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道德经：从文本到普世价值
对老子思想最严重的四次误读
思想不怕批判，却害怕被曲解。两类曲解对原著思想的影响最大：其一是正宗门内弟子的曲解；其二是并非亲传的后世思想大家，如果误解了认宗为“老师”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则更大，甚至会遮蔽老师本人的原意。这个现象在中外思想史上并不鲜见。
老子思想从诞生之后，经历了四次最严重的内部误读，其扭曲老子思想本意比之老子思想的反对者更甚。
第一个误读者是庄子。庄子的最大误读在两个方面：其一，将老子的批判现实与理想主义政治方案转向个人主义、出世的方向；其二，将老子“帝王书”（指导帝王执政）的思想从天上（上层建筑）坠落到“游戏自适”的犬儒污泥（穷士）中。
第二个误读者是韩非-黄老道家。将老子思想曲解导向帝王术、权谋书（帝王统治权术）。韩非子将老子政治思想里的谦让、柔和、不争、身后、爱民等思想，引申为以退为进的“权谋”（与“帝王书”相反，一个是教训，一个是教唆），变成狡猾、虚伪、阴谋的面具、言行不一的托词，对中国历史上的独裁君主、统治思想、管理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
韩非子是马基雅维利的先声，他拉来《老子》做垫背，一方面反映战国时代老子思想的影响扩大；另一方面，是专制独裁君主恐惧与焦虑的药方或者麻醉剂。汉初鉴于秦法的苛细、狠毒，将养生的黄帝与贵柔的老子思想相混合，提出以黄老之道治国，并推出休养生息（就是老子的不妄作，少搜刮思想）的政策，有效恢复了民间生产力、人口与社会财富。
第三个误读者是司马迁父子。尤其是经由司马迁影响而放大的司马谈观点，将入世的、超前的、批判的、激进的老子思想变成遁世的“隐君子”的呓语。老子本人的形象也因此被定格成了一个“老头子”，将周王室柱下史的老子变成了不问世事、淡泊世情的老丈。
实际上，这种对老子的形象认知是个“臆测”。老子有过他的青年与中年时代，从《老子》文本看，并不能推断其作者是个世故、谨慎的人，恰恰相反，《老子》一书的思想，极具时代的叛逆性与激进性。
第四个误读者是道教（含道家），将养生、导引、炼丹乃至房中术等，附会到老子身上，将老子思想彻底庸俗化。125年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张道陵孙张鲁建立汉中政权（215年投降曹操），184年张角的黄巾之乱，都打出尊奉老子的旗号，以表示正统与理想。
道家对老子的神化，对《老子》经典地位的神化，与老子及其著作均没有关系。简单地说，老子与道教、道家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只有切断这种联系，才能对《老子》文本的思想及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做出正确的解读。
四次误读从前四世纪（庄子生活于约前369—286年）延续到四世纪（以317年葛洪著《抱朴子》为界）近700年，老子思想之本意从此湮灭于中国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王弼（226—249年）通行本出，对700多年老子思想做出一次“文本”综合，但是对《老子》的歪曲、误读、曲解已经不可逆转。
《老子》注释史是持续2500年的误解史
此后历朝的老子注释，除了在“自然无为”上面还能纠正时代的荒唐（即统治者的妄作）之外，老子思想的丰富、博大、渊深已经完全看不到。甚至可以说，历代对老子的扭曲比之对自然无为的保留更甚：老子思想被历朝注释者“塑造”成老谋深算、世故惜命，甚至阴险狡诈的老滑头。
流传下来注释《老子》的四位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都是中国皇帝世系里不同寻常、极具个性的人物。他们解读的老子，总体来说是接受老子对治平天下的主要思想：与民休息、清俭寡欲等。这四位皇帝，都是悲情角色：唐玄宗集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于一身，宋徽宗是传世艺术大家却是个被敌国俘虏的亡国之君，明太祖是开国之君却刻薄少恩、斩杀功臣留下污点，清世祖福临少年天子、承前启后，却因情而失常早夭。
由此，这四位皇帝对老子的推崇或钦慕，影响时间较短，他们的一生瑕瑜掺杂，遭遇当世官僚及后世舆论的微词，他们对老子的推崇也就成了中国王朝历史里的“非主流”的异数。就此而论，这几位皇帝对《老子》的推崇与注解，没有对老子思想的认知产生正面影响。
近代以来对老子之道的解释分歧，受文化弱势视角的影响，习惯以西方哲学概念，如存在与意识、存在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老子的道论，可以视为一种阐释观点的分歧，对老子思想的歪曲远不如历史上这四次误读之扭曲的影响严重。
在中国思想史2500年的长河里，老子思想真的如“被褐怀玉”一般，被看到、被流传的都是皮毛，真正的价值却鲜有人知道；注释者众多，扭曲歪曲者更多：到处都是水，可是没有一滴可以喝。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一场误读：神一般的对手如儒家大师，拐弯抹角地要把老子思想贬低在孔子之下。
老子思想的信徒，也没有领会老子思想的真谛，而是将老子思想降低到为自己生存处境辩护。庄子、韩非子是开宗立派的大思想家，四位皇帝亲自作注，可是他们在理解老子思想上，都有严重的歪曲。
老子思想的流传历史可能是人类大思想家里最扑朔迷离、匪夷所思的一部流传史，这个现象本身比误读了哪些内容更需要去反思。
好在有《老子》通行本（指王弼本）的流传，有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的出土，有1998年郭店楚墓本《老子》（1993年出土）的公布，不仅廓清了《老子》其书的诞生年代、演变线索，对老子思想内在完整性的厘清也提供了更多文本的证据。
《老子》文本的廓清，让历史上围绕《老子》注释的很多争执都失去了意义。今天我们可以站在全球思想史的洪流中，从文本到思想、从思想到时代、从时代到历史、从本国到全球，对《老子》思想的本义、时代价值、历史地位乃至民族文化的影响等多层面还《老子》思想一个公道，还2500多年前作为人类文明一员的中国原生智慧一个公道。
重估老子思想还是一片新大陆
2017年年底完成《与老子一起思考·德篇》之后，对于《道篇》三十七章的注释并没有马上展开。在《德篇》里，重点阐述了老子的德论思想及其与儒家崇德论的差异。老子道论历来是《老子》注释者最大的兴奋点，关于道的解释可谓无所不包。我在思考，我的道论究竟能有多少新意呢？
我很清楚，《老子》的注释本汗牛充栋，并不缺少一本记录个人领会的解读或者个人兴趣发挥的书，而是缺少一本真正将《老子》思想本义、思想价值、思想史地位、文明史意义能够讲透的著作。
老子为什么要将“道”放在最高的位置？老子之前中国思想资源里有关“道”有哪些观点？更远一点说，从现有文字的发生学角度，“道”这个字从甲骨文、金文到篆书、隶书的变化轨迹，反映出怎样的“道”字含义的变化？作为“最早的老子”文本的郭店竹简本《老子》的释文，并没区分《道篇》《德篇》，也没有区分章节，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西汉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出现《德篇》在前、《道篇》在后的文本形态，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是解读《老子》必须打通的，否则对《老子》的释读，恐怕就是借题发挥、离题万里。沿着上述问题构成的逻辑框架去思考，对老子思想的解读就会与过去2000多年的注释呈现截然不同的意趣，可以惊奇地发现，对老子思想的重新认识，的确是一片新大陆。
本书没有使用《道德经》这个书名，而是用《老子》作为文本的名称。在章节顺序上，采用《德篇》与《道篇》单独序号的方式。这样做的意思是，尊重帛书本的顺序，《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但同时对于部分帛书原教旨主义者要将书名改为《德道经》的做法，并不赞同。
历史上形成的《道德经》之名，对老子核心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经”之名，如果去除其意识形态目的，作为对《老子》思想的尊崇，是没有问题的。《老子》文本作为中华文化元典，称之为《道德经》当之无愧。
至于阅读顺序，从《德篇》到《道篇》，或是从《道篇》到《德篇》，本质上是一样的。本书不使用《道德经》做书名，是“历史还原主义”的做法，回归到老子思想起源之时的面貌，不要以后人特别是意识形态目的的有色眼镜看待古人。
历史的去蔽，依然是当下“中国话语重构”的首要任务。在开放的信息社会里，谎言与虚假的历史话语没有生存空间。那些以为可以随意虚构历史、歪曲历史的“写作”，注定是徒劳。这类心术不正的历史作品，是真正的精神污染，是披着国粹外衣的国渣。
海德格尔说“存在”是被日常生活包括庸常思考“遮蔽”的，人类并不因为生存而能自动获得对存在的意识。相反，人类的历史说明，“存在”（即人的真实境况及其自我认知）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里，恰恰是被遮蔽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去蔽”，将遮蔽在存在本质之上的错误观念揭开，让人类看到存在的本质，从而向死而生、澄明自在。
人类没有发明世界，更没有创造世界，人类只是“发明”了对世界的各种观念，其中大部分是谬误、错觉、误解与偏见，极少部分是真实的、睿智的、对人类个体及群体有所裨益，这部分观念史是我们称之为“哲学、科学与常识”的那一部分观念。
科学与哲学不同，因此，科学史与哲学史也不同。科学史不等于科学，这个命题是个可经验证及论证的事实。哲学却几乎等同于哲学史，即使将哲学史里伟大思想家的“不合时宜”或者所谓的“错误”剔除，其剩下的部分即构成哲学的全部。但哲学史著作并不是哲学，也不是哲学的简述。从其本质来说，最多可以算作一种“详细的目录”。
除了作为目录，如果哲学史研究还有一点价值，那就是研究者自己的思想，包括他对研究对象的解释或理解。这样来看比历史上哲学家著作（原典）数量更多的哲学史研究文献，才能区分哲学史与哲学的差别。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其他所有的哲学史研究著作，都属于这一类。
罗素说：阅读一本书籍，无论它篇幅多大，也绝不能使读者成为专家。的确，即使再多的单纯阅读，也不自行改善你对任何事物的理解。本书对《老子》的注释，属于这一类。
对于老子思想的解读来说，“去蔽”依然是首要任务。对《老子》的注释、解读，是一次对老子思想“去蔽”的尝试。对伟大思想的误解，是后人的损失，更是族群乃至人类文明的损失。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