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队里的那些事

我是1960年9月15日到达设计院报到。设计院没有房子，安排到东大街华西旅社，距设计院100来米，倒也不远。住的房间很小，一间房至少三四人，甚至五六人。

到院第三天，院人事科安排新分来的学生看戏。当时各地分来的学生有十多人。看戏的地点是端履门的五一剧院，演的是秦腔《三滴血》，下午一点半开场。我们十来人热热闹闹地进了场，但二三十分钟后，都陆续出来了。听不懂，但声音大，即所谓“秦腔不唱吼起来”。使劲吼，感觉无艺术性可言，大家都去逛了商店。对于秦腔还有一个糟蹋陕西人的段子，据说，周总理在此看完秦腔接见演出人员时，曾对他们说“要保护好嗓子”。应该说，秦腔的女旦唱得还是蛮好听的。

我们学地质的，很快就被分配到地质队。地质队当时在东仓门，住的是胡宗南公馆，它比张学良公馆小许多，只有十多间房。地质队在房前盖了几间平房，作为库房和灶房之用。外业人员回来就住华西旅社。

住华西旅社有时难以保证床位，你必须要早点去，把床位占住，去晚了没有床位则需自己想办法。1960年底，我与人干、盛金恰巧都从工地回队部汇报工作。吃了晚饭无事，决定去看个电影，看完后已11点多钟，待我们到达华西旅社留给地质队的大房间时，都住满了，已无空床可睡。与旅社交涉，已无其它空房，怎么办？电话打到队部办公室，答复自己解决。于是我们在东大街一带寻找旅社，奇怪的是，那天旅社几乎家家客满，没有空房了。这时人干提出，没有房就不住了，看电影去，我与盛金都同意。因为搞野外工作，与钻机住在一起，钻机出了事故，如卡钻、埋钻时，常同钻机工人一块去工地，打砣处理事故，晚上不睡觉是常事。

当我们去了解放路解放电影院和钟楼的钟楼电影院时，已是午夜已过，已不演电影了。这有点儿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原以为，西安是个大城市，娱乐活动应该通宵达旦，哪有过了12点就不演电影的道理。

走了一段时间，肚子也饿了，于是找东西吃去。来到一个小饭店，要了两笼包子，三碗馄饨，吃得很慢，吃完后，又坐了许久，聊天，聊工地情况和各自生活。饭馆已无人，不好意思再坐下去，就出得店来，往火车站方向走去。虽已是夜里两三点，但车站候车室的人还是不少，熙熙攘攘，喧闹异常。搭车人扶老携幼，托儿带女，背着大包，提着小包，寻找休息和落座的地方。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靠在椅上，有的在地上铺几张报纸，拿行李当枕头，干脆躺在地上。这是一群平民百姓出行的状态，既坐不上卧铺，也住不起旅社，长途旅行只能这样煎熬，特别是老人小孩跟着受罪。

从候车室又转到售票处，人员还是不少。我们看了往南开的车次，计划回家的车次行程，今年春节不可能回家，只有在西安过了。

后来在西安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蛮有意思的。过春节那几天，我们都回到了西安。大年初一，队部食堂给每人发了6两揉好的面，和一团掺有萝卜白菜的猪肉饺馅，自己包饺子，当然要交钱交粮票。到陕西后，在灶上吃过几顿饺子，但从未自己包过饺子。最后还是陕西同事帮忙，帮助包了，并帮助煮好，算过了一个年。南方人讲究是大年三十，一家围坐在一起“过年”，而陕西人讲究的是“大年初一吃饺子”，过年的气氛非常低落，队部食堂也没有专门炒几个菜，让异乡人在异乡温暖地过年。但队上给我们发了一张票，可以去街上饭馆买点好的吃。票有两种：一种是羊肉泡，一种是羊肉饺子。给我发的是白云章饺子馆的羊肉饺子票。

我与四川一位同事于初二中午去吃了羊肉饺子，排了很长时间队，半斤饺子，吃的时间很短，当然也没有吃饱。

那年过春节，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院里工会在市工会联系了一场篮球赛，地点在菊花园的青年俱乐部，在关中大旅社隔壁，有一个篮球场。春节期间，大部分人都不在，有的回家，有的探亲访友，队员凑不齐，院里只有宋大夫和祖志毅，队上有欧树元、高显一和我。我是半瓢水，高显一只会踢足球，不会打篮球，这样一个队伍，敢在西安的大场子出风头，的确是不简单的事，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火车站转完之后，我们沿解放路往回走，沿东大街往西走，一直走到西门，再往回走。到达鼓楼时，我们拐进了回民巷，这里还有灯火，卖吃食的不少。走了大半夜，人也困了，腿也乏了，走进一个小店坐下来，要了几样小吃，具体吃了什么，已记不起来，吃还能吃，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休息，店主没有催我们，我们坐了四五十分钟，天快亮了，我们起身往东走。

由此，我得到一个教训，照顾好自己，安排好自己的生活，离开家庭父母和学校同学师长，踏入社会后，没有人管你，关心你，只有靠自己，自生自灭。

我到队上报到两天后，即被安排去宝鸡太寅水库。这是离宝鸡约三十里秦岭山中的一个小型水库。但工作不到一星期，全体职工就被要求去乾县羊毛湾水库，全队集中学习，搞什么运动，要求自带行李铺盖。接通知后，即从宝鸡坐火车到武功车站。下车后，背上铺盖，步行70里，来到了羊毛湾水库，安排住在过去水库施工时民工住过的黄土窑洞里。我是第一次住窑洞，觉得很新鲜。地上铺的麦草，我没有垫的褥子，用队上发的一件棉大衣作垫，盖的是从老家带来的一床薄被，当时是十月中旬，天气还不怎么冷。

学习运动的内容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搞运动的形式是组织学习文件，然后是讨论发言，揭发队上的三反内容。我被指定当会议记录。我们是刚来的学生，对单位情况一概不知，与队上同志是初次见面。因而，每天听念文件，听别人发言。我担任记录，却感到力不从心，主要是有些话听不懂，有些方言听懂了，却写不出来。例如，说某领导对工作不负责任，对事“怂管哇”，这“怂管哇”三个字写不出来，问旁边的人，也只会说，不会写。因而，一篇会议记录留下许多空白。为此，我也推辞过，但领导未应允。

运动搞了半月多就停下了。我背着铺盖回到了工地。

每年冬天，春节前夕，队上往往要搞运动。没运动就组织学习。开始都是学中央文件和上级文件，再后，也安排一点业务学习，主要给钻工讲课，有时也请人来队里做个业务报告。

1962年夏，地质队搬至黄雁村原陕西省水利厅工程局，地质队住东边一栋楼，工程局住西边一栋楼，后面几间平房作为钻探队的修配厂。文革前期，1966年夏，省水利厅安排设计院地质队去宝鸡，暂住原渭河工程局在宝鸡市五里庙盖的房子，计有一栋办公楼和十多排平房，近百间房子，地方宽敞多了。

但1969年宝鸡峡工程复工后，渭河工程局把房子要了回去，安排我们去暂住戴家湾一所工业技校的房子。

文革后，学校复办，宝鸡市政府要求我们迁出工业技校。经省水利厅安排，地质队被安排在咸阳市东郊一片河滩地，当时渭河河堤经省水电工程局已修整完善，工程局沿河堤占了300亩河滩地作为基地，而咸阳市在工程局对面划了50亩河滩作为地质队的基地。从此，地质队在此安营扎寨至今。

地质队于1952年在蓝田坝河成立，只有一台钻机，成为钻探队，只有钻工，而无地质人员。至1956年发展三台钻机，始称地质队，这时已有两三名地质人员。我们到来时，已有五六台钻机，上十名地质人员，院长当时称我们为“宝贝疙瘩”。

“不坐椅子蹲起来”，这是陕西十大怪之一。陕西农民特别是陕北关中农民，过去因为穷，生活清苦，一般家中家具很少，吃饭常蹲在窑洞门口，端一个老（大）碗吃糊汤或吃面条，很少像南方那样，即使再穷也是围桌而坐，一家人在一块吃饭。陕西人即使在单位机关食堂，也是爱蹲在食堂外面的地上吃饭。这倒不是单位狭小，而往往是习惯。1982年地质队由宝鸡搬至咸阳，院子有50亩面积，以后陆续盖了多座房屋，但管理不善。例如，盖的礼堂兼食堂却当做仓库，礼堂里，舞台上到处堆的是材料，而真正的材料库却没有好好放材料。好大的一个食堂，职工吃饭还是习惯蹲在地上吃。

我当队长后，首先叫供应科把放在礼堂、食堂里的材料搬出来，放到材料仓库去，又叫办公室把食堂、礼堂打扫干净，买了十几张桌子和几十张凳子与椅子，放在食堂里供大家吃饭用。

结果在下一次队务会议上，总队工会主席在会上发难，质问我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桌子和凳子。我说吃饭呀！我说盖的食堂就是吃饭的，不是放材料的。放材料有材料库，为什么不放到那里去？这位主席说，买桌子凳子是浪费，是大少爷作风、乱花钱。说陕西人蹲惯了，不愿坐椅子，你们南方人，时间长了就会习惯了。

当时，对这种落后习惯，我非常生气。我说：“陕西人过去穷，坐不起凳子，坐坐也就习惯了，不说了，就这样。”作为总队长，这点权力还是有的，所以我没有理他。

以后大家吃饭都围桌而坐，慢慢也习惯了。但过去的确可以看到，在一些县镇食堂，当地农民放着凳子不坐，却蹲在上面吃饭抽烟的现象。这种陋习随着民众生活的改善，文化素养的提高，如今很难见到了。

坐着比蹲着舒服，躺在沙发里比坐在凳子上舒服。这个道理不需要人去专门宣传，现今哪个农民家里没有几张沙发和桌椅板凳。然而，在八十年代的地质队，工会主席郑重其事给我提出来，还扣了帽子。如今陕西的这一怪，恐怕难以为继了。

在地质队说话要注意，千万不要背后议论人，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至少24人，24是16，地质队的工人往往是兄弟姊妹，是父子（女），是爷孙，是翁婿，是挑担，是姨表兄弟……最多的一家是爷、父、子（兄弟）三代四人，结婚组合后，是指数递增。评论一个人不是他的优秀与否，表现好坏，而是与他的亲缘关系，利益远近。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听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可信的。没有十年八年的底层生活，不知道他祖宗三代的亲缘关系，我奉劝你对某人不要妄下评论，否则你何时出了问题，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地质队工人来队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招来的，某段时间工人不够了，就招来一批。这招来的工人有两种情况，一是职工子弟，一是知青和转业军人（包括公安），另外一种是工人退休，子女顶替。招的工人几乎没有条件，特别是顶替子女，既没有文化标准，有的小学都未毕业，更没有身体条件的标准。所以，素质差较为普遍。

我刚来队时，钻机编制是一台300型钻机24人或21人，地质组是5～7人。大型水库工地往往还编有山地工作组，物探组，建材组，常常有三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如开的钻机较多，常达一二百人。

从生产效率而言，一台300型钻机编制钻工用不了太多人。80年代改革开放后，国内外交流较多了，国内事业单位开始讲究生产效率和成本核算。说国外搞工民建钻探，就一两个人。既开汽车，也开钻机，打孔，取样，做试验，一两个人全干了。在这种形势下，队上开始讨论，一台300型钻机编制多少人比较合适，比较集中的意见，以12至15人较合适，如有高山送水，则人可以多一点，否则就少一点。当时我的观点，人要精干一点，一个人顶一个人用，不再编制女钻工。

地质队招工往往是一拨一拨的，而且某一年招工是在某一个地方。因此，招来的人往往是同乡，且年龄近似，父辈相互认识，故很快成为男女亲家。地质队往往是男多女少，且工人文化素质较低，女工的丈夫一般都不出队。由于过去女钻工很少，且又分散，在一起上班很容易产生恋情，而且还发生多起未婚先孕，以及与张三订婚，而怀上了李四的孩子，一时间有了许多反映。

我与书记商量，野外女工作用不大，但是非较多，且年龄慢慢大了，结婚后生儿育女，难以适应外业工作，干脆都安排到队部内业来算了。女的不去野外当钻工，有同意必也有反对的。认为男女就应同工同酬，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过去专门有女子钻机，今天为什么不能干呢？

当然，同意女的不干外业还是大多数。野外钻工干的都是力气活，女性身体单薄，力气小，能干的事就是当个记录。队上同志知道我有意不让女性出野外，但我没有马上做决定，我在队务会上说：“既然有不同意见，先放下，以后再说。”对于我这样的表态，许多人坐不住了，主要有两类人：一是女工的亲眷，父母兄弟；一类是准备把女工娶回家的人。这两股势力，力量非常雄厚，会后几天，全队都在议论此事，在会上发言不同意的人，这次成了众矢之的，被一些人骂得狗血淋头，日子很不好过。他们不敢来找我，担心我说他们，那样搞得更狼狈。我的党委书记倒找我来了，对我说，反对的只是个别人，现在都遭人骂，我看可以定下来。我说，不急，半个月后再说，你不要表态。本来是一件好事，也是人之常情，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但有些人总爱打横炮，让他尝尝被人骂的滋味。几天后开队务会议，研究了很多事情，我把女工安排之事放在最后，我说完安排意见，问大家是否同意，一致大声说：“同意！”我说：“好，就这样安排，劳人科发通知，散会。”

从安排女工的工作这件事上，我得到了一点启示。即使是好事，也不宜急，无必要去争取，更无必要去做解释工作，你不急，有人急。第二点，要示弱。在学校学习时，不要考前三名，只要你真正学懂了就行了。在一个单位你不要冒尖，这样，无论你在学校或在单位，你与群众的关系都比较好处理。

几十个女工从野外队退下来，工作岗位是个问题，不过我已有考虑，除了安排在后勤服务车间、试验室、仓库管理、出版室部门，还开办了幼儿园、缝纫部、商店，每人都有岗位，让其自食其力。总的看，此事处理还是不错的。

在地质队工作，你要像个地质队员，要适应这里的环境。身体要好，要能吃，能跑，能干体力活。但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困难，吃不饱是普遍现象。然而，跑野外，体力消耗严重。那时，干部要参加劳动，要去农村参加“双抢”，要去钻机参加搬家，帮钻机打砣处理事故，有时半夜三更爬到山上打砣。如果，你的积极性不高，就被扣上资产阶级作风，地主少爷作风。如果你爱看书而不愿同钻工们闲谝，则很可能给你扣上“只专不红”“白专道路”。如果你不爱看书，而爱与工人胡谝乱吹，则说你能与工人打成一片，能放下架子，是一个工人们喜欢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不学无术，能与工人打成一片，则认为你是革命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别界线。如果你能同工人钻进一个被窝，更能说明你与工人站在同一战壕，能彻底脱胎换骨，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了。“文革”前夕队上分配来几个女大学生，几个后来调走了，几个则与工人结婚了。这就是典型的革命化了，白天同吃一锅饭，晚上同睡一个炕。就是那个时代的时髦。

再后，领导班子要掺沙子，要“三结合”，正儿八经的工人要当领导，领导革命，领导生产。黄河天桥电站踏勘是我院与山西省院一块合作的项目，代表我院的领导是钻探工人石师，他原是我分队的一名机长，小学没毕业，要他来领导和决策，真有点为难他了。不过他头脑还清醒，研究问题，决定工作，他还是一口一个濮队长，把我让在前面。当然，我给他出了主意，也给足了面子，踏勘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地质队不仅有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还有地缘关系，50年代初的蓝田人，五十年代末的周至户县人，60年代初的洵阳人，70年代的知识青年，80年代的职工子弟，以及老子的儿子，爷爷的孙子，亲家与亲家，翁婿与儿媳，……这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交织在地质队的工作和人事关系中，更增加了处理事情的复杂性。

陕西人的排外是明显的，地质队更为突出。我的几位男性朋友和同学，最后都调回了故乡工作。此地人缺乏气度和宽容。“如果他能把你踩在脚下，他会毫不留情。”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一位福建的朋友，在黑河工地与我告别时对我说的。他还说了一件事情，我们湖南的一位女老乡，她爱人是军人，70年代初为照顾他们家庭生活，把该女老乡调去东北。临离队时，她没有告诉外地同志，她雇了一部三轮车，拉的她一个箱子和一个铺盖，临出地质队大门时，被门房挡住了，说××组长说要对她进行检查，要她打开箱子，说着这位组长出来了。一个木箱子能装什么？况且是一位在地质队干了十五六年的女同志。检查完了，这位女同志流着眼泪出了大门。这位组长并不负责安全保卫任务，也不是队上领导，他有什么资格随便欺侮人？

这位福建同志说，我离开地质队时，要在大门口，指名道姓大骂这狗日的。我忙劝他，不必跟这样的人计较。他的为人，大家都心中有数。此人天分不高，在校学习并不好，仗着是当地人，同学、乡党、亲戚朋友一大堆，在队上当了一个中层干部，平常总是皮笑肉不笑，恃强凌弱，看人说话，因而在队威信并不高。院长曾建议将我调入队生产技术组，主管技术工作时，他从中作梗，企图阻止我调入队部。

但毕竟技术人员还是外省外地人多，干活还是靠这些人。“文革”后期，一批在外省工作的陕西技术人员，陆续调回了陕西。这批人经过在外地工作，其技术水平、文化修养、生活习俗都有很大改观。特别是在广东，长江委工作后回来的同志，对队上工作的正规化，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总队人员的增多，南北文化的交流，队部的闭关保守、固步自封有所改观。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把经济搞上去才是最大的成绩，因而，开始重视和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技术人员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多。

为了提高队的生产力，必须要增加队上技术人员，提高技术人员素质。主管队上技术工作的老任提出了几项动议：一是把原武功水校毕业的工农兵中技生送大学进修；二是从钻工中选拔一些优秀工人，送中专和大专进修；三是送一批技术人员去学物探、遥感，增加工作方法手段。这些意见得到队上和院里的肯定与同意。而我当时由冯家山水库工地调回生产技术组，具体负责了这项工作的实施。

地质队的工人都是从农村招来的，有的小学未毕业。有的工人连钟表都不会看。别人给我说这故事时，我有点不太信，说是××，叫他去野外做土层渗水试验时，告知他开始是1、2、5分钟看一次渗水量，以后每10分钟计一次渗水量，渗水量误差在5%内时，再计3次即可结束试验。那天做试验天黑后，还不见回来。最后，打着手电筒找到他时，他还在做。看他的记录，早已达到稳定，就是不知道5%是多少，一直往下做。

对送去外地上学的干部、工人，还是采取考试的办法，择优选送。我出的题由最简单的小学数学，至高中的数学题，幅度拉得很大。考试结果出人意外，有个中技生得了0分。我出了10个题，由浅入深，一题10分。第一题是一个带小数点的数加一个分数，这位技干竟不知如何加。

根据考试分数，在前两名内送大学进修，再后分配至测量、物探专业。知识青年与职工子弟对等配送。技术干部主要看工作表现和专业知识掌握程度。对送去大学进修的干部今后要在地质队干一辈子，不得提出调走。

这样，前后送了四批去成都地质学院和其他大中专学校，送出学习的有几十人，这批人后来成了地质队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