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8世纪外交政策的介绍

有这么一位极富预见性的天才，生就一副善于讽刺的喉舌。他用文字向我们呈现出一幅图景，展示了18世纪各国的外交目的和战争动机：“有时，两个统治者会为了领土发生争执，争论到底谁应该放弃其领地的三分之一，即便二人实际上都没有管辖这些领土的权力……战争爆发的原因有时是对方太过强大，有时则是对方太过弱小。有时，我们的邻国想要我们的东西；有时，我们的邻国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彼此交战，直到对方夺走我们的东西，或我们得到对方的东西。侵略者打着拯救人民、摆脱饥荒和内讧的旗号对别国发动侵略战争。当一个市镇处在我们触手可及的位置时，或在某一地区的领土刚好能将我们的版图补全的情况下，我们对别人发动战争都是情有可原的，哪怕对方是我们最亲近的盟友……贫穷的国家虎视眈眈，富有的国家得意洋洋。然而，得意和失意处在永久的变动中。这样看来，士兵或许是最光荣的职业了。”事实上，这段话之所以听起来尖刻，是因为作者曾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这才洞悉了这个少有人通晓的道理。而他只是将这个事实不加掩饰地揭露了出来。

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这段话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相反，它高度概括了18世纪各国的外交动机和军事目的。看看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贫弱国家——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大公国、波兰-立陶宛王国和奥斯曼帝国，还有那些骄纵暴虐的强国——法兰西王国、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和大不列颠王国，我们就会意识到乔纳森·斯威夫特所描述的这些严酷的情况都曾切切实实地存在过。对西里西亚的占领、对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瓜分和对奥斯曼帝国未遂的瓜分不过是发生在这个表里不一与利己主义横行的时代里三个最污秽卑鄙的事件罢了。大量政府文献揭示出18世纪的种种败象，包括人们前所未有的贪得无厌、腐败成性和唯利是图。这些败象几乎堪比伏尔泰或乔纳森·斯威夫特为我们描绘的任何图景。只要历史学家对18世纪统治者的种种作为考察一番，讽刺作家们的言论很容易就能得到应有的评价。

虽然18世纪政治策略的肆无忌惮已经毋庸赘述，但我认为，对当时的局面做一番解释并在某种程度上对该局面进行“开脱”或许也是可取的。不同时代的人类历史有着某种潜在的一致性。虽图案不同，但质地一样。也正因为这个一致性，我们完全可以将18世纪和19世纪作个对比。读者也许会说，18世纪是君主当道和南征北伐的时代，19世纪是各民族人民进行民族战争的时代，两者是有区别的。这种看法确实没错。不过，不知道读者是否还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即在19世纪君主已经不再总是想着要打仗了。古往今来，平民百姓似乎一直都准备着要弃公正于不顾或为一己之利和别的国家大打出手。撇开其他不谈，我们也正是从这个现象里发掘出一种历史的一致性。在19世纪和20世纪，国家机关已经渐渐不再依靠武力来镇压民众、维护统治，而是开始在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想办法在精神上赢得民众的拥护。即使是一个奉行专制思想的君主，也会适时地采取权宜之计，试着去迎合普遍的民意与社会理想。然而，在18世纪，只要拥有一支强大的雇佣军和一群顺从且不善言辞的民众，君主就不害怕采取有悖于或超前于民众意愿的行动。权力大概从未像18世纪这样集中于数量如此之少的人手中，而集中的权力也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后果。在意识形态方面，一些思想家的理念约束着18世纪的欧洲。这些思想家深受伏尔泰的影响，信念坚定、逻辑严密。在行为活动方面，欧洲各国都处在各自统治者的严密掌控之下。统治者态度明确、无所畏惧，而走在这些统治者最前面的领路人正是伏尔泰的朋友、敌人和偶像-腓特烈大帝。有了清晰的思路，行动落实起来自然也不会拖泥带水。权力集中本应是件好事，但就怕权力落在不负责任的统治者手中。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国家的命运就只好任由情绪和偏见左右了-不幸的是，18世纪确实有这么一些统治者，他们怀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偏见，高度情绪化地治理着各自的国家。

虽然中欧的命运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但如果我们认为当时的政策总是受到君主个人意愿的影响或总是引发不可预测的后果，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法兰西大革命中登台的演说家们乐于去批评国王们的暴虐成性，指责国王们把人民当牺牲品，为了情妇的一个微笑而挑起一场战争及指使大臣们采用贿赂的手段和其他国家媾和。这幅图景确实有其真实的一面。18世纪的欧洲以疆土为体系，不以国家为体系。作为小地主的大公管理着各自的公国，而国王扮演的角色则更像暴虐的大地主。一个统治者会用巴伐利亚公国换取南尼德兰，或用洛林换取托斯卡纳。统治者完全不考虑这些地区的人民的意愿，随意将他们交给一位异邦统治者，或将他们雇给一位外国将军。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确实和我们如今的情感认知和价值取向不可同日而语。一位大公可以将他的军队借给一位外国统治者，或为了一个没人在意的争端派遣成千上万的雇佣兵到异国他乡去流血牺牲。这些从外国雇来的士兵身上并不存在爱国主义情怀，他们只为从雇主那里获得薪水而战斗。即使是在18世纪最开明的君主身上，统治者自身的意愿也经常比臣民的需求和国家的利益更加重要。“最开明的统治者”叶卡捷琳娜大帝习惯从情夫中挑选将军。“国家的第一个仆人”腓特烈大帝囚禁了从威尼斯来的大使，甚至以此强迫威尼斯总督为他在柏林的新歌剧院送来一个舞女！

叶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大帝这些让人不可思议的行为或许可以解释演说家们针对统治者的激昂言辞，以及人们在法兰西大革命时期所表现出的对国王的憎恶——这种憎恶几乎带有残忍的意味。不过，也有很多时候，个人的异想天开服从了国家的整体利益。除去偶然的失误，大多数18世纪中叶的统治者还是在为他们的国家谋求福祉。统治者个人的好恶确实能够左右很多事情。但从我下面要举的例子来看，这些统治者还没有昏庸到允许血缘关系来决定国家立场的地步。譬如，西班牙王国的利益并未因腓力五世是路易十五的亲戚而服从于法兰西王国的利益。普鲁士王国也没有因腓特烈大帝是乔治二世的侄子而成为大不列颠王国的同盟国。在18世纪，导致国家政策发生转变的力量大多来自君主个人，而不是改朝换代所引发的家国关系上的变动。乔纳森·斯威夫特曾经说过：“由血统缔结的联盟或婚姻常常是造成两个统治者之间发动战争的原因。双方的血缘关系越亲近，发生争斗的可能性就越大。”有些历史学家则将波旁家族的联姻归结为纯粹的血统的结合，并且乐于将18世纪的政策和19世纪的政策作对比：前者一个朝代一个样子，后者则更加稳定和持久。只要一个主权国家的政体保持稳固，它实行的政策就很少会随着朝代的更迭而发生巨大的变化。事实上，除去18世纪统治者强大的个人影响力，两个时代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18世纪的外交语言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领主们针对领土主权所提出的各种主张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有人认为，关于领土主权的问题正是一切战争的源头。人们为了争夺王位和遗产大开杀戒，由此谱写出了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史。不过，所有站不住脚的主张都掩盖不了事实，也蒙蔽不了历史学家。18世纪的君主以王朝利益为托词，依靠一个配偶、一个侄女或一个远亲所掌握的私权为他们的国家谋取大量的利益。这正如现代的政治家打着民族权利、人道主义和公共权利的旗号来为他们的国家谋取利益一样。虽然船头新换了艏饰象，桅顶也漆上了新颜色，但这艘海盗船依然在沿着同一个线路航行。虽托词各不相同，但本质目的一样。为了占有西里西亚的土地及粉饰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行为，无论是多么不靠谱的证据和说法，腓特烈大帝和约瑟夫二世都敢往台面上拿。但话又说回来，这两个人的论据并不是英国纹章院提供的。现实环境自然就为这些论据提供了支撑。作为统治者，18世纪的君主们必须想办法扩张领土，尽力维持权力平衡，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这些古老而荒诞的论据是时代的产物，是一块为了上演侵略、不公和无奈之举而铺设的荧幕。至少在面对我们-19世纪以种种历史原因为借口为18世纪那么多罪行做辩护的这代人时，那位无忧宫里愤世嫉俗的哲学家-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大帝应该是最高兴的了。在发兵夺取西里西亚时，他曾经写道“正义与否，是牧师们才会讨论的问题”，之后又写道“君主之间的较量，谁更强大，谁就是正义的一方”。

当时，理性主义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启发了像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大帝和奥地利大公国的约瑟夫二世这样的君主。神秘主义和带有感性色彩的宗教上的顾忌，以及碍眼的道德准则是属于女人和神父的，与这些君主无关。以往的成见和沿袭下来的传统，以及用来用去的老办法统统不再算数。已建成的秩序结构在理性的压迫下崩塌破碎。腓特烈大帝曾问道：“当一个人处于优势地位并且恰好有便宜可占时，这个便宜他是占还是不占？”在理性主义这个矛盾重重的思想领域中，腓特烈大帝这个问题的答案无处可寻。在持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出现之前，国际法律规范、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条约的神圣性、普遍道德与独立国家存在的正当性这些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几乎全无立足之地。理智所鼓励人们去做的不是要维护“国际利益”这个模糊的概念，而是用清晰的头脑去计算怎样才能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理智所谴责的不是违背条约的行为，而是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行为。成功是最有力的论辩，也是唯一的正义准绳。这个逻辑可以解释发生在18世纪的很多行为。这些行为放在如今都是要受到质问的，譬如腓特烈大帝夺取西里西亚、约瑟夫二世对奥斯曼帝国无端发动进攻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数次背叛波兰-立陶宛王国。

然而，除怀疑主义思想外，仍然有一些其他原因削弱了统治者在道德方面的顾虑并促使他们走向侵略与背叛。经济、客观物质和政治的力量是统治者难以掌控的。统治者对外界纷杂的因素只有模糊的认识。面对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统治者难以抵抗——他们确实经常进行抵抗，但这些抵抗都是非常无力的。路易十六和利奥波德一世是最后一批发动抵抗的统治者。这一批统治者的思想往往富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他们制定的政策也都是以宗教理念为指导的。然而，18世纪中叶的社会风气是相当商业化或者说是政治化的。促使统治者挑起战争的不是像“面饼究竟是不是圣体，葡萄汁到底是不是圣血”这种问题，而是要不要提高红酒关税，以及是否该降低鲱鱼关税这种问题。在18世纪中叶，国家之间的关税问题和公司之间的纠纷事件只能通过武力解决。18世纪中叶的重商主义信条宣告了国内外贸易是有如一个国家的血液和肌腱一般的存在。贸易活动就是国家财富和力量的源泉。一时间，重商主义信条受到人们的强烈拥护，并几乎取代宗教成为正统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损害一个国家的商业贸易就是抽取一个国家的血液。任何蓄意下此毒手的人都是吸血鬼，需要立即被斩草除根。贸易动机促使欧洲各国尤其是像荷兰共和国、法兰西王国和大不列颠王国这种沿海国家走向战争。这三个国家在欧洲开战往往是为了争夺东、西印度群岛。而像奥地利大公国、普鲁士王国和俄罗斯帝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发动战争的导火索则多是对领土的需求和渴望。

第一眼望去，为贸易平衡而战和为权力平衡而战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然而，读者要明白，在欧洲内陆，版图的扩张就意味着财富的增长。在沿海地区，美洲和印度群岛的贸易能够为沿海国家带来巨大的财富。当时的领土兼并甚至超过了繁荣的贸易行业，成为推动殖民活动发展的一大要素。勒内-罗贝尔·卡弗利耶在密西西比河河岸的树干上钉上了鸢尾花纹章。约瑟夫二世将顶端饰有奥地利大公国老鹰的界桩延伸到了泽普斯。在完成领土兼并活动之后，多数殖民者跟随约瑟夫二世来到了波兰-立陶宛王国，而少数人则同大不列颠王国的人去了加拿大。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与北美相比，殖民活动在北欧和东欧更活跃也更成功。在欧洲，人们认为，扩张领土就是增强国力。因为扩张领土意味着增加人口与财富。在夺来一个又一个省后，统治者感到他们的财富大大增加了。这与地主一块又一块地购置土地的道理是一样的。小至王公贵族，大到皇帝国王，扩张领土的渴求曾经支配着中欧的每一个统治者。虽然有贪婪的成分在里面，但扩张领土其实是不得不采取的举动。普鲁士王国那可悲的国家地位、破碎的领土和零散的行政区都要求统治者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腓特烈大帝虽然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但不敢有丝毫马虎。他甚至还有过被迫吞并邻国土地的经历——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在这种情况下还用得着别人强迫的话。奥地利大公国的属地沿多瑙河与莱茵河杂乱地分布，从波罗的海和北海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这可以说是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这个例子证明，地理环境这一客观因素使人们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不得不将良知抛诸脑后。中欧和西欧所发生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小的变动曾经都可能对哈布斯堡那些零星的属地造成影响，甚至威胁到这些属地的安全。扩张领土是18世纪统治者为求生存而采取的安全措施。腓特烈大帝就为普鲁士王国赢取了这一安全保障。1740年，腓特烈大帝从奥地利大公国为他的国家夺得富饶的西里西亚。这样一来，与以前相比，腓特烈大帝的王国版图更加分散了。但这并不要紧。新增加的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人数超过一百万的子民足以掩盖这点小小的不利。与此同时，奥地利大公国的处境变得不再安全。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平衡也开始面临危机。1772年，奥地利大公国从垂死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手中分得一块很大的区域，但这并没有给奥地利大公国带来什么优势，因为普鲁士王国也从战利品中分得了一杯羹。无论是在自己还是在外人看来，此时的哈布斯堡家族都已经身处险境。如果想要脱离险境，那奥地利大公国就必须再找来一块和西里西亚一模一样的土地。

接下来，那位奥地利大公国的政治家将他渴望的目光投向了巴伐利亚公国。这个伟大的天主教国家位于德意志南部，与奥地利大公国的西南部接壤，是唯一一块能够和西里西亚媲美的土地。这位政治家下定决心准备瓜分巴伐利亚公国的土地。只要将巴伐利亚公国的土地划分给奥地利大公国，奥地利大公国就可以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和普鲁士王国势均力敌。这位一心要保卫国家安全的政治家不是别人，正是朝气蓬勃并热血满腔的约瑟夫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