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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以下研究差不多可以追溯到五年前的伦敦档案局伦敦档案局（Record Office），位于伦敦，其中存有1838年到2003年的英国国家档案。——译者注（本书中除原注外，均为译者注，不再另行说明）。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经碰巧有机会参考了一些1776年到1779年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家的书信。这些书信来自柏林和维也纳，并且尚未出版。在阅读这些书信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两点。第一，大不列颠王国的政治家们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看法是非常客观公正的。第二，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事件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事件（Bavarian Succession），指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Bavarian Succession），参战双方为萨克森选帝侯国-普鲁士王国联盟和奥地利大公国，目的是阻止哈布斯堡家族得到巴伐利亚选帝侯国的领土。几乎包含了18世纪外交手腕的所有典型要素：统治者强大的个人影响力；迂腐的家谱学面纱下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各方势力为“权力平衡”所做的斗争；“国家理性”为所有罪行做出的强行辩白；针锋相对的力量间机敏的竞赛；强势一方以军事侵略的方式无情粉碎弱势一方或中立一方。总而言之，在我看来，研究这段时期的军事和外交活动意义重大。卡尔·冯·克劳塞威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普鲁士王国将领，军事理论家。认为，就战争而言，如果想从中总结出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一些军事行动进行仔细研究，而非对各种事件都只了解大概却不求甚解甚至不知其所以然。我相信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外交领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托马斯·卡莱尔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苏格兰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翻译家和数学家。对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1712—1786），普鲁士王国国王，1740年到1786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成功整编了普鲁士王国军队。他资助普鲁士王国的文艺事业并支持启蒙运动，他还在七年战争中克服困境并最终胜出。普鲁士王国在他的领导下大大扩张了领土面积，成为领先欧洲的军事强国。的研究虽然具有重大意义，但几乎全部集中在1763年以前。再往后，他就在该课题上搁笔了。

托马斯·卡莱尔

总体来说，对于1776年到1779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家们的看法都是非常客观公正的。因为在这段时期，秉持中立态度才能使大不列颠王国获益。1776年之前，大不列颠王国一直对腓特烈大帝怀有敌意。但在1776年到1779年，大不列颠王国对腓特烈大帝的态度变缓和了。因此，正如利奥波德·冯·兰克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所说：“在这段时间，大不列颠王国外交信函中不乏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信函的内容反映了外交趋势的基本走向，并为我们展示出整个欧洲历史的前进方向。”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们对许多国家的资料进行了调查和研究。这些国家有法兰西王国、神圣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大公国、萨克森选帝侯国及巴伐利亚公国。然而，这些历史学家还没有听过大不列颠王国方面的声音。在我看来，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家们的这些书信既补全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图画，也明确了各种历史片段间的相互关系。

罗伯特·默里·基斯罗伯特·默里·基斯（Robert Murray Keith, ?—1774），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官。和詹姆斯·哈里斯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 1746—1820），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官。及休·艾利奥特休·艾利奥特（Hugh Elliot, 1752—1830），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官。三人的书信既富有生动的肖像感，又对人物有着入木三分的刻画。凭借极高的智慧和深刻的洞见，他们三人写了一段又一段精彩的文字。这些文字照亮了外交学中最沉闷和最冷僻的领域。他们三人不仅仔细地端详过身边的统治者，而且绞尽脑汁去揣摩这些统治者的心思和性情。因此，当读到詹姆斯·哈里斯对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林娜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 1729—1796），俄罗斯帝国女皇，1762年到1796年在位。在她的统治下，俄罗斯帝国得到振兴并成为当时的欧洲列强之一。的速写及休·艾利奥特对巴伐利亚公国外交政策的控诉时，我们就会感到各种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与这些人物有关的重大事件仿佛就在眼前上演。与休·艾利奥特和詹姆斯·哈里斯相比，罗伯特·默里·基斯是一个更加持重但也不乏幽默感和讽刺天赋的作者。他有一篇文章讲述约瑟夫二世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年到1790年在位，以开明专制著称，但最终在改革行动上遭遇失败。他与叶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大帝并列，被视为三位伟大的开明君主。他驾崩时无嗣，弟弟利奥波德二世继承了他的王位。对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印象。在这篇文章中，他展现出深厚的文学素养。通过不断地搜索各种有趣的细节，再将这些细节累积起来，罗伯特·默里·基斯一步一步地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奥地利大公国最不幸又最迷人的统治者——约瑟夫二世的全身像。

本书面市的时间和讨论的主题很容易让人形成一种印象，即本书是应时而生的产物。读者可能很容易发现，在书中十几处地方，我都将腓特烈大帝的军国主义思想与他的模仿者及继承者的军国主义思想做了类比。因此我不妨先发制人，对有可能出现的批判先做一个回应。我写作本书已经有一段时间。而本书之所以延迟到现在才面世，首先是因为我在大量的专题文献中进行的细节方面的考证花费了很多时间。其次，在本书的非正文部分，我想多投入些精力将注释做好并整理出完整的附录和索引。然而，这些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工作。我做的修正也集中体现在一些细节方面。事实上，除了最后一章，书中其他章节都是我三年前在柏林的皇家图书馆皇家图书馆（Royal Library），现为柏林国家图书馆，是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完成的。当时，我享用着德国政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提供的研究设备，深深意识到我对德国学术研究事业所负有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表的看法是不太可能被1914年的任何流行观点所影响的。

再多说一句，对于历史学家这一角色，我从不认为无关道德。我也不认为他们的工作就应该枯燥乏味。对于我得出的结论，我都尝试给出理由。与此同时，我还不忘在书中提到各种和我的看法相反的观点。我会采用一些生活在18世纪并且和事件本身联系相对不那么紧密的人给出的观点，以及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从而将我研究的历史事件真实地呈现给读者。

我最感谢的是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Henry Petty-Fitzmaurice, 1872—1936），英国军人、政治家。。他曾准许我发表约翰·伯戈因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 1722—1792），大不列颠王国军官、剧作家和政治家。对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军事系统的珍贵报道。报道的两份拷贝文件存于兰斯顿府兰斯顿府（Lansdowne House），位于英格兰的威斯敏斯特市，曾作为多位英国首相的住所。。附录四是一篇捷克语诗歌，如今保存在卡斯拉的捷克国家博物馆。我从馆长菲利克斯·卡姆博士手中借到此诗的原稿，然后进行翻译。我还得感谢我的老朋友亨瑞克·马克扎里教授，他给了我一部弗朗西斯·凯特雷写于1780年的珍贵的原始手稿。弗朗西斯·凯特雷是约瑟夫二世的告解神父。他的这部手稿极大地增进了我对约瑟夫二世性格的了解。

我要感谢的朋友实在太多了。我首先要感谢曾经就读学院的院长A.W．沃德爵士。他耐心且谨慎地阅读了本书的校样并给出了宝贵的指正意见。我还要感谢跨国给予我援助的人，最主要的是布达佩斯大学的亨瑞克·马克扎里教授和彼得格勒大学的保罗教授与柏林大学的德尔布吕克教授，以及哈佛大学的R.H．洛德教授。我还要感谢以下人员给予我的鼓励和建议：J.B．布里教授、G.P．古奇先生、三一学院三一学院，剑桥大学的三十一个学院之一，也是剑桥大学本科生就读数量最大的学院。研究员D.A．温斯坦利先生、我的学生同时也是三一学堂的研究员J.E.S．格林先生和不久前还在格顿学院格顿学院（Girton College），剑桥大学的三十一个学院之一，是剑桥大学第一个女子学院。任教的凯特·霍特布莱克小姐。我要感谢剑桥大学的学监和《腓特烈大帝》的作者威廉·菲迪恩·雷德韦威廉·菲迪恩·雷德韦（William Fiddian Reddaway, 1872—1949），英国学者、作家。先生。我还要感谢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当我经过他曾经作战的那片西里西亚战场西里西亚战场（Silesian battlefileds），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带兵作战的各个地点，较著名的有查图西茨、罗斯巴赫和洛伊藤等。时，我的写作兴趣和写作动力受到激发，于是才有了这本书。

约翰·伯戈因

对于研究中涉及的纯军事部分，我要感谢我的家人A.C．坦珀利。他现在是新西兰远征军新西兰远征军（New Zealand Expeditionary Force），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英国军队一同作战的新西兰军队。的副旅长。对普鲁士王国军事系统的研究和对腓特烈式策略的记述，以及对1778年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论，他都提出了一些至今仍然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此外，我们必须有实际军事经验的人的帮助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在这方面，我的家人向我提供了大量帮助。我还需要强调一下，“借助实际军事经验来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并无影射当下时事之意。早在三年前，我就将这个想法写进了备忘录。

在向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谢的同时，我还要声明，对于本书中所发表的言论，我在此感谢的所有人不负有任何责任。

哈罗德·坦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