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入幕泾原至秘省正字（838—846）

从开成三年到会昌六年（838—846），是李商隐政治上不断谋求在朝廷中立足，又不断遭到挫折打击的时期，也是其诗歌由前期着重抒写现实政治感受，逐步向着重抒写个人身世和人生感慨的转变期。

开成三年初，商隐参加博学宏辞科考试，初审合格，却在复审时被某“中书长者”以“此人不堪”为由而斥落。这种评价包含着对商隐才能及道德品质两方面，必然对他的名誉产生较大影响。这是商隐进士登第后政治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紧接着，又因入王茂元幕、娶其女而遭到恩门观念极重的令狐绹的疑忌，认为他“忘家恩”。开成四年，商隐应吏部拔萃科考试入选，授秘书省校书郎，但不久即被调补弘农尉，由清职转为俗吏，这中间不排除中书长者“此人不堪”的评价所起的作用。这是商隐仕途上的第二次挫折。弘农尉任上，又因活狱忤陕虢观察使孙简，差一点罢去尉职，这是第三次挫折。会昌二年，商隐再次参加吏部拔萃科考试入选，重入秘书省任正字，但不久就因母丧离职守制，其间岳父王茂元又于会昌三年九月病逝于河阳军中。等到商隐服丧期满，再回到秘省，已是会昌六年春，不久武宗就去世了，整个政局和诗人的处境又一次发生变化，可以说是第四次挫折。这样一种再试吏部、两入秘省、屡遭挫折的境遇，对商隐此期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在题材和内容上，由先前的较多关注现实政治逐步转向关注个人身世遭遇，抒写人生感慨。

在此期九十二首编年诗中，抒写个人身世遭遇和人生感慨的有五十五首，占总数一半以上，而有关政治的篇章（包括有现实指向的咏史诗）为二十四首，不及前者一半，其中指涉时事的仅《灞岸》、《赠别前蔚州契苾使君》、《登霍山驿楼》等有限的几首。这和前一时期仅围绕甘露之变，就连续写下《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等近十数首诗相比，对现实的关注显然有所衰减。而在抒写个人身世遭遇及人生感慨方面，则出现一系列名篇佳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寄令狐郎中》等。

从诗歌体裁上看，这一时期以五、七言律绝及五排为主，在九十二首编年诗中，一首古体诗也没有。这一方面与诗人创作重点的转移有关，五、七言古体诗在前期多用来反映现实政治或表现比较强烈的个人情感（如五古中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七古中的《燕台诗四首》），这两种体裁的退出，与这期间政治诗、爱情诗较少是相应的。另一方面就是诗人在长期艺术摸索中，逐渐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现形式。特别是七律，量与质较之前期都有明显进展，出现不少上乘甚至是传世之作。与前期学杜而得其仿佛者不同，此时的七律已明显具有义山的独特情采个性和艺术风貌。可以说，商隐这一时期的七律，在艺术上已经完全成熟。

仕途的屡遭挫折，使商隐对人生的艰难与悲凉有了更贴切的感受，个性中富有悲剧性的一面在蹭蹬现实的作用下，越来越明显地呈露出来，感伤色彩也就逐渐成为义山诗的主调。不过，从会昌三年至六年有三年多的时间，商隐因母丧闲居，写作了大量闲适和酬赠之作，故仅从数量上看，感伤情调的诗歌并不突出。但如果从典型诗例看，这一时期所作的《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咏史》（历览前贤）、《落花》等篇，无论感情的涵量还是深度都较前期有所加强，表现感伤情绪的艺术技巧也更为纯熟。另外，还应注意的是商隐这一时期感伤情调非常突出的文章，他是将自己的感伤气质和情绪的载体，从诗中大部分转向文中。因此，就整个诗文创作而言，其感伤情调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是大大加重了。

感伤情调是义山诗最独特的主导风格，其诗风的形成与发展，是以这种情调的萌生、强化、定型和成熟为主线的。从这个角度说，这一时期，正是义山感伤诗风得到强化和逐渐定型的时期，是其诗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