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苏格拉底的共通之处

由此应该引申也是分内地谈一谈思想与人生的关系：人为什么要思考，要有思想？历史的吊诡现象让这个简单问题变得复杂：有思想，有才华与穷通贫富苦乐的背离，让人对思想的价值产生了疑问。虽然有背离、有疑惑，但人类历史表明，从大族群的角度看，不同民族（或族群）的生存水平与该族群思想水平有密切关系，小到日常生活，与文化、伦理、审美等观念密切相关；大到国家的治乱兴衰，与战略、哲学的思考状况有关。

苏格拉底（前470—前399年）开启的希腊哲学传统，认为人的行为在任何方面的失误皆源于无知，无知不仅是个人亟待弥补的欠缺，而且从道德上说甚至是一种恶。所谓无知，根本来说就是对认识对象的“本质”（eidos，即理念）的无知。

这个著名的基于知识论的道德观是苏格拉底开创的西方观念，与基督教以信仰为标准的道德观有很大差别。老子的观点与苏格拉底类似，只是用的方法不是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术，而是对道的思考感悟，这种感悟方法反对辩论，甚至反对沉湎典籍的学习，是类似慧能的方法：不立文字，顿悟心证。

思想（知），不但是实践（行）的装饰品，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关键性行为，而且是决定人类行为（实践）的真正动因。就此而论，中国历史上知行关系的争论，是有很大部分的“无明”之偏颇的。

知易行难，这是低估了知的难处，没有深刻洞察“行难”的真正根源；知难行易，从个体心理行为上说是有用的，从实际来说，是低估了要做成一件事（行）的难处，并不仅要有个体的觉悟（知难），还需要社会资源、他人的认同、工具的进化、组织管理的效率的匹配等，做成一件大事的外部因素，不是靠个体的觉悟、认知水平就能自动解决的；知难行难，可能是更真实的人类境况。出于某种目的搞出的知难行易与知易行难的争论，这是一种伪命题，围绕这几个伪命题的论述，是假知识、伪学问。

纵观“老学”2000多年的思想发展史，后人对于老子之道的理解，的确是偏差、误解太多。在《老子·德篇》一书里，重新阐释了老子的德论，读者可以看到老子德论在春秋时代的历史价值，对孔子、战国诸子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是与过去对老子的认识（受庄子、司马谈乃至王弼影响形成的“思想形象”）有很大差别的。

《老子·德篇》之所述，并非私意发挥，如众多注释者那样不考证字的本义就随意议论，而是从字释就力求解透每一个关键“字”的本义（即春秋时代的所指与同时代的语词意思），由此连贯成“词”（有些形成关键范畴）、连词成句、连句成章，再反向从字面逻辑与文义逻辑推敲老子本义。

正如老子的“德”论的最核心思想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一样，对老子“道”论的理解与传承，比德论的偏差更大，甚至应该不揣冒昧地说：除了老子本人，自《老子》文本诞生至今，老子的道论极少被准确释读过，更缺少对正确释读的传承。

朱谦之《老子校释》注意到历来对道之解释的问题：不知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对于朱谦之的这个注释，我完全赞同。

但老子注释的主流依然倾向于从本体论、宇宙论、语言论（言说与实在的关系）的角度解释老子的道论，好像不这样解释老子思想就不够“形而上”。再加上言意之辩经庄子、魏晋玄学讨论，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有“巨大诱惑”（显示道与俗的理解力差距，用今天的话说，言意之辨不仅可以显示道的高格调，而且可以显示知道者与不知道者之间的“鄙视链鸿沟”），因此对于老子道论真实意义的“遮蔽”力量是巨大的。

老子的道论有本体论、发生论的内容，但老子思想的基石不是本体论，这是要提醒阅读老子、注释老子者留心甄别的。

如果一个伟大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却不能准确认识与传承，这个损失不是谁的面子之有无的问题，而会成为“历史的宿命”：为什么中国3000年有文字的历史如此血腥残忍？为什么中国历史屡次被外族“以少胜多”地“轻易”征服？中国之未来、中国文明之未来还会不会再次历史重演？当然不是说准确理解了老子思想，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让最有价值的思想照亮族群，是走出历史宿命的唯一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