铁道》报副刊编辑、本身也是优秀的有全国影响力的童话作家王晓晴采访首届“汽笛奖”诗歌得主宫辉的文章《啊，我的黄土地》。这篇有力度有深度的有着作家性质的“采访”其实更着重对被访者精神气质的描写，《啊，我的黄土地》这个标题也起得颇为“古怪”和让人意外。王晓晴敏锐的作家眼光和灵性以及她的热情，让她成为80年代铁路文学尤其是铁路诗歌一个极为重要的幕后“推手”。

“我确信能一眼认出他来，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我编辑过他的许多诗。”王晓晴的“采访”或者更准确说应该是采访手记就这样开头，写自己去咸阳火车站接诗人宫辉，“那顶铁路大檐帽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宫辉，他果然像他的诗一样，加之一个与众不同的标志。”王晓晴写到这位25岁的火车司机从17岁写诗到现在，经历了很多坎坷。“理解是心穿越心的地铁。”王晓晴写宫辉前不久参加上海铁路局在南京举办的全局机务处机车司机检查竞赛，获得第三名。“这让他领悟和感受到了一种被工作激发出来的创作冲动。”而宫辉认识到：“因此凭着汽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人类一定能找到共有的感情基调。”

在这次采访中，王晓晴感悟到铁路诗是中国工业诗的一部分，铁路诗歌的突破同时意味着工业诗的崛起。“宫辉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多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这样一个作家群的出现——真正具有铁味的，既属于黄河长江，又属于钢铁枕木的铁路作家群。”王晓晴的这篇“采访”笔记也如在80年代的文学新时期那样“冷峻中孕育着一个热烈的春天”。“在返京的路上”，王晓晴回想着和诗人的交谈，感觉自己“俯首听到了土地的心声”，感觉自己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诗人”。

2.“大巴山年轻人实录”系列

这一期间的《人民铁道》还在《文化生活》版刊发了副刊编辑钱勇博缩编的柯云路的长篇小说《夜与昼》的上下卷。

1986年4月20日的《汽笛》的首届“汽笛奖”获奖作者介绍中，刊登了47岁的沈阳铁路局《火车头报》社副总编辑岳凤先的感言：“杂文是文学，这是无可置疑的。”他说：“我写杂文，和《汽笛》的召唤和扶携是分不开的。”后来进入《人民铁道》报的岳凤先出版有《非闲话集》和《不埋首于过去》，其中1994年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非闲话集》是由《人民铁道》报总编辑李丹作序的。

1986年4月27日的《汽笛》第319期，发表了临汾铁路地区的火车司机诗人孤岛（又名海野，本名周鹏）的《我是云》。80年代后期孤岛创办《圆桌》诗歌刊物，曾经风靡一时。

1986年6月1日《汽笛》第324期，昆明铁路诗人张锦堂的《今晚，小站举办音乐会》是他在《人民铁道》报的首次露面。这一期也刊登了本报副刊编辑、童话作家王晓晴的童话散文《快乐的小鸟》：“她是只快乐的小鸟，她的巢就是那辆草绿色的带些锈迹的宿营车。”

1986年7月18日的《汽笛》第330期，青年铁路诗人曾瀑（曾正贤）的《走向春天的原野》初步显露了他日后的长句复调诗歌的风格。“所有解冻的脚步都以各种节奏向前走着。”“所有的灵魂都走着向着春天的原野走着。”——文学的“解冻”年代复苏着一代诗人的梦。曾瀑的“解冻”让他在《汽笛》开始发声。第331期《汽笛》“诗专号”责任编辑又是王晓晴。这期诗歌专号刊登了曾瀑少有的有童话色彩的诗歌《小女孩的梦》：“她是石竹花/她睡着了。”写的是一个叫石竹花的筑路工的孩子的梦。2015年7月，曾瀑由云南出版社出版他的诗集《怀头他拉的麦田》。

1986年9月5日的《汽笛》开始陆续刊登“大巴山年轻人实录”系列，开篇之作是高继的《大巴山的北京人》。获得首届“汽笛”奖的李康平在1986年9月19日的《汽笛》刊登了他的文学性浓烈的报告实录《大巴山有一个响亮的音符——大巴山年轻人实录之三》。这是《汽笛》副刊编辑王晓晴去大巴山采访后特别约写的系列重点稿件。

1986年11月26日的《汽笛》刊发了经常在《人民铁道》报发表评论的何正秋读《大巴山年轻人实录》系列的文艺评论《巴山男子汉群塑》，评论在《汽笛》上隆重推出的六篇来自巴山第一线的报告文学的感染人心的力量。“《大巴山年轻人实录》是写实，因而它具有惟写实才具有的特殊的艺术震撼力。”

3.铁道部组织衡广复线采访一事

铁路诗人蔡宗周从80年代初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在他的铁路文学回忆录《铁路文学的点滴记忆》中，谈到1986年1月份中国铁路文协组织的关于衡广铁路复线的采访经过。这是1986年铁路文学一次重要的采风：

随着南方改革开放，建立深圳、珠海特区，京广大动脉出现了运能与运量的矛盾，为了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快衡广复线工程建设指示精神，铁道部政治部决定，由中国铁路文协组织一批铁路作者，在隧道工程局和一处、三处的支持下，于1986年1月11日至23日，深入粤北大瑶山工地采访十余天，尔后撰写了报告文学集《开路先锋》。

由铁道部文协毕亚夫、张敬礼带队，李国文老师也参加了，并介绍了他采访的经验和创作全国获奖小说《月食》、《花园街五号》的体会。

此次采访组人员有：郭建基、邵晓光、任为民、李助新、张西祥、冯文超、杜晨亮、谢明洲、佟铁军、高善礼、崔金生、蔡宗周、杜峻、白志强、跃峰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