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有感

玉帐牙旗得上游[1]，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2]，陶侃军宜次石头[3]。岂有蛟龙愁失水[4]，更无鹰隼与高秋[5]。昼号夜哭兼幽显[6]，早晚星关雪涕收[7]？

[1]玉帐：征战时主将所居之军帐。牙旗：以象牙装饰的军旗。上游：即上流，占形胜之地。

[2]窦融：东汉初封凉州牧，曾上书光武帝请讨不肯归顺的隗嚣。关右：函谷关以西地区，指凉州。

[3]陶侃：东晋荆州刺史。成帝咸和二年，苏峻叛乱。侃被推为盟主，会师石头（今南京），击斩苏峻。

[4]蛟龙失水：喻人主失权，此处指文宗受制于宦官。

[5]与高秋：鹰隼在秋天搏击长空。与，通“举”。《礼记·月令》：“孟秋，鹰乃祭鸟。”指搏击凡鸟。

[6]幽显：即阴阳，指死者与生者。

[7]早晚：何时。星关：喻禁阙、皇宫。雪涕：抹泪。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郑注等谋诛宦官，事败，李训于逃亡途中被擒斩首，郑注为凤翔监军张仲清所杀，宰相王涯、贾餗等亦被宦官仇士良诬杀，因训、注而族灭者十一家。自此宦官气焰日盛，文宗受制于家奴。史称“甘露之变”。商隐系心国运，一连写下《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等多首诗篇反映此事。

甘露之变发生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因与宦官有矛盾，曾于开成元年二月、三月两次上表，力陈王涯等“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抨击宦官仇士良等“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并表示“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见《资治通鉴·文宗开成元年》）。仇等惕惧而稍有收敛，文宗方得以保全。

本篇是《有感二首》的续篇，即因从谏上表事有感而发。诗对从谏上书震慑宦官、稳定政局予以肯定，同时又对其仅止于上书表示不满。起句谓刘从谏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邻近都城，得上游之便，兴兵勤王的条件极为便利。接着以一“须”字，强调此乃人臣义不容辞之责任。既有责任，又有条件，那么就该有勤王除奸的实际行动，颔联便逼近追问：既已上书表明立场，又为何不付诸行动起兵剪灭宦官呢？诗中虚字，最见用意。“已来”、“宜次”，前宾后主，敦促中隐含对从谏“宜次”而竟迟迟未次之不满。腹联谓君主失权，受制阉竖，即为无人搏击君侧恶人之故。曰“岂有”，断无此理之意；曰“更无”，绝无之意，深有慨于“安危须共主君忧”者竟坐视危局，能为鹰隼而不为。感慨中复含愤郁，对从谏激之亦所以责之。末联“早晚”，犹“多早晚”，意即何时能收复为宦官秉权之宫阙，朝廷上下拭泪欢庆呢？热望中透出忧心如焚。

该诗忧心国事，几欲戟指呼斥，诗情激热，正青年诗人的愤激之声。句中虚字，转折推进，有杜甫的顿挫之致。但毕竟青春气盛，不及杜的沉雄。而且以诗人之手眼论国事，其时藩镇勤王是否可行，带兵进京是否会导致政局更大动荡，诸类问题并不在考虑之中。但此正见商隐忧心国事的急切焦灼，也说明商隐本质上毕竟只是一个诗人。诗歌学杜而规模渐近，也反映了诗艺的渐趋成熟。

商隐学杜，其实有个不似、仿佛、酷似的过程。有人认为这首诗得杜之深，足可“直登其堂，入其室矣”（施补华《岘傭说诗》），然毕竟仍未越过工部藩篱。屈复《玉溪生诗意》云：“此首即杜之《诸将》也。亦不能如杜之深厚曲折，而语气颇壮，用意正大，晚唐一人而已。”评论颇为公允。此诗虽在思想内容上继承了杜甫忧国伤时的精神，然艺术上并无明显创造。商隐此期学杜以其感伤情调而特具自身风格的，是下面这首《曲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