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提到李商隐，人们自然会立刻想到他那些幽婉深情的《无题》诗，唇舌间自然会涌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春雨》）这类忧伤、执著而美丽的诗句。李商隐诗给人的印象，确如春蚕吐丝，缠绵委曲，一往情深；又如红楼隔雨，凄艳迷离，绵邈隐约。

李诗的这种特色，与诗人的个性气质、人生遭际以及时代的政治、文化环境等有很大关系。李商隐家境清贫，幼年丧父，悲剧性的家世出身对其优柔内向、多愁善感的个性气质的形成，当有不小的影响。李商隐的主要活动是在唐文宗大和至唐宣宗大中年间，朋党倾轧、宦官擅权、藩镇割据，是这一时期政治的显著特点。李商隐本有“欲回天地”之志，却不幸运逢末世，昏昧的时代不惟不给他提供施展抱负的舞台，还让他在党派倾轧中饱受诋毁挤压之痛，《乱石》诗形象地写出了诗人的处境：“虎踞龙蹲纵复横，星光渐减雨痕生。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庙堂无其立足之地，只得依人作幕，郁郁终身。当他无奈将一腔情思由外在的功业声名转向内在的春恨秋悲，也就不是等闲的“伤春复伤别”（《杜司勋》），而是在其中寄寓了深重的块垒忧愤。

李商隐心境的矛盾苦闷，就其小而言，即前面提到的“才命相妨”、赍志难申的沉沦之悲，一直梗塞固结在他的心头；就其大而言，是对末世苍凉的呼吸领会，这使其迷惘苦闷往往越过具体情事，弥笼天地之间；就其最直接的现实性因素而言，则身陷党争的漩涡，内外交煎将诗人逼进苦闷抑郁的深谷：一边是自己仰慕的政治家，一边是自己的恩主之后；一边基于对政治的独立判断，立场上倾向李德裕，一边从个人前途与家室生计出发，又不免屡屡向令狐绹陈情。两者的对立冲突，始终困扰着诗人，犹如重茧乱丝，剪不断、理还乱。不惟个人现实命运在党争中淹蹇沉沦，诗人行事也被党人纳入党争的视野，于是物议纷纷，强加诗人以种种品德上的诬责。面对内外交困、精神与生活两个层面的重压，性格内向优柔、执著而又不善自我排解的诗人，只能将这些痛苦默默埋在心中，独自咀嚼，终至越酿越浓，越积越深。朱鹤龄说：“义山阨塞当途，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笺注李义山诗集序》）李商隐诗的曲折吞吐，正是其阨塞沉沦中心灵挣扎的声音。那份深重抑郁的苦闷，那种千回百转、纠葛纷纭的思绪，必然导致诗意的隐曲绵邈。而苦闷心境由直接现实处境触发，联及身世沉沦之慨，再广而泛之对世情人情、时世国势出以悲凉体认，则这种悲慨与苦闷眼角眉梢的种种寓含，越发浑融而难以指摘了。

敏感而纤柔的个性，使李商隐诗歌选材，大多亦为纤柔细小之物，如其咏物诗所习咏的蝶、蝉、莺、柳、泪、细雨等，即多具纤柔之特性；再如他对那些柔弱美丽的女子，如女冠、歌伎、宫女等，常常倾注特别的柔情与同情。而坎壈身世、漂泊生涯，又使商隐对眼前之物、之人每多情绪色彩的渲染。他关注莺、柳等纤柔之物，而且写的还多是寒蝉、流莺、秋柳、残阳，特别注意外物悲凉伤感的一面；他关注青春寂寞的女冠、声色事人的歌女，感情也大都倾注在她们悲剧性的身世命运上。所有这些，都是诗人孤寂飘零的身世之感与眼前之物、之人感应激发的结果。“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而以人观我，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因此秋柳残阳、薄命红颜，都特别容易引发诗人心灵的感应。

从本质上说，李商隐是一个纯粹的抒情型诗人，无论状物、写景，还是咏史、酬赠，他的诗歌基本都指向自我的心灵世界。诚如诗人所自称的“巧啭岂能无本意”（《流莺》）、“深知身在情长在”（《暮秋独游曲江》），既为流莺，就不得不临流巧啭，此身有情，就不得不发为歌吟，出发点是情牵恨绕的“情身”，而归宿又回到此情长在的此身。倾吐心中的情感，表达心中的“本意”，锦瑟无端，千回婉曲，不绝如缕，不过是“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白居易《琵琶行》）。当然，诗歌本为抒情性极强的文学样式，一切优秀的诗人也都是抒情的圣手。如李白，喜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怒则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极其真率任情。但李白的抒情与具体情事联系较紧，只要弄清诗人的行止踪迹，就能明白其喜怒的具体所指，能明确探知诗人情感的因由脉络。比较而言，李商隐的抒情则虚泛而隐晦得多。他因物兴感，其感触虽常由一点生发，但在抒情过程中渐渐混合、链结多重人生感受，淡化具体情事，而扩展为对整个人生、世情的浑沦认知与复杂感慨。比如《落花》一诗，就交织着身世飘零、年华消逝乃至国运衰颓等种种复杂无奈的哀感，触绪纷繁而又不名一端，如仅解为“悼亡”、“身世之感”、“寂寞之景”等感慨中的某一种，都不免因过于坐实而有所偏执。商隐《潭州》诗云“今古无端入望中”，《锦瑟》诗又云“锦瑟无端五十弦”，所谓“无端”，便是《落花》这类诗中所体现的触绪纷繁而又不名一端、愁牵恨惹而又不知从何而起的浑杂感慨，便是所谓“宋玉无愁亦自愁”（《楚吟》）的“无愁之愁”。

愁而不知何以愁，只觉得满目皆愁，这种抒情的特点，简单地说就是略事取情，因而更显纯粹与主观。李商隐以自己悲剧性的心态体察外物，物的自然属性及传统内涵均经由诗人个性化的渗透与改造。如牡丹向为富贵之花，而商隐笔下却是“先期零落”、“玉盘迸泪”（《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菊性高洁傲霜，而商隐之菊却是“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菊》），别具优柔感伤色彩。商隐体物的悲剧性、主观性特征，除了特别容易被本身即具悲凉情调的事物打动，再有便是在这类并非一定具有悲凉情调之物中发掘悲凉，但这都是先将外物悲凉化之后，从而咀嚼其中的悲情。有时甚至不须经过这种悲凉化处理，如“鸥鸟忘机翻浃洽，交亲得路昧平生”（《赠田叟》），由鸥鸟欢洽而生世态炎凉之感；“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夕阳楼》），花明柳暗，春光明媚，但不妨心头依然浓愁萦绕。诗人既能顺着写，也能逆着写，相应的情景让人忧伤，相对的情景同样也让人忧伤，悲景伤心，乐景也伤心，正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此恨不关风与月！更多时候，商隐是通过意境的营造，来传达复杂深沉的感慨与隐约幽微的心绪，意境即是对自然环境最主观化的处理结果，是心造之境，意造之境。《无题》诸什中蓬山万重的阻隔，金蟾锁香般掩抑而不绝的相思，雪月瑶台下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等等，都是以不落言诠的诗境来抒写心灵。

以心造境，以境写心，形象总是大于思维，李商隐诗也就以此展开丰厚而又含蓄的意蕴，既旨趣难求，又提供了无限阐释的可能。李商隐诗的旨趣难求，是很少有诗人能出其右的。这一方面是他略事取情，混合人生各个阶段、各种情境下的多重感受，诗作缘起本就模糊，诗之作意自然也就难以明晰。商隐诗意常常歧见纷出，不少便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就是诗人内心的复杂苦闷、矛盾困扰直接影响了诗意的明晓畅达。以心造境，心绪之纷繁连作诗人自身也难以理清，则又何来明朗直白的诗境。不过，文似看山喜不平，诗更是如此，曲径通幽只会使它愈发魅力无穷。

从艺术手法上说，商隐诗意隐曲，与其跳跃性的思维，意识流式的写作方式，一任情感自发运动，有很大关系。当然，这根本上还是其诗歌的主观性、抒情性所决定的。《燕台诗》可作这方面的典型。该诗惊采绝艳，却又纷繁难解，便因诗人舍事取情，并以感情运动作为诗歌脉络。因此诗的章法结构便随诗人的感情流程，忽而回忆，忽而想象；忽而昔境，忽而现境；忽而此地，忽而彼地；忽而闪现某一场景片断，忽而直抒心灵感受……显得断续无端，来去无迹。从叙事角度看，似极为错综变幻，而从感情变化发展的流程看，却又极为自然。再如《锦瑟》所构筑的庄生梦蝶、沧海珠泪、暖玉生烟等图景，彼此独立，并没有结构或叙述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完全是诗人以自己的心绪与联想将它们连缀在一起。表面上看，一个图景到另一个图景，毫无理由和逻辑可言，但内在庄生梦蝶之“迷”、杜鹃啼血之“怨”、沧海遗珠之“恨”，暖玉生烟之“虚”，是有情感转换的脉络的，结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更以“惘然”一词笼括所有图景，使这些看似断裂的画面都能集中到统一的主题之上。这种艺术手法上的特点要求在读商隐诗的时候，必须牢牢把握其情感的基调，把握情感的线索与诗人意识跳跃流变的脉搏。

当然，作为唐代第一流的大诗人，李商隐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李诗的风格也不仅仅只是隐曲绵邈。《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深广的写实精神，足可与杜甫的《北征》、《咏怀五百字》相颉颃；《韩碑》之奇崛，置于韩集中足可乱真；《海上谣》、《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等冷艳奇诡，又酷似李贺……和一切大家一样，商隐也是“转益多师”，并最终突破前人，形成自己的风格。

李商隐也不是只一味沉湎于自我的忧伤，仅注目于个体的心灵，且不说其伤春伤别中的深广寓含，就其诗歌的题材本身来说，同样也是非常广泛的。除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他如《隋师东》指斥朝廷平藩不力，《有感》、《重有感》对时政的干预、评论，《寿安公主出降》愤王室不振、屈辱和亲等等，现实性都十分突出。商隐的咏史诗，更有不少借历史讽喻现实，表现了诗人热切的现实关怀。

商隐的个性，也不仅仅只是优柔内向、多愁善感，《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中那个“狂来笔力如牛弩”、“横行阔视”的狂士，《自况》中那个“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的狷介高人，和我们所习惯的伤春伤别的李商隐并非二人。同样，商隐耿介激烈之吟，也所在多有。如“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安定城楼》）、“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欲问渔阳掺，时无祢正平”（《听鼓》）等等。商隐赠、哭刘蕡诸诗，更是写得慷慨激昂，血脉贲张，正是诗人基于这种个性中刚烈的一面，所表现出的惺惺相惜。所有这些，都说明无论为诗还是为人，商隐都不是单一平面的，而呈现出丰富的立体多面性。不过，个性的优柔内向，诗风的绵邈隐约，毕竟是李商隐的主要方面，是其特色所在。

本诗选以李商隐生平履历为经，将其诗歌约略分为三大阶段，其中大中游幕虽不过十余年，而作品较前期总和还多，且辗转幕府经历较为复杂而阶段性亦颇明显，故于大中期再分三小阶段，以清眉目。另有诸多名篇不敢遽断作年，为免遗珠之憾，仍择善而录，附为一编。俾读者诸君论其世而读其诗，读其诗而知其人，知其人而悯其情，悯其情而益知其诗。如能闻寒蝉而感身世，见流莺而念飘零，对斜阳而惜光阴，临蜡炬而体深情，则千古锦瑟，或可稍免寂寥。不怨身无彩凤双飞翼，但求心有灵犀一点通。是所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