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归后的第二个十年（1172—1181）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春，辛弃疾自司农寺主簿出知滁州（今安徽滁县），开始南归后第二个十年之仕宦生涯。与第一个十年相比，他的官职有大提升，由无足轻重之小吏，晋升为方面大员。滁州任满，辟江东安抚司参议官，迁仓部郎官。以仓部郎中出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调京西转运判官，并由京西参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坐江陵统制官率逢原纵部曲殴百姓，徙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以大理少卿召，出为湖北转运副使，改湖南转运副使。寻知漂州，兼湖南安抚使。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改除两浙西路提点刑狱，旋以事落职罢新任。

第二个十年，辛弃疾被频繁调遣。每次赴任，他都尽忠职守，政绩卓著。在滁州办荒政，半年大见成效：“自是流逋四来，商旅毕集。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崔敦礼代严子文作《滁州奠枕楼记》）在江西督捕茶商军，整日从事于兵车羽檄之间，略无少暇，迅速讨平茶民暴动。在湖南创置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本传）。辛弃疾希望国富兵强，再图恢复大计。但其所作所为，“不为众人所喜”，终于被迫退隐。

第二个十年，辛弃疾虽仍积极进取，但已加紧准备后路。淳熙七年（1180），在湖南安抚使任上，他一方面规划创置飞虎军，一方面又开始营建带湖居第，并且以稼轩居士自称。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几乎每个读书人都有这么两手。辛弃疾亦如此。只不过不是万不得已，不会轻言归去罢了。

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辛弃疾于此十年所传歌词，从滁州任上作《感皇恩》（春事到清明）算起，到可断定为中年宦游时所作之《祝英台近》（宝钗分）以及《鹧鸪天》（一片归心拟乱云），计七十五首。蔡义江、蔡国黄《稼轩长短句编年》，断定为此十年间所作者，计六十七首。

就心境与词境看，第二个十年与第一个十年相比，显然有所变化。这是因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变化。第一个十年，初到南方，职位低微，并未影响心境，所谱写歌词，颇多豪言壮语。如曰“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鹏翼垂空”），“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秋岁》“塞垣秋草”）等等。无论以英雄许人，或者以英雄自许，所谓壮声英概，皆甚是令人振奋。但是，第二个十年，情况就有所不同。尽管已经是方面大员，职位高贵，因以归正官员之特殊身份，处于偏安江左之特殊环境，却并不那么如意。十年间，既不能上前线，实现其恢复意愿，又不能居庙堂，施展其经济才干。加上忌能妒贤，古来如此，也就更加不如意。恶劣的环境影响心境，所谱写歌词也就不同于第一个十年。即此十年，必须认认真真思考进与退问题。因此，也就有所顾忌。如曰“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木兰花慢》“老来情味减”），“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木兰花慢》“汉中开汉业”），“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都休问，英雄千古，荒草没残碑”（《满庭芳》“倾国无媒”），“欲说又休新意思，强啼偷哭真消息”（《满江红》“天与文章”），“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沁园春》“三径初成”）等等。无论说进取，或者说退隐，所谓“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皆未能随心所欲，说个痛快。

相比之下，应该说进入第二个十年，辛氏歌词创作已渐入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