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教育与企业高管收入相关研究

在管理学领域，以往研究大多关注企业高管教育背景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而少有研究针对教育背景与企业高管收入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在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献中，有学者认为教育对企业高管收入并不存在什么影响。如高什（Gohsh）指出，企业高管的受教育年限对收入水平没有影响。他以1997年到2002年的印度制造业为例，对462家企业的高管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对企业高管收入的影响十分不显著。不过鉴于高什的数据量偏小，样本也缺乏一定的代表性，其研究结论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质疑。支持教育影响企业高管个人收入的研究者如戈特斯曼（Gottesman）和莫里（Morey）。他们在2006年的研究中发现，企业中那些拥有知名大学学位的首席执行官能够获得更高的个人收入。加贝尔斯（Gabaix）和朗迪耶（Landier）则认为，对企业高管而言，较小的教育水平差异能够导致较大的个人收入差异。虽然作者并未从多个维度分析教育背景在企业高管个人收入中的作用，但其教育差异的主要观点为后来研究者围绕教育背景讨论企业高管的个人收益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

加尔伯特（Jalbert）、福如诺（Furumo）和加尔伯特（Jalbert）长期追踪知名企业高管，研究教育背景是否影响个人收入。他们对1997年到2006年期间福布斯杂志刊载的美国500强公司首席执行官教育背景予以考察，对其毕业院校背景进行重点关注。研究发现，在学士和硕士层次，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企业高管人数居全美首位，但在工资收入方面，纽约大学却独占鳌头。以企业高管数量统计的大学排名显示，毕业生排名名次与个人收入并不相关，但顶尖大学排名名次与个人收入则显著相关。在工资单项方面，顶尖本科院校排名名次与个人收入显著相关，而顶尖硕士院校排名名次则与个人薪酬不相关。基于18个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显示，排名前10位学校企业高管毕业生数量与个人收入呈显著负相关，而排名前25位学校企业高管毕业生数量与个人收入的相关性不显著。研究者同样指出，以往研究证实了教育背景与企业高管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却尚未有研究使用较大规模数据验证教育背景带给企业高管个人的经济价值，且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组织层面的分析。对于特定职位的企业高管，达塔（Datta）和伊萨坎达塔（Iskandar-data）的研究认为，企业高管的商科教育背景对个人收入具有重要影响。从公司战略管理的角度看，首席财务官（CFO）应该接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教育，从而全面掌握战略管理知识，而非单纯具有专业技能。他们建立回归模型，测量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否对首席财务官收入有影响这一问题，结果发现：具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首席财务官比单纯具有专业技能的首席财务官获得了更高的收入；毕业于顶尖工商管理学院的首席财务官，其学位对收入影响的显著性水平更高；对于那些没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首席财务官而言，其学位对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结果证实，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对企业高管的收入增加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比较难解释的一个问题是，企业高管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时间可能对个人收入的估计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因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存在在职攻读和非在职攻读两种学习形式。对企业高管来说，在职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有时仅仅是为了增加个人的“文凭头衔”，而非增加个体人力资本。如何将两类群体区别，或将成为合理估计企业高管教育收益的前置条件。我国学者周蕾和余恕莲也曾分析企业高管的教育背景对收入的影响。作者利用经典的明瑟收入方程，测算了企业高管人力资本收益中的“溢价”程度，发现教育程度和工作年限大约能够解释我国企业高管收入中的7%，其余部分则归功于人力资本溢价。但是，除受教育年限外，毕业院校背景等其他教育背景要素也应被纳入企业高管人力资本收益的考量。如果不考虑这些“质量”因素，企业高管的教育收益可能受到低估。这是该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上研究为本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首先，教育背景对企业高管收入的影响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针对企业高管这一特殊群体，教育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尚待考察。从已有研究看，教育可能对企业高管收入不存在影响，也可能存在较大影响，需要通过更大规模的数据采集证实相关结论。其次，加尔伯特（Jalbert）等人为研究一流大学在企业高管收入中的作用开辟先河。作者通过美国数据，证实大学排名靠前的顶尖院校教育背景可能对企业高管收入存在影响，但在不同学位层次中这一影响并非始终存在。同时，不同的毕业院校分组方式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需要通过计量分析中的稳健性检验规避相关问题。再次，教育背景存在多个研究维度，教育背景与企业高管个人收入的关系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逐一展开论证。最后，明瑟收入方程为研究企业高管个人收入问题提供支撑，教育背景对企业高管收入影响的研究可转化为测量企业高管教育收益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