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救灾

1966年春夏之交，我所在的地质二分队，在耀县桃曲坡水库坝址，承担初步设计阶段地质勘探工作，主要是钻探和山地工作。地质测绘工作已由地质四分队在前一年做过了。计划勘探工作尚未完成，就接到院里指示，要我们暂停这里工作，全队人马去陕北“三边”地区抗旱救灾。主要任务是在“三边”地区，即定边、安边和靖边进行水文地质勘察，打井找水。由于这一带多年干旱，庄稼歉收，群众生活已非常困难。由于“三边”地区年降雨量少，寻找和开采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成为省上第一要务。

在白于山一线以北，毛乌素沙漠以南的“三边”地区，为一低凹的冲积平原。其上分布为黄土、粉土和沙土，再北为风积沙，也就是典型沙漠了。在这些土层下面既分布有丰富的淡水，也有含盐量高的咸水，甚至卤水。在定边县的西部与宁夏交界的盐池县之间，分布有许多大小海子，都为“盐池”，分布的卤水晒干即为“盐”，至今仍为这一带的一大产业。

这样，在三边地区的土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好地，不太好的地，碱地或沙漠；而下面分布的地下水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好水，即淡水，老百姓常称呼为“甜水”，含盐量很低能饮用的水；不太好的水，微咸的水，有的地区老百姓还在饮用，含氟量很高，典型标志是老百姓饮用后满口黄牙，时间一长，会得克山病等多种病；再就是咸水，即苦水，含盐量很高，苦得无法饮用的水。

上述三种地和三种水组合匹配下来就成了：好地有好水；好地无好水；坏地有好水；坏地无好水；不太好地有好水；不太好地无好水；好地有不太好的水……，这样组合下来共有九种类型。

我们的勘察工作就是寻找评价出“三边”地区能用于耕种又有水源保障的耕地。

地表工作由树元他们四分队承担，他们负责地表地质测绘、土壤调查、野外试验和土样、水样的取样分析工作。而我们二分队主要承担地下水的勘探试验工作，包括查明地下的土层岩性，含水层埋藏情况，进行抽水试验，查明评价地下水的储量和可能开采的水量。

四分队主要是技术干部，是学地质和土壤专业的技术人员，也配备了部分地质工人，总共约20人。而我们地质二分队携带三台钻机人马，六名地质干部，总共近六十人，还配备了三部卡车。

四分队在春节后不久就去了“三边”，收集资料，开展工作。而我们二分队五一以后连人带设备才到定边。开始住在定边党校，因为那时经济困难，党校已经停办。偌大一个党校，倒也住的宽敞。但很快我把三部钻机连同地质钻探技术人员分配至三个工区，开展钻探试验工作，党校只住了队部几个人员。

这次野外勘探工作，较我们过去在关中、陕南地区的水库坝址的勘探工作困难得多。首先是住处困难，这里地广人稀，民众很少。因为房屋少，废弃的牛圈、羊圈成为我们的首选，有时遗弃的村民房屋也成为我们的驻地。除集镇村落之外，这里的牧民往往是单家独户过日子，相互之间房屋相距较远。

这一带过去是古战场，村落地址往往叫什么营，什么屯，有水井的地方叫什么井，成为屯兵养马的地方。

刚到这儿，先来的四分队同志告诉我们，到村民住地要注意大狼狗，村民养的狼狗极其凶恶，见生人就扑上来咬，而且会追着咬，如果几户村民相住较近，则一家狗叫，其他家的狗也会追过来咬人。并说，女同志乔秦就被狗追着咬，把大衣咬出几处白花花的大口子。所以，到了村民房前，不要贸然进去，一定要等主人出来，把狗喊住，你才能进去。

再就是风沙。刮起大风来，风沙如一堵墙，昏天黑地，对面几米远都无法看清。沙子打在脸上生疼。如开着汽车，则要停下来，否则会出事故。

野外生活更是艰苦。这里买的粮食是粗细粮搭配，粗粮为百分之六十，细粮为百分之四十。一般说细粮是大米和小麦面粉，但这里小米也算细粮。本来县政府为照顾我们，细粮准备给我们小麦面粉。但我分队配的支部书记是一名工人，我是分队长，在我还未表态的情况下，他利用开会时给大家说，我们要与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我们不吃细粮，我们要全吃粗粮。过去，毛主席领导陕北人民，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解放了全中国，今天我们也要学习革命前辈的精神，要吃大苦，要吃粗粮。

这样，由于我们主动提出不要小麦面粉，所以粮站配给卖给我们的粮食就是高粱、玉米和小米。

副食蔬菜，县、镇上能买到的是红皮小萝卜及白菜。细菜如豆腐、粉条则要发票，当地居民每月可凭票买到一点，我们外来户没有资格。好在分队事务员事先了解了一些情况，来陕北时，在宝鸡买了十几缸腌的咸菜，安排汽车拉到了工地，给每台钻机分了几缸。所以，每天的菜肴就是凉调小萝卜、煮白菜和咸菜。因为我常下工地，回来不准时。炊事员给我做的饭是：玉米发糕、玉米粉汤和凉调萝卜丝。

因为大家都年轻，又受过思想教育，刚到工地日子生活上还过得去，但时间一长，不免有点意见。

钻探水井，打钻孔需要黏土拌合的泥浆，但“三边”地区没有黏土，最近的地点要到宁夏青铜峡电站附近才有，两部卡车每天轮流去那儿拉。一天，一位年长的王姓司机晚饭后到我房里告诉我说，青铜峡可以买到猪肉和羊肉，还可买到洋芋粉条，蔬菜种类也较多。这是一个好消息，自此以后，我安排两个司机，去青铜峡拉黏土时，顺便买些猪肉、羊肉，以及多样蔬菜，分发到各个灶上，肉菜的花样多了，生活明显改善了。

“三边”地区群众生活普遍较苦，但由于地广人稀，有的地方耕地较多，人均耕地可达十余亩，碰到好的年景，一年打的粮食可以够吃几年。有一个钻机在安边砖井南边工作时，这个村子的农民家里粮食较多，还贮藏有许多小麦。他们看到我们吃粗粮，很是同情，愿意用较高一点价格卖给我们一些小麦。那位机长悄悄向我汇报，问我能否买，我回答可以买，但不要宣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样上班的同志可以带上两个馍和带碗稀饭上班了，隔两天还能吃到青铜峡买回来的肉，可以吃到肉夹馍了，这是陕西农民最好的饭菜。

虽然，我叫那位首先买到小麦的机长不要对外说，我却对另外两个机长说了此事，叫他们也到农民那里了解一下情况，为大家买点高价小麦。不久，三台钻机的灶上都有蒸馍吃了，有的还吃上面条了。

此事再也不好隐瞒，于是我向我的支部书记说了这事，工人在农村买小麦一事是我同意的，我估计他不会同意。果然，他对我说：“老濮同志，我们是救灾来了，要与陕北人民同甘共苦，尤其是我们领导干部要经得起考验。”

我说：“农民比我们吃得好，至少比我们吃得饱啊！我们干的重体力活，油水又少，时间长了，有点撑不住。”

他再没说什么，白面馒头好吃，他是有体会的。然而，他偷偷向队总支书记做了汇报，说我自作主张，吃不了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队总支书记和院党委书记来工地视察，总支书有天单独同我说，支书把我告了。但他立即说：“声荣，没有啥，这里生活这么苦，买点面，蒸点馍，吃点肉，没有啥，关心群众生活嘛！你不要放在心里。”

“三边”地区是革命老区，农村群众对我们的到来都非常热忱，凡能帮上忙的事，都愿意搭把手。因这里地广人稀，一家一户都相距较远，来了客人，一般都会热忱招待，吃着一锅饭，睡觉一个炕。这里农户一般都是进门后，右手边一个大炕，全家男女老少几代人都睡在一个炕上。因为这里气候寒冷，一年有多半年要烧炕睡觉，来了客人也是挤在一个炕上，而且把你安排在大姑娘或小媳妇旁边，这可能是考虑年轻女人比较讲卫生，衣衫干净的缘故。

我刚到三边时，四分队长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春节后他们分队来陕北前，先派了一位事务员打前站，联系安排分队人员的住宿和生活。这位事务员拿着队上开的介绍信，找到了公社，公社又介绍到生产大队。当他下午赶到生产大队长家时，大队长刚要出门，就招呼这位事务员，说你们要来勘察的事，公社已经说了，今天你就住我家，我要出去办点事。

我们这位事务员就在大队长家里等。这个家里除了大队长外，还有他一个年轻的婆姨（妻子），有一个约半岁大吃奶的孩子。事务员等了许久，不见大队长回来。婆姨安排事务员同她一起吃了晚饭。天黑了，点了煤油灯，还不见回来。又过了许久，还不见回来。这时婆姨说，睡觉吧，他不一定回来。睡觉？事务员吃惊了，在这儿睡觉！一个炕，一个年轻女人。

他只好回答，“我不困，你睡吧！”他强忍住瞌睡，坐在炕沿上。

婆姨往炕里添了一些煤，炕被烧得很热乎，炕上铺的一床很大的羊毛毡，把整个炕都铺严了，炕上只有一床被褥。

婆姨把小孩喂好奶，待小孩睡着后，自己也收拾了一下，把一个瓦盆放在炕头。然后脱光了衣服，白生生的，只穿一条裤头，躺了下去，然后盖上被子。

这个过程，就发生在事务员眼皮底下。

他强撑着，不想同这个光着身子的年轻女人同睡一个炕上。他担心，不知什么时候，这个大队长突然回来，他回来时，不会有先兆，狗也不会叫。

估计到半夜了，白天跑了一天，实在太困了，实在撑不住了。他决定不脱衣服，和衣而卧在离年轻女人足有一米远的地方，且背朝着她。

迷迷糊糊睡着了。好像天下雨了，他听到了雨打在瓦上的声音，不错，声音很大，他醒了。翻了一下身，一个白生生的身影就在眼前，雨打瓦片的声音就在眼前：原来是婆姨正在他面前的瓦盆里屙尿。他只好闭上眼睛，一动也不敢动。

天亮后，事务员就起来了，临走前对尚未起床的婆姨说：“请转告大队长，一星期后我们的人就来了。”

钻探工作较为顺利，但抽水试验不太顺利。由于我们是采用300型钻机，钻机的口径有限，过滤管采用木板条制成，外面再包上铁丝、过滤网和棕皮，直径就很大了，再在孔壁和滤管之间下反滤料，空间就非常有限了。做抽水试验时，很容易把细砂抽到管子里面来，沉淀增多，效果不好。

于是我请钻探经验较丰富的老任来工地，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经过多次实验对比摸索，采取如下三项措施：一是增加棕皮厚度；二是反滤料变细加厚；三是加大钻孔孔径，终于使问题得到解决。

根据我们的勘探试验，有时出乎我们的意外，沙漠下面往往埋藏有好水；平坦土地的地面下，往往没有好水。

当年九十月间，广播里面传出的消息，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搞得如火如荼，广播里经常可以听到各种批斗会的声音，口号声也越来越多。不久，全国大串联开始了，我们常看到一队队的学生，打着红旗和写有××战斗队的旗帜从我们钻井旁经过。学生们都很年轻，满脸稚气，走得很艰难。陕北又常常刮大风，飞沙走石，有时昏天黑地，一身灰土。此地村镇不多，吃喝成了问题，难免要到我们钻机灶上讨吃喝，我们的工人和炊事员倒也有慈悲之心，打发他们一些吃的喝的。有时没有现成的还专门为他们现做一些。而学生们没有忘记他们的使命，在吃饱喝足后，又给我们工人和炊事员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不搞“文化大革命”，就要亡党亡国，国家要变颜色，千万人头落地。

这年的10月初，院党委书记和队总支书来工地，传达上级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工人阶级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坚守工作岗位。他们俩还带来两背包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每天早晚学习毛主席语录，叫早请示，晚汇报。并在工地搞了一次读最高指示比赛，其实就是念毛主席语录，这个念完一条，另一个接着念另一条。他俩还组织共青团员到安边的街道上，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

至10月中，野外工作基本结束。我们专门去榆林专署做了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说三边地区有多少好地好水，多少不好的地不好的水，发展前景如何。

这年的10月下旬，原计划的工作量完成了。根据院队安排，立即回队部参加“文化大革命”。

分队机械设备和生活用具，由两辆汽车从工地经过延安拉回队部，其余50余人分两批经定边坐汽车至银川，从银川坐火车到兰州，再转车回到宝鸡。

我是第二批走的，到银川后买不到火车票，在银川住了一晚，好好地洗了一个澡，同几个同志好好地吃了一顿。第二天去买票，所有车次坐票都没有了，但可以买到站票。从了解的情况来看，今后几天也很难买到坐票，更不要说卧铺票了。人多，倒不是出差办事坐火车的人多，而是学生在搞全国大串联，学生坐车不要钱，学生凭学生证或学校开一个证明就可乘车。

买站票也走，不能等，等也无用。待我们进得火车站后，站上人山人海，很难挤上车。我们买的那趟车仅挤上了几个人，大部分滞留车站上。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只要有车就上，至少两三个人在一起，便于互相照应。我说，车上肯定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上厕所都困难，所以，现在就要做好准备，去几个人买些烧饼、馒头，把水壶灌上水，没有开水自来水也行。

根据上车的严峻形势，我说三个人一组，自愿组合，车来时，年轻力大的先上，至少要把住两个车门，其他人跟着上。还有，能从窗口上的就从窗口上，但一定不要落下。东西自己带上。

经过一番安排和鼓动，大家都顺利挤上了车。我同七八个人并没有挤到车厢中间，而是在车厢口，两个车厢之间的厕所门外，上厕所倒也方便。

列车开动后，相对松动一些。我们慢慢往车厢内挪动。当挪到第一排座位时，再也挤不动了。长坐椅上坐四个人，短椅上至少坐三个人，过道地上坐着人，座位底下也躺有人。

谢天谢地，总算挤上车了。

这时我才发现，在第一排座位后面那个角落里，坐着一个小男孩，穿了一件带帽的蓝色棉大衣，胖乎乎的，满脸稚气，不时在吃饼干之类的小吃。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小胖，问他从哪儿上的车，他说从北京上来，因为是小孩，没有买票。我说你到哪儿去，他说不知道。

他的一些回答，引起我的好奇，也引起了周围乘客的兴趣。在我的询问下，才弄清了这个小孩的基本情况。

小胖今年不到十岁，才上完小学三年级，父母亲是中学教师，还有个五六岁小妹妹。前段时间掀起的革命大串联也影响到了他们，他要学大哥哥大姐姐，也要到去外面去经风雨，见世面。他偷偷拿了母亲的二百元，还有奶奶的一百二十元。到街上商店买了一个军用水壶，又买了两斤饼干，背了一个书包就跟不认识的哥哥姐姐上了火车。本来他的妹妹也要来跟他来串联的，但妹妹爱哭，所以，没有带她，也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就走了。

坐了一夜的车，饼干也吃饱了，孩子困了，不跟我说了，一会就睡着了。

我看着这脸蛋红扑扑胖乎乎的小胖，浮想联翩。小胖的“革命”出走，不知要急煞他父母和年迈的奶奶多少日子！但是我们没法帮助他们。

我们就这样挤在一起地站着，车一路晚点，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才到兰州。

下车出站，找个饭馆吃饭，派两个人去联系买票。还好，买到晚上八点去西安的车，可在宝鸡下车。

在兰州上车虽然也是站票，但较宽松，可以在过道里站站，或拿张报纸垫在地上坐。一路还算顺利，12个小时后，终于抵达宝鸡。

回到队部，队部气氛有些异样。兼做食堂的礼堂，贴了许多大字报。由办公楼去食堂的路旁树上牵了一些绳索，也挂了许多大字报。当天没有细看，忙着洗澡换衣和洗衣服。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把礼堂里和礼堂外的大字报通通看了一遍。工人写的大字报居多，口号式的居多。一般都是写技术干部的居多。其中，也有我的三四张，内容是说我“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不突出政治。还有一张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技术上霸道。看后，我心里暗笑。哪有一月几十块钱工资，吃粗粮、住牛圈的权威！

还看到几张其他几位同志“只专不红”，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大字报。还有树元的几张大字报，有一张写他是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拉拢腐蚀贫下中农子弟，内容好像是喝酒吃饭。

后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在工地伙食不好，几个年轻人就吵着将来到城里由他请客好好吃一顿。工作结束回来路过银川，七八个年轻人闹着要他请客。那天，他们吃了些羊肉，喝了点啤酒，最后他掏钱，大概花了不到一百元。大字报是家住陕南、西北农大毕业的一位技术干部写的。我笑着对树元说，真是吃谁的饭，砸谁的锅。你真厉害，花了一百元，就把人腐蚀了，我们大笑了好一会。

我俩都是分队长，当时不算科级干部，还不算领导。运动不断深入，中央文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俩既不是领导干部，也不是共产党员，故而不是革命的对象。但我们也不是革命群众，更不是造反派。每天只跟着大家参加各种学习讨论，接受教育，不太有人管。

刚回到宝鸡队部，分队有个雷姓工人找我，未开口就哭开了，我问他怎么回事。原来他父亲有病，他母亲又得了精神病，家里有个妹妹，来信叫他回去。他母亲得精神病的事，我在陕北就知道了。发起病来，在家里乱骂乱砸东西，家里人只好把她捆起来，拴到柱子上。刚才他去分队找支书请假回家看父母，支书只准他五天假。而从宝鸡到富平农村要转几次车，还要走几十里路，来回五天时间都太紧了。最近事情不多，在工地大家都未休假，我问他支书怎么说。“他说现在革命要紧，今年我们在陕北没有革命，光搞了生产，现在要补课，你快去快回。”还说，“你又治不了病，在家待多长时间都没用。”雷继续哭着说，我快一年没回家了，妹妹又小，粮食可能没有了，我要在队上借点钱，回去买点粮。

我说：“这样吧，你去事务上借点钱，你写个条，我批一下，拿了钱你就回去。到家后第四天你给我发个电报，说父母病重，续假十天。如果事情办不完，你再打电报。不要给支书说了。”

这位工人千恩万谢地回去了。后来成为一派群众的头头。当他掌权后，对我们这位支书就不客气了，说他是工贼，是漏划地主，残害工人和贫下中农，批斗了两回。我有点看不下去了，我对他说：“他是个工人，家庭最高成分也是一个中农，小学都没毕业，放过他，不要同他一般见识。”

对类似我分队支书这样的人，似乎都有同样的毛病，表现极左，缺乏同情心，爱搞小动作，爱向上级领导汇报，爱在下面嘀嘀咕咕。有些事情我作为一队之长都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容易引起别人反感，最后是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随着运动持续发展，到了1967年春夏之交，中央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一味地停下生产搞革命。院队三结合领导小组决定成立两套班子，一套抓革命，一套抓生产。我还是队上生产班子的成员，自此以后，谢天谢地，我带上一些同志一心一意搞生产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