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企业高管教育收益相关研究

第一节 企业高管教育背景的相关研究

一、学位层次研究

自高层梯队理论提出以来，企业高管的教育背景特征受到管理学领域的特别关注。该理论认为，教育背景特征，特别是教育程度能够反映企业高管理解、判断、加工信息的认知能力，从而对企业经营绩效和组织变革等产生潜在影响。按照这一理论，代表企业高管教育程度的学位层次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种看似“标签化”的个人外部特征可能间接影响企业甚至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者普遍认为，高管较高的教育程度（学位层次）将对任职企业影响深远。如赫提（Hitt）和泰勒（Tyler）就认为，就管理者个人特质而言，反映企业高管认知能力的教育程度（学位层次）会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未来发展。维尔塞马（Wiersema）和班特尔（Bantel）也指出，拥有较高学位的企业高管具有较高层次的认知能力，这种教育优势可以转化为创新理念，有助于企业战略变革。在实证研究方面，贝格利（Begley）通过对239位首席执行官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在那些规模小、非制造业、高收益的企业中，企业成立时间越短、企业高管的学位层次也相应越低。反过来说，就那些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而言，高管或许需要更高的学位层次和更好的教育背景。戈尔（Goll）、布朗（Brown）和拉希德（Rasheed）针对1972年至1995年间美国航空业企业高管人口统计学信息进行研究，发现在航空业管制阶段（1972—1978年），人口统计学总体特征对企业战略影响不显著，但企业高管的平均学位层次对企业绩效影响明显；在航空业非管制阶段（1979—1992年），平均学位层次更高的企业高管团队更加强调多元化经营战略，取得了更好的绩效收益。由此看来，学位层次这一指标对企业遴选高层管理者意义非凡。在具体的关于企业高管学位层次的论述中，丁（Ding）对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12所生物技术类企业调查后发现，拥有博士学位的企业高管更倾向于选择“公开科学”的企业战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博士学位有助于抑制“公开科学”所带来的组织环境风险。博士学位对企业高管的特殊意义也被加以关注。马特利（Martelli）和埃布尔斯（Abels）对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企业高管的教育背景进行统计，发现约占九成的企业高管拥有学士学位，且超过半数的企业高管拥有硕士学位，而拥有较高学位的企业高管在全部企业高管中所占比例正随着年代的迫近而显著上升。显然，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现代企业环境下，较高的学位层次（高学历）已然成为企业高管的身份象征，学位层次的重要性得到了经验上的验证。我国学者同样支持学位层次（学历）反映企业高管认知能力的观点。李春涛和孔笑微利用企业经营绩效指标托宾Q对1999年到2003年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整体教育水平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教育的市场回报率在市场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经济发达地区上市公司高管整体教育水平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更加显著。张兆国、刘永丽和谈多娇的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平均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即学士以上学位，而学位层次越高的企业高管处理信息的理性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姚振华和孙海法提出，教育反映了企业高管的认知能力和专业技能，企业高管平均学位层次对企业长期绩效的作用十分突出。另一方面，对企业高管而言，学位层次也是教育背景乃至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要素。陈香兰（Chen Hsiang-Lian）对中国台湾地区上市的271家电子企业中的813位高管进行考察，发现企业高管的学位层次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提出学历水平（学位层次）是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衡量标准，特别是对于研发型企业而言，聘用较高学位的人才作为企业高管，能够对经营活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杨风、李卿云和吴晓晖的研究则发现，企业高管团队成员的学位层次越高，越有利于研发投资，而董事长的学位层次越高，越有助于对创新机会的识别与判断。综合来看，学界普遍认可学位层次对企业高管认知能力的代理功能，通过对高管团队成员的学位层次与组织绩效的相关性进行考察，发现较高的团队学位层次（平均学历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战略和优质绩效的实现。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看，管理层学位层次的提升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组织发展层面，对于高管个人人力资本收益的探讨还相对缺乏。

二、学科背景研究

企业高管的学科或专业背景特征受到部分学者关注，但研究领域相对比较分散。这些研究主要聚焦行业议题，分布在金融、信息技术、石油天然气等领域。早在20世纪末，沙维利尔（Chevalier）和埃里森（Ellison）就提出基金管理者的专业背景与其行业表现存在较大关系。随后，不同学者开展了多项有关企业高管学科背景特征的研究。在涉及银行业高管的相关研究中，鲍尔塔（Balta）、伍兹（Woods）和迪克森（Dickson）对希腊银行高管的研究发现，如果企业高管具有同质性的学科背景，那么受到聘用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此外，提翰伊（Tihanyi）等还曾对企业高管的学科背景进行分类，旨在考察高管团队的人口背景特征与企业国际化经营决策的关系。商科和法学相关背景一直被认为对企业高管的职业发展有所裨益。尤西姆（Useem）和卡拉贝尔（Karabel）对美国大型企业的研究发现，商科和法学背景能够大大增加晋升为企业高管的可能性。卡拉米（Karami）、阿纳罗伊（Analoui）和卡巴泽（Kakabadse）对132位英国电子信息类企业高管的问卷调查显示，具有管理学背景的企业高管更倾向于制定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斯拉特（Slater）和迪克森富勒（Dixon-Fowler）以标准普尔500上市企业为样本，对首席执行官的商科教育背景（MBA）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关系予以考察。实证研究表明，MBA教育背景与企业环境绩效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MBA项目的院校排名与企业环境绩效则没有关联。作者同时回应了学界对MBA教育的批评，认为MBA教育可以带来社会收益。林道夫（Lindorff）和琼森（Jonson）针对澳大利亚ASX200上市公司中的首席执行官，就商科教育背景（MBA）与公司投资回报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结果发现，接受MBA教育与否同公司3年期和5年期的投资回报均无相关关系。由此，作者认为，过度强调首席执行官的MBA教育背景对上市公司发展并无益处。伯克特（Burkert）和卢埃克（Lueg)对德国企业高管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企业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德国企业中，首席执行官的教育背景对企业价值没有显著影响，而首席财务官的教育背景则影响显著。在首席财务官中，商科或经济学背景与企业价值管理具有更高的相关性。由此看出，由学科背景反映的企业高管认知差异会对企业经营产生较大影响。在信息技术行业，菲利普斯（Phillips）和考特（Cotter）对澳大利亚最大的100家企业中的786名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专业背景进行研究，他们发现首席执行官比其他高管人员具有更强的技术性专业背景。不过就总体而言，澳大利亚大型企业的高管大多不具有技术性专业背景，其中具有商科学士学位的企业高管人数较少，而具有文科学士学位的人却比比皆是。由此，研究者提出应该重视影响企业决策的管理者们的学科背景，让“最专业的人去做最专业的事”，改善澳大利亚企业的管理层结构。卡特（Carter）、格罗弗（Grover）和塞彻（Thatcher）探讨了企业首席信息官的技术性学科背景与企业商业战略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技术性教育背景并非能直接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技术变革，但这种学科背景能够潜移默化地激发企业高管的内部领导力，起到加强组织成员联络、实现决策职能分配的作用。黎（Lim）、斯特拉托普洛斯（Stratopoulos）和沃简托（Wirjanto）以信息技术类高管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企业的信息技术外部声誉与高管在企业内部权力提升之间的互惠关系。作者通过对美国1329家企业信息技术类高管考察，发现信息技术相关专业背景能够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外部形象的认知。在石油天然气行业，伊克巴尔（Iqbal）指出，企业高管的专业背景与石油天然气企业的未来发展紧密相关，而在这些企业中，首席执行官是否具有石油相关专业背景更是直接决定其任职企业的风险投资能力。除此之外，黄（Huang）认为企业高管的学科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影响。通过实证数据，作者考察了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企业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具有理学硕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企业高管更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学科背景能够体现企业高管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也能识别企业高管的人力资本差异。当前研究大多局限在特定行业中考察企业高管的学科背景特征。如将现有研究背景进行归纳，主要涉及企业高管的文科、商科、法学、理学、工学五大学科背景。

三、海外学位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海外学位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备受关注。关于海外学位对毕业生影响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教育经济学领域，鲍尔（Ball）和奇克（Chik）在马来西亚的研究发现，拥有海外学位的毕业生在入职后的短期并未体现出教育收益上的优势。德梅特里利亚迪斯（Demetriades）和萨卡罗普洛斯（Psacharopoulos）在塞浦路斯的研究发现，与拥有希腊大学学位的毕业生相比，拥有美国和英国大学学位的毕业生在该国劳动力市场会获得更高的教育收益率。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关注企业高管的海外学位背景。代表性研究如达尔玛迪（Darmadi）针对印度尼西亚企业高管教育背景与绩效关系的分析。作者认为，大企业青睐聘任拥有海外学位的高管，特别是在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高管的海外学位或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实证结果表明，这些拥有海外学位的高管未能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维诺格拉多夫（Vinogradov）和科尔沃雷德（Kolvereid）在挪威的研究也发现，企业高管的海外学位与其职业发展关联度不高。在我国，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何韧、王维诚和王军。他们的实证结果显示，在高管长期所处的同一企业中，海外背景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海外大学学位非但不能促进企业绩效的增加，反而可能阻碍企业的长期发展。

不过，企业高管的海外大学学位也并非毫无益处。从积极的角度看，高管的海外教育经历能够拓宽企业经营视野，促进技术创新。例如，罗思平和于永达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光伏企业中，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企业高管可以对技术创新和专利保护产生积极作用。詹内蒂（Giannetti）等人的研究则认为海外企业高管可以通过国际化的经营方式有效提升企业绩效。简而言之，海外学位对企业高管的意义尚不明晰。同时，以往研究大多针对海外学位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较少涉及对企业高管个人发展的影响。此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海外大学学位对企业高管分别具有怎样的价值？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一致性的结论，需要通过研究进行进一步判断。

四、已有研究评述

从已有研究来看，企业高管的教育背景主要可以从学位层次、学科背景和海外学位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就学位层次看，高层梯队理论为学历水平对认知能力的代理作用提供依据。这部分文献最为丰富，是学者们开展研究的主要战场。多数学者认为，企业高管的较高学位层次能够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增加，甚至有助于企业战略变革、社会责任的实现等。但是，高层梯队理论侧重对学位层次在组织层面的考察，即强调高管团队成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对企业绩效具有一定影响。相关文献还较少就学位层次对企业高管个人发展进行分析，关注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多于人力资本的转化结果。就学科背景看，与企业经营活动关系密切的商科备受瞩目。不过，除商科背景外，仅有少数文献涉及文科背景的探讨，工学、农学、医学等学科背景与企业高管的关系研究也相对不足。同时，不同的学科背景也将导致个体层面的人力资本差异，进而影响到企业高管的个人发展。以往研究重点关注学科背景在企业高管遴选、晋升以及组织领导力等方面的作用，较少论及学科背景对个人收益的影响。就海外学位看，已有研究对海外学位对企业发展的意义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海外学位对高管个人的实际价值尚待挖掘。综上所言，企业高管教育背景的相关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组织层面。作为大学培养出的一流人才，企业高管的个人成长与其教育背景密切相连，探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势在必行，因此个体层面的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