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幼年飘零到受知令狐（812—837）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商隐出身于中小官僚家庭，其父李嗣做过获嘉（在今河南）县令，在李商隐三岁时，李嗣罢官入浙东幕府，商隐随父寄身幕府，直到十岁那年父亲去世。

商隐聪颖早慧，在《上崔华州书》中，他自述“五年诵诗书，七年弄笔砚”，文学启蒙以及初次进行创作尝试都很早。十六岁即写出了《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一时才名颇著。令狐楚因之聘其入幕为巡官，特加优待，这一年商隐不过十八岁。

聪慧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早熟，洞达世情，心性敏感；而这种孩子假如适逢家庭不幸，其敏感的心性对世情的体认会更为深刻，并往往伴有悲剧性的体验。李商隐的童年可以说是不幸的，且不说自幼随父幕府飘零，尝尽寄人篱下的滋味；即使这样辛酸然而有幕可依、骨肉相守的岁月也不得长久，十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商隐一家陷入更悲惨的境地。在《祭裴氏姊文》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生涯：“浙水东西，半纪漂泊。某年方就傅，家难旋臻，躬奉板舆，以引丹旐。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祔故丘，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生活的艰难过早地降临到商隐幼小的肩头，为了生存，他“占数东甸，傭书贩舂”，移家洛阳郊外，给人抄书或服役，小小年纪便体味到世态的炎凉。

一个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其早期的生活经验至为重要。也许正是童年生活的不幸，铸就了商隐多愁善感、略带忧郁的灰色性格基调。他对生活中悲剧性的因素尤为敏感，那些柔弱无依、流离漂泊的事物，如流莺、蝉、柳之类，常常是商隐诗中习咏的对象。这当然与其自身远幕依人的漂泊生涯有关，但商隐对这类事物的体察入微，那份物我浑一、灵肉相依的深情贯注，乃其本性在这类事物中的复元返本，这就是先天个性气质所致了。

正因其自幼便历遭浇薄之世情，流离中饱尝世情炎凉，故商隐特别渴望亲情、友情的温暖，特别的多情、重情。因此，当大和三年（829），令狐楚聘其入幕，并亲授今文，待其如子，知遇提携之恩便足以让商隐铭感终身。他深情地回忆这段生活：“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征于继和，杯觞曲赐其尽欢，委屈款言，绸缪顾遇。”（《上令狐相公状》）其实，他一生的幸与不幸，也正是在此时悄悄注定了。受知令狐楚，对商隐流落飘零的早期生涯是一个结束，而对其日后坎坷踬踣的命运则刚刚是个开始。不过，在这段时期，商隐自己是感觉不到这一点的。他正忙着读书、科考、交游、恋爱，正踌躇满志地规划着美好的未来。

商隐性格优柔内向，然而志向却非常远大。《才论》、《圣论》二文今佚，其中所论不得而知，但从时人的赞誉中可约略窥知其必定议论风发，卓有识见。这在《上崔华州书》中可得到证实，文中有云：“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而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盖愚与周、孔倶身之耳。”识见超越时人，所显示出的独立思考精神与勇气尤让人叹服。可以说这是商隐在优柔伤感、略显柔弱的个性中所显露的坚韧的一面。这也是商隐性格的两面性。他一方面常常沉浸于内心的伤感忧郁，一方面又有在现实社会中“欲回天地”的抱负。他早期不少言志之作就抒发了这种抱负。此外，咏史诗在商隐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借史鉴今，借史讽时，商隐往往以之表达自己的现实关怀。

此期初入社会，诗人进取之心正盛，故对时局国事的关注尤为密切。特别是大和九年十一月的甘露之变，对商隐思想感情造成巨大震撼。事变后，他一连写下《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等一系列政治诗，反映这一“天荒地变”式的变故。这场政治大地震的冲击波直至诗人二年后所作的长篇政治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仍有强烈反映。这些形成其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潮，感时伤乱是这次创作高潮中最眩目的火花。虽然这类现实意义较为显著的作品，与商隐那些题旨飘渺的主观抒情之作始终相随，但其后如此大规模地集中抒发政治观点的现象再也没有出现过。诗人容或在身世感慨中浑融时世感慨，却很少有纯粹的干时之作了。

从艺术风貌上看，商隐早期作品大多尚较明丽，不似后来的绵邈隐涩，感伤色彩也不是十分浓厚。干时之作，激锐峻切，意气刻露，亦与后期深婉风格不类。无论思想还是艺术，商隐受杜甫的影响都特别大。如《重有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均深得杜意。但此时商隐学杜，正以得其仿佛而未能脱其藩篱。直到后期于杜甫沉郁顿挫中加入自己的绵邈绮丽以及驱之不去的感伤，才可以说唐人最善学杜者惟义山一人。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令狐楚去世。令狐楚之殁，是商隐生平的一大转折。他没有料到因为这个人，一连串的磨难正在前面等着他呢。商隐的才情个性、文心诗貌此时已如珠胎初生，此后的风雨人生，只不过是将其打磨得更加流美圆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