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管理网络上的逝者

外祖母伊丽莎白去世后，有一段时间（在我母亲看来，这段时间太长了）她被停放在一个没有墓碑的坟墓里，唯一能表明她存在的是一块长方形的翻动过的泥土，上面长着新草。也许在安放纪念碑之前，需要先把地面上的泥土修整一下，但我母亲想知道，她的父亲詹姆斯是否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我觉得他其实并不在乎墓碑，”母亲说道，“他从来没有好好考虑过他父母的墓碑。”不管他有多冷漠，我母亲仍对外祖母坟墓的状况感到不太高兴，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然后他们两人一起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到那时，詹姆斯最初的冷淡态度似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来到纪念碑公司，准备以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到他懒散的态度和朴实无华的本性，人们可能会认为詹姆斯想要以最简单、花费最少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然而，在经历过早前的一番犹豫之后，他现在似乎觉得有必要在社会或情感上创造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那时，”母亲说道，“他不在乎花多少钱。他只是想做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让每个人都满意。”虽然她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我怀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对父女之间进行了一些感性的对话，准备一起决定用什么样的墓碑来纪念伊丽莎白（以及在适当的时候，纪念詹姆斯）。

印第安纳州石灰岩的颜色从灰色到浅黄色不等，该州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石灰岩，无论是在自然环境中还是在人工环境中，你都可以看到它。印第安纳州的贝德福德离我外祖父母住的地方不远，这个地方自称是“世界石灰岩之都”。20世纪20年代，该城镇的采石者协会出版了一本教育专著，将印第安纳州的石灰岩描述为“建筑材料中的贵族”。对外祖父母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他们一生都居住在印第安纳州的南部，但我母亲清楚地记得，纪念碑公司不鼓励他们用石灰岩制作伊丽莎白的墓碑。“它会在某种程度上磨损或变质……它只能经受住400年，而不是1500年的自然侵蚀，”母亲说道，“他们不会再使用石灰岩了。如今，墓碑都是用大理石或者花岗岩制作的，这些材料制作的墓碑将永远保存下去。” 我告诉她，我们在伦敦的厨房扩建工程的设计师也用寿命论说服我们使用大理石或花岗岩台面，他告诉我们这个厨房将永远存在下去。我母亲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她曾经多次翻修厨房，但她也笑了。“我们都在努力以某种方式获得永生，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相信有来世。我的意思是，我想用花岗岩做我的厨房台面，然后你也可以用那块花岗岩制作我们的墓碑。”她说道。

我母亲现在会开一些关于永恒的玩笑，但当时她和我外祖父显然是抱着永恒的希望而被说服的，他们遇到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们最终委托他用大理石雕刻伊丽莎白的纪念碑。我母亲去他的工作室拜访过他，她对他的外表感到吃惊：从头到脚布满大理石灰尘，像幽灵一样白，在灯光下反射出奇怪的光芒。雕刻家反射出奇怪的光是有原因的，因为覆盖在他身上的是科罗拉多圣诞石（Colorado Yule）的微小颗粒，这是一种只有在科罗拉多高山上才能找到的石头，开采起来非常困难，成本很高。它呈现出令人震惊的白色，由99.5%的方解石组成。只有品质最好的石头才能成为制作美国重要的州标志和国家标志的物料，而科罗拉多圣诞石便获得了这一资格。20世纪初，华盛顿特区的标志性建筑——林肯纪念堂的建筑师认为，为了给这座重要建筑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让它成为林肯捍卫民主的光辉象征，唯一合适的材料就是高雅、纯粹的科罗拉多圣诞石。考虑到材料的成本，他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但他成功地论证了这种石头的美学特性会使花费物有所值，从而获得了支持。到1922年完工时，这座建筑已经花费了3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000多万美元。所以，当我母亲说我外祖父不惜一切代价时，她并没有夸大其词。

他们选定了这块珍贵的石头，剩下的只需要选择雕像的形状了。最终，詹姆斯决定把这座装饰妻子和自己最终安息之地的纪念碑雕刻成一只天鹅的形状。外祖父说，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我母亲回忆起她对天鹅雕塑的第一印象：“哇！”她记得当时自己在想，“这真的是白色的！”这是她在工作室里看到这只天鹅时的第一印象，当时艺术家正在锯开它的表面，塑造出天鹅休息时紧密折叠在身体两侧的翅膀，天鹅的脖子摆成了一种休息的姿势。当它被立在墓地之后，母亲更加注意到它的光辉，它与周围一排排相同的墓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墓碑的顶部有着柔和的线条，就像一艘明亮的白色小船在灰色的波浪上浮动。

天鹅与周围环境不协调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是问题。在一些墓地，纪念建筑间可能存在竞争关系［让人想起巴黎拉雪兹公墓（Père Lachaise）的具有象征地位的纪念碑］，但是亲人埋葬在印第安纳州杰斐逊维尔的核桃岭公墓（Walnut Ridge Cemetery）中的家庭不会过于在意与邻居攀比，而且墓地里的居民对此也并不在意。更重要的问题直到我外祖父去世后不久才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作品被证明是各种物质的现成宿主。污垢和有机物在其粗糙的表面沉积并开花。“一开始还不错，”母亲说道，“它只是看起来有点暗，这有助于防止它看起来太白。深色的褶皱突出了优雅的特征。但后来它看起来那么凄凉，就像被遗忘了一样。”

我母亲从来没有想过这只天鹅需要保养。墓地的工作人员只是负责打扫地面，他们不习惯被问及如何更用心地维护墓地。我母亲打电话给这位艺术家，订购了他推荐的所有清洁产品，但由于缺乏经验，附近又没有水源，她自己动手清洁的尝试失败了。毫无疑问，要保持林肯纪念堂的整洁需要雇用一群人，但我母亲没有任何雇员，只有她自己、一瓶清洁剂、几个袖手旁观的墓地员工，还有一只脏兮兮的天鹅。

幸运的是，我家的一位朋友知道怎么做，并主动提出要帮忙，于是这只天鹅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我妈妈不知道这个朋友是怎么做到的，她也不记得清洁剂的名字，但至少这只天鹅又恢复了原样，像一根疼痛的拇指一样突出醒目，这是被好好照料的结果。但是下次谁来做这项工作呢？下下次呢？我们家的人分散在美国各地，养育了一代从未见过曾外祖父母的孩子。尽管她很欣赏天鹅的美丽，但我母亲认为，如果重新来过，她不会做出同样的决定。科罗拉多州圣诞石可能在“永远”方面承诺得太多，却没有兑现。母亲去墓地时，注意到雕像底座上散落着一粒细沙，映衬着抛光的黑色大理石底座。随着天气的变化，天鹅身上极其昂贵的白色大理石正在脱落。“也许后世的人会看到一只小得多的天鹅。”母亲说道。

我告诉她，在挪威、瑞典和德国这样的国家，人们的专用坟墓会在20年或25年后失效，除非他们的家人出钱延期。如果没有支付维护费，这些尸体就会被送去火化，或者被埋进一个集体坟墓里，而这块地则会被更多当代逝者——也就是那些去世不久，还能被生者生动地回忆起来的人——重新利用。这可能会让美国人惊愕不已，由于生活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美国人仍然享有为许多代已故公民提供个人安息之所的奢侈。更小的国家则没有那么多空间。当然，妈妈一开始很震惊，因为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墓地回收的做法，但后来她笑了。在与天鹅问题斗争了20年之后，她在这些事情上变得更加务实。尽管如此，一想到这只天鹅会被人忽视，我母亲就感到很不安。当她和我外祖父做出决定时，他们都不知道纪念碑的维护费用会很高。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委托别人去创造这块墓碑时，他们也在创造责任、工作和义务。我的母亲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责任，她愿意做天鹅的管家，但20年后，她不太可能还在这里了。“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去想这件事，但在我离开后，可能就没有人维护这块墓碑了，除非家里有其他人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母亲说道，“只要还有人在这里，还有人在乎，这是可以做到的。在这些人离开以后，没有人知道谁会承担起这个责任。”

多年以后，在我年老的时候，我在想我是否还会穿越大西洋，去往我出生的地方——我外祖父母生活和去世的国家。如果我这样做了，我是否会因为参观核桃岭公墓的黑天鹅（后来可能会作为黑天鹅出名）而感动呢？看着它，看着堆积了几十年的尘垢掩盖了它的自然光芒，我会感到内疚吗？我会不安地怀疑，认为自己逃避了本应属于我的责任吗？

Ω

在和母亲交谈之后，她对天鹅的一些担忧传递给了我，我是詹姆斯和伊丽莎白最年长的孙女，也是地理位置上最遥远的孙女。然而，维护我外祖父母的纪念碑是一项挑战，如果我选择接受它，应对起来应该相对简单。它是有形的、可触摸的，处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这是一个结构简单的物体，相对来说很坚固，尽管它的底座上积了大量的细尘。即使我仍然住在千里之外，若给指定的看护人一点钱，并且指导一下该如何保养，也足够了。

如果在一个在线墓地里，有一只我可以远程维护和访问的体面的虚拟天鹅，事情会简单得多，不过，我的外祖父母会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抛开它们之间的区别，美国的公墓、全球公墓、Facebook、遗产网站和杰斐逊维尔纪念碑公司（Jeffersonville Monument Company，我的母亲和外祖父曾向这家公司买过一只科罗拉多圣诞石天鹅，现在已经倒闭了）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都提出，有些公司甚至承诺说，他们提供的某些东西可以永远存在下去。但如果我们的某些东西永远存在下去，谁来负责照看这些东西呢？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逝者及其遗产都需要一名管家。

那些关心逝者的人一定会通过许多不同的纽带来完成照看工作。第一个照顾者是那些在逝者的遗体走完地球上的最后一程时照顾他们的人，这些人通常是家庭成员和各种类型的死亡工作者，他们的角色由传统、惯例和法律明确规定。处理好遗体后，人们关心和关注的点转向遗产，此时的照看者——通常是遗嘱执行人、个人代表、直系亲属、管理人——也往往知道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的受托责任。人们在公墓里购买墓地或骨灰安置所的龛位，伴随而来的任务是在约定期内保护及维护纪念碑。然而，超越这一点，我们便进入了一个更加模糊的领域，特别是涉及了在线领域。谁来负责保护一个人在生活中留下的更无形、更感性、更数字化的元素，以及这个人在世界上所表达的东西或记忆？谁拥有、管理或照料数字遗骸？谁守卫大门，允许或拒绝某人进入，防止他人亵渎，保存记忆并向其致敬？

这种对数字遗产和纪念物的管理，虽然不太清晰，但潜在的责任却很重。事实可能证明，不管有形墓地的纪念碑有多么精致，石料有多么昂贵，这种管理要比维护任何有形墓地重要得多，也更有意义。管理者可能会通过亲属关系、友谊、职业责任或合同条款来照顾死者，但让我们先从家庭开始。我敢肯定，有那么几天，苏珊会希望她唯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一只大理石天鹅和几个装满纸信的活页夹，因为她的管理职责比我母亲的要宽泛得多，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

Ω

当我在Twitter上公布我的电话时，苏珊和我取得了联系，她希望聆听人们在数字环境下分享的关于死亡的经验。最近，她有好几位亲人、朋友相继去世。死神以各种形式降临，但在拜访苏珊最亲近的人时，死神往往隐藏在癌症之中。2004年，黑素瘤夺走了她的女婿——小女儿约翰尼·休的丈夫的生命。接着是第二次打击，约翰尼·休被诊断出患有第四阶段的宫颈癌，即使苏珊陪女儿去的是专业癌症治疗中心，但治疗这个阶段的宫颈癌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苏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她在帮助女儿为生命而战的同时还坚持工作，苏珊的丈夫约翰也是如此，他要照顾两个已经失去父亲的十几岁的外孙。

约翰正在消瘦下去，苏珊想，考虑到他所承受的压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他被诊断出患有结肠癌时，肿瘤已经扩散到了他的肺部、肝脏和大脑。每个人都在与自己的疾病进行斗争，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对方的痛苦，对于苏珊来说，丈夫和女儿的最终死亡是毁灭性的。虽然苏珊的丈夫被诊断出癌症的时间晚于她的女儿，但他却是先去世的。约翰去世仅仅58天后，约翰尼·休（一个以她父母的名字命名的女儿）在苏珊的怀里去世了。即使经历了这一切，命运似乎下定了决心要更残酷无情地对待苏珊。苏珊最好的朋友埃米莉是一位深受大家喜爱的当地教师，也是苏珊的精神支柱，她在约翰尼·休去世1年后因脑癌去世。女婿、丈夫、女儿、最好的朋友都去世了，所有这些都发生在8年内。

为了找到面对如此多亲近的人去世的方法，苏珊开始写一个关于悲伤和面对死亡的博客。对她来说，这当然是死亡与数字世界相遇的一种方式，但这并不是她回复我Twitter的主要原因。“这么多人去世，”她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在社交媒体上上演，而且还在继续上演。”

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当癌症最初向她的家庭发起猛烈攻击时，Friendster和MySpace（聚友网）等社交媒体网站正介于起步和过时之间，而Facebook尚未向公众推出。苏珊的女婿去世时，并没有留下任何重要的数字足迹，因此家人为他创建了一个纪念网站，希望为哀悼者提供支持，也为他的两个年幼的儿子留下一份网络遗产。后来，当我和苏珊交谈的时候，她实际上也没有过多地参与社交媒体。那时圣诞节刚过，苏珊暂时停用了她的Facebook账户。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有必要了解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在这段时间里，苏珊不仅加入了Facebook，而且在生活中不断地感受到Facebook的存在，甚至感受到了压力，她在Facebook上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乍一想，这似乎有点奇怪。苏珊之前没有社交媒体账号，对Facebook一无所知，对Twitter漠不关心。虽然苏珊并不排斥科技，但她不喜欢社交媒体。女儿生病后，她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支配，要兼顾工作和照顾女儿。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出现苏珊既要负责自己的个人资料页面，又要负责多个支持页面的局面呢？答案就在她在我们的采访中使用的一个词中，她使用这个词甚至比使用“悲伤”还要多，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那就是“社群”。早在社交网络出现之前，苏珊和她的家人就已经是俄亥俄州社群的中心人物了。她的高中男友，也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约翰，是一位美国橄榄球明星，拥有多项州纪录。当约翰和苏珊结婚后，他们留在了这个地区，他们的3个孩子接受了当地的教育，其中包括约翰尼·休。苏珊说，休是高中的“宠儿”，是返校节女王（homecoming queen）。每个人都认识他们的家人。因此，当约翰尼·休生病时，每个人都很关心，他们都感受到了这家人的痛苦，都想知道最新的情况。

事情很快变得难以管理，他们一家每天要接很多个电话，还要不断地开门，但他们想到了一个主意：创建一个Facebook支持页面，在上面发布最新消息，让人们在那里表达支持。苏珊没有Facebook账号，无法创建支持页面，所以她的朋友埃米莉创建了约翰尼·休的朋友圈，这是一个封闭的Facebook群组。这个群组的成员人数迅速增加到数百人，每一个新成员都要经过埃米莉和苏珊的亲自审查，以确保他们与这个家庭有真正的联系。后来，苏珊注册了一个Facebook账号，和埃米莉一起成了这个群组的管理员。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发布有关约翰尼·休消息的中心，以及接收该群组中七八百人关心的地方，都是天赐之物。“我们得到的大部分支持都是令人振奋的。知道这么多人支持着我们，思念着她，关心着两个外孙，我们感到很安慰。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苏珊说道。但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

“人们的期望让我感受到了压力和焦虑。要知道，‘我需要更新支持页面’，”苏珊解释道，“奇怪的是，我觉得有责任这么做，因为人们是如此善良，他们一直在付出……但是，我必须对我发布的东西非常小心。每个人都在聆听我发布的东西。外孙们在Facebook上也很活跃，我必须……确保我写的东西都已经传达给他们了。我需要认真思考。我不能只是登录Facebook，然后说：‘今天她装了一根引流管，治疗后她很不舒服，整晚都在呕吐。’有时候，你不能说出你想说的真实情况，因为他们会非常敏感。我感到我也必须试着让自己振作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难向公众展现积极的一面。”

苏珊也觉得她需要和女儿一起浏览这些帖子，一起查看所有的信息和每个人的关心，但有时这对约翰尼·休来说太难应对了。“并不是她不感兴趣，我认为她是感兴趣的。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是因为她不想成为对这些内容负责的那个人。”责任落在了苏珊和埃米莉身上，她们一起努力，这个群组是容易管理的。但是后来约翰也病了。有一段时间，社群中密切关注此事的成员通过约翰尼·休的朋友，同时得到了关于父亲和女儿的最新消息。过了一段时间，关于约翰的更新转移到了苏珊自己的个人资料页面。苏珊说，当埃米莉开始接受癌症治疗时，“发生了一种独特的三角关系。我认为我的女儿和我的丈夫深受社群的爱戴，埃米莉同样如此。她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教师，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甚至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感情”。

不出所料，苏珊在埃米莉的支持页面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属，苏珊也成了这个页面的管理员。苏珊在采访中经常用到的另一个词是“洪水”。洪水般的支持、洪水般的慰问、洪水般的悲伤，洪水般的信息淹没了约翰尼·休、苏珊和埃米莉的个人Facebook页面，淹没了那些为生病和死亡的人提供支持的页面，所有这些责任最终都落到了苏珊的肩上。她从来都没有认真想过要删除这些页面，也没想过要删除约翰尼·休的Facebook纪念页面。首先，这些是苏珊自己可以去的地方。“（现在）人们不去墓地，而是会浏览网页，”她说道，“并且说一些你过去会在墓地里说的话。”此外，这些纪念页面对很多人来说显然很重要，苏珊看到其他人继续访问和怀念，从中得到了安慰。只要责任不是太大，就可以接受。

悲痛欲绝的日子始于11月，约翰尼·休的生日就在这个月。在这个月里，她的未纪念化的个人页面会提醒朋友列表中的每个人，给他们失去的朋友、女儿、母亲、妹妹送上生日祝福。人们会上传她的照片，有些是苏珊从未见过的，有时还会加上她和约翰尼·休的标签。在苏珊始料未及之时，它们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一时间让她屏住呼吸。那个月的晚些时候，约翰的忌日到来了，他是在感恩节那天火化的。苏珊在看自己的个人页面时，与约翰有关的记忆涌上心头。接下来是埃米莉和苏珊女婿的死亡纪念日，它们都是在12月，这些回忆与网上所有的圣诞欢声笑语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你知道的。在假期，人们会上传他们幸福家庭的照片，”苏珊说道，“他们的家庭是完整的，没有破裂。这些东西都会触发你的情绪。”2月到来，她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因为约翰尼·休的死亡纪念日在1月。

对社交媒体的参与是很难调节的，如果你退出了，你就完全出局了；如果你加入了，你就会得到一切。如果你调整你的设置，防止别人给你加标签，不再关注那些你不想看他们更新的人，禁用“在这一天”（on this day）的照片功能，你或许可以避免情绪被触发，但这会耗费你的精力，你可能会失去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觉得别人都指望着你，那么你就会更有动力与别人保持联系。然而，在这特殊的一年里，苏珊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做这一切。夜幕降临，树叶飘落，标志着最艰难的季节开始了，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当时是10月下旬，”她说道，“我想，我不能再这样干一年了。我忍受不了做这件事了。就我的悲伤和应对能力而言，我做得还可以，但有时真的很痛苦。所以我在10月底关闭了我的Facebook个人账户。我会重新激活它，但要等到2月。也许吧。然后回归正轨。这是他们去世后我第一次这么做。”她需要从管理工作中休息一下，最终，她决定要把这项工作交给其他人去做。她认为火炬会传给她的外孙们，尽管不能保证他们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她把他们需要的所有信息保存在多个设备上，其中一个设备上有一个清晰的USB驱动器，她把文件命名为“获得妈妈的材料的密码”。

去年10月，在我与她交谈之前，苏珊或许是第一次采取了措施，把自己的悲伤和需求置于她深切感受到的责任之上。她感觉这并不一定是她对约翰尼·休、约翰或埃米莉的直接责任。这是其他所有爱他们的人的责任。虽然苏珊从照料那些数字遗产中退了出来，但是她让数字遗产的另一部分来照顾她。40多年来，每天晚上，苏珊都把头靠在她一生的挚爱、青梅竹马的心上人的胸前，让他的心跳声带着她入睡。当他躺在临终关怀中心，奄奄一息时，苏珊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她感到越来越恐慌，于是问护士能否帮她捕捉一些对她来说特别重要的东西。所以现在，每天晚上，苏珊用她的MP3播放器或智能手机播放丈夫心跳的数码录音，伴着他的心跳声入睡。她的家人可能一直是这个社群的核心，苏珊对这个社群充满感激和责任，但是现在，至少在网上，至少在2月来临之前，这个悲伤的社群必须自己照顾好自己。

Ω

有时候，需要加以关心和关注的不是数字传记——那些有意识上传的、可见的资料——而是一位逝者的数字档案：他们的电子邮件、信息历史、文件、照片和从未打算公开的各种文件。韦雷德的哥哥塔勒在2011年突然去世了。塔勒没有患长期疾病，他的身边没有一个团结的社群，也没有人期望他妹妹能在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里告诉人们他发生了什么事。一天早上，他离开了他在以色列的公寓，打算在那天晚上回家，却在一瞬间被一辆汽车撞死了。

韦雷德面临着与苏珊不同的情况，但在管理哥哥的数字遗产时，她仍然感到自己对哥哥的朋友、家人和同事负有一定的责任。“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摄影师，”韦雷德说道，“有几个人找到我对我说，塔勒给他们或他们的摩托车拍了照片，但他没有机会把这些照片交给他们了。”韦雷德想帮忙，但首先，她感觉进入塔勒的公寓非常困难，打开她哥哥使用过的电脑的电源也很困难。根据姓名、大致日期和照片内容等零碎的信息，从笔记本电脑上的成千上万个文件中找出某个人的照片，是另一项挑战。韦雷德做事很有条理，这让这项挑战变得容易了许多。“我设法找到了他们想要的照片，他们都很激动。你知道吗，找到那些照片……他给他们拍的最后一张照片，然后交给他们，感觉好像给了他们一份大礼，”韦雷德说道，“为了能把一些对他们很重要的东西交给他们，我不介意花些时间寻找。”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其他在她哥哥的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人也需要一些东西，塔勒最好的朋友问韦雷德能否删除他和塔勒之间的电子邮件，韦雷德很乐意帮忙，部分原因在于她相信私人信件是神圣的。“我的意思是，我对我最好的朋友说的话，我最好的朋友对我说的话，只有我们两个知道。不应该有其他人知道这些内容。”韦雷德解释道。与照片不同，塔勒的电子邮件被保存在外部服务器上，受密码保护，所以韦雷德不确定该如何完成这个任务。然而，她还是决定试一试。“我用了‘整理’这个词。在他去世后，我需要把他的生活整理好。我们整理了他的公寓、他的东西，我感觉我也应该整理好他在网络上的遗产。”韦雷德说道。不过，说比做更容易。

进入她哥哥电子邮件账号的过程涉及复杂的伪装和侦探工作。她在不熟悉的水域里游泳，小心翼翼地前进着，生怕任何一个划水动作会让她接触哥哥数据的机会变得渺茫。“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相应的政策，我没有确认。直觉上，我觉得我必须给他们（电子邮箱服务提供商）写信，就好像我是我的哥哥一样，对他们说‘那是我的账户，我需要访问它’。我本能地认为，如果我说自己是他的妹妹，而他去世了，我能访问电子邮件账号的机会就会少得多。我不知道它们可能会不存在。”韦雷德从塔勒的主要电子邮件账户开始，但服务提供商问了她一些安全问题，她不知道答案。为了碰碰运气，韦雷德问塔勒的朋友们能否猜出正确答案，这个策略成功了，她登录了这个邮件账户。之后，她打开了其他需要访问的网站，点击“忘记密码”，然后通过她已经登录的电子邮件账户重置密码。韦雷德意识到这种解决方法违反了一个账户绑定一个用户的条款和条件，所以她不想告诉我塔勒的电子邮件账户属于哪家公司。她的电子邮件账户属于同一家服务提供商，她担心如果向我披露这些细节并将其公布，她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电子邮件账户。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实现了哥哥最好的朋友的请求。又有一件东西被整理好了，但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在韦雷德浏览所有数字资料的那段时间里，塔勒的成年孩子们都在急切地想拿回父亲的笔记本电脑。“他们只想让他的电脑尽快归他们所有，”韦雷德说道，“当时他们20岁出头，他们的父亲刚刚被杀害……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拖延的部分原因与她发现那项任务对心理和情感的影响有关。她感受到了哥哥孩子们的痛苦，他们的愤怒让她觉得难受，但是她还不能把笔记本电脑还给他们。她有一份似乎没有人理解的工作要做，她要坚持做下去，不论她发现这份工作让她感到多么孤独和疲惫。她让自己最好的朋友在她工作的时候和她一起住在公寓里，离她很近，但不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这样既能保护她的隐私，又能给她一种支持的感觉，而且她向塔勒的孩子们请求，再让她保留笔记本电脑一段时间。这项任务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尽管他们都很不耐烦，但韦雷德觉得她实际上是在对她哥哥的孩子们履行一项重要的责任，也许也是在对她哥哥履行责任。她还没有准备好把笔记本电脑和账户交给他们。

“我哥哥去世时的年纪是55岁半，”韦雷德说道，“他离婚了。他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把他的电脑直接交给他的孩子们是不对的。他是独自一个人。”她的语气带着某种意味，她低下头，扬起眉毛，看着我，想看我是否明白她的意思。“我所做的事情是，按照发件人的名字来整理他的邮件。如果是女性的名字，我会稍微往下看看，直到能分辨这是工作邮件还是私人邮件。如果是私人邮件，我不会看，会直接删除。如果是工作邮件，我就把它保留下来。因为，你懂的，我觉得当你出去约会，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除了你和这个人，其他人不应该知道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我想到了苏珊，她为外孙们管理他们母亲的遗产，不仅仅有约翰尼·休的Facebook账户和支持页面，还有她的电子邮件和Facebook Messenger的内容。正如韦雷德没有继续阅读她哥哥的私人邮件，苏珊说，她没有读过约翰尼·休的私人通信内容，她不感到后悔，总有一天，她会把全部内容都交给两个外孙。“我不认为里面会有任何不适合他们看的东西。”苏珊自信地说道。如果以后两个外孙想读这些私人通信，那是他们的选择。韦雷德没有这样的机会。她确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不仅是为了保护塔勒的隐私，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孩子们。

几年前，在一个关于死亡和濒死的会议上，我被一场演讲打动了，它讲述了一些我从未想过的事情：228名遇难者的个人财产是如何被归还给他们在英国的家人的，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行业为完成这项任务提供了支持。在飞机失事、海啸、爆炸或恐怖袭击之后，相关工作人员会给遇难者的个人物品拍照，并将照片整理成目录，供亲属辨认。大批洗衣工人会清洗、缝补、熨烫遇难者的衣物，并整齐地摆放好，将其与其他个人物品打包，并安全归还给遇难者家属。悲伤的家庭收到的是一个整洁的包裹，而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韦雷德坐在哥哥安静的公寓里，面对着他的笔记本电脑，觉得自己也在用他的数字资料做着同样的事情：小心翼翼、煞费苦心地把哥哥的人生整理好，然后把它发布到这个世界上。

听了韦雷德的故事，我想到了所有处在悲痛中的人，以及所有那些对逝者的管理存在争议的情况。一方面，我能理解韦雷德的观点，能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另一方面，我想到了塔勒的孩子们，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话。他们的姑妈对什么是恰当的看法会和他们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吗？有些人可能会把韦雷德的工作称为“擦洗”，和我母亲试图把天鹅纪念碑擦得纯白无瑕类似，只是更复杂，而且对象是数字资料。最后，了解了韦雷德之后，我倾向于认为，如果她的行为是一种擦洗，那是相对有益的，而且当然是善意的。这种做法还有更多邪恶的例子，它们的实施者毫不怀疑地认为，创造和延续亲人的数字遗产（或将其彻底抹消）的权利是他们的，而且是独属于他们的。这些人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是否正确，取决于你的看法。

Ω

汤姆·布莱德格鲁和沙恩·贝特尼·克龙在一起已经6年了。他们共同拥有一栋房子，共同经营一家企业，并且一起收养了一只狗。据大家说，他们是心灵伴侣，深爱着对方。如果换一个不同的环境，他们本可以结婚，但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居住在加州，在那里同性恋人结婚是违法的。悲惨的是，正如沙恩在他拍摄的关于他们生活的电影中所说，汤姆将永远无法实现更改他姓氏的承诺。汤姆在和朋友拍照时从楼顶坠落，不幸身亡，但是，医院拒绝这位和他共同生活了6年的伴侣探视他的尸体，因为沙恩没有被归类为“家人”。

在这之后发生了很多令沙恩痛苦，将其边缘化的事情，其中第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是：汤姆的父母要求删除他们儿子的Facebook个人资料，其中包括他和沙恩的生活记录以及他对沙恩爱的表达。如果这一行为背后的意图是删除表明他们的儿子是一个同性恋的资料，那么这的确令人震惊，同时也并不出人意料。汤姆的父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一个保守地区，他们的教会明确地教导同性恋是一种罪，是对上帝的冒犯。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悲伤者的宗教团体都以公开和微妙的方式，创建并相互加强他们所认为的关于逝者生死的可接受叙述。在你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偏离这种叙述可能意味着孤立。在汤姆的父母陷入悲痛时，删除与他们的信仰不一致的网上资料可能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当Facebook上相关的资料被删除后，他们可以继续为汤姆创建一份离线的、当地可接受的、可替代的、可以流传很久的传记，一份适合在他们的教会社群中传播的传记。

在网络环境中，成群结队的悲伤者也强化并监管着对逝者的生活和来世的“可接受”看法。莱拉在一个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教区长大，她告诉我，她是Facebook上一个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致力于纪念那些去世的教会成员。莱拉解释说，在这个特殊的教堂里，没有天堂、天使或灵魂的概念。人死了，他们的身体被埋进地里，他们没有意识，没有觉知，直到大弥撒复活，那时凡是已经死了的人，若能领受他，就有机会认识上帝，并能在“王国”里再次见到对方。这些观点通过人们在Facebook页面上的评论而不断得到强化：没有人提到天堂，但有很多评论说，“在这个王国里见到他们很好”“我们期待着即将到来的美好的一天”。然而，教会主要分支的一些早期成员已经得出结论：他们更喜欢“天堂”的概念。往好里说，这导致教会成员分裂成不同的教派；往坏里说，这些早期成员被逐出了教会。尽管如此，在这个特别的纪念页面上，人们还是保持了思想阵营的一致。“我在纪念论坛上看到，他们对那些仍然相信王国的人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尊敬，”莱拉说道，“如果有人说，我期待着在王国里见到你，或者表达类似的意思，那么没有人会跳出来说，‘这永远不会发生，你在胡说八道’，或者‘这个人已经在天堂了’……他们不会说这些话。Facebook上有一个单独的页面，让不信教的人抱怨他们的（教会）经历！不过他们在纪念页面上表现得很礼貌。”

然而，在失去爱人的沙恩看来，汤姆父母的决定既不严谨也不讲理。沙恩在Tumblr（汤博乐）上发布了他在汤姆的追悼会上的演讲全文。汤姆的家人禁止沙恩参加汤姆的葬礼，而汤姆的追悼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对此做出弥补。“汤姆是社交媒体的狂热支持者，”沙恩写道，“他相信信息应该是真实的、容易获取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直系亲属删除他的Facebook页面会让我如此痛苦。他定期更新自己的Twitter和Facebook账号，并与他所爱的人开诚布公地分享自己的生活。”当然，沙恩是他最爱的人之一，他的家人似乎一直在努力抹去汤姆数字遗产中的这个事实。正如沙恩的电影《布莱德格鲁》（Bridegroom）的一位出资者所说：“他们把这件事从历史书中抹去了。”

作为对同性恋持特殊看法的信教人士，汤姆·布莱德格鲁的父母可能认为，用这种方式来塑造他们儿子的持久形象，删除他们所认为的展现了缺点或罪恶的任何资料，是一种负责任的、明显可以辩解的管理行为，这是他们能想象得到的唯一一件事。2011年，作为汤姆的近亲，根据Facebook的政策，他们有权让他的社交媒体资料、他的真实生活和真爱的记录消失，他们这么做了。“那些资料让我难以入眠。”杰德·布鲁贝克说道。

杰德·布鲁贝克是Facebook的一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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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杰德谈话，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我曾悲观地认为，自己无法与任何能够直接支配Facebook的人面对面地交谈。我之前与尸检隐私专家埃迪纳·哈宾佳的谈话降低了我的期望。“很遗憾，Facebook相当封闭，”埃迪纳摇了摇头，似乎在表示我不应该浪费时间，“他们并不是真的想与研究人员合作。”当我第一次给他们的新闻办公室写信时，我想起了她的话，所以我称自己为“记者”，而不是学者或研究员。尽管采取了这种精明的策略，但我还是没有收到他们的回音。我想，这也许有点类似已故用户的家人和朋友的感受。我和他们中的那么多人交谈过：因失去亲人而愤怒的人、那些在Facebook上寻求与某人进行语音交流的人，以及那些说自己没有一点希望的人。或许，与Facebook联络在平时并不难，只是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使我迷失了方向。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共享丑闻刚刚发生，马克·扎克伯格刚刚在国会面前做了证。这是个大新闻，每周肯定有成百上千名记者和作家与该公司取得联系。

但我随即想起了杰德。他和我都是学者，研究同样的东西；我们了解彼此的工作，认识同一批人。不过，即使他真的回应了我，我猜想他要么给我一些肤浅的、事先准备好的回复，要么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守口如瓶。令我惊讶的是，杰德不仅能够分享他的内部知识，而且他非常愿意开诚布公。他之所以能相对自由地向我吐露秘密，是因为他在Facebook的工作是由“同情研究小组”（Compassion Research Team）赞助的。该小组于2011年在Facebook启动，其使命是“缓解困难时刻，提高人们生活的幸福感”。同情研究小组的哲学理念是“把好的工作隐藏起来没有任何价值或意义”。

“总的来说，我从Facebook那儿得到的规则是什么都不说，”杰德承认道，“但是‘同情项目’的规则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其他互联网公司可能会从中获得灵感，如果它们真的获得了，那这件事就无关知识产权，而是会使互联网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埃迪纳一直对Facebook与学者合作的意愿持怀疑态度，杰德的看法却不同。当他谈到Facebook如何积极主动地联系学术界，寻求与他们的合作时，他应该知道：杰德·布鲁贝克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学者。至少，他现在是。当Facebook初次联系他时，他还不是学院的正式成员。当时，他仍在攻读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并在撰写博士论文《死亡、身份与社交网络》。他参与了2014年Facebook奖学金的竞选，该奖学金是为从事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相关研究的有才华的博士候选人设立的。虽然杰德没有进入奖学金的决选，但他的候选资格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获得了回报：Facebook越来越意识到他关于死亡和社交网络的研究之重要，并意识到自己需要他。他们知道，失去亲人的人，无论是用户还是非用户，都经历了太多的困难时刻，人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各种地方遇到“痛点”，杰德曾经这样形容他们。

杰德知道他的知识可以带来改变，尽管他担心在完成博士学位之前就被某个行业的工作所诱惑，但他认为其中的风险不算太大，几周的“知识转移之类的事”肯定能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他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中，他与Facebook的互动变得更加频繁，包括每隔几周就去门洛帕克（Menlo Park）的Facebook总部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以及与工程师、设计师、政策制定者、律师和同情研究团队的成员进行无休止的会面。他和瓦妮莎·卡利森-伯奇是Facebook当前管理模式背后的推动力量，2015年推出的“遗产联系人”功能，就是他们的成果。当时瓦妮莎是Facebook的产品经理，到现在她依然是杰德的个人偶像之一。虽然杰德现在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得分校的助理教授，瓦妮莎正在学习成为一名佛教布教师，但他们两人都在与Facebook合作。他告诉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就是2018年夏天，他们两人将会静思接下来的发展方向。他说，灵感和挑战将一如既往地驱使他们前行：“你如何关心别人……尤其是在悲伤会导致镜室效应（hall-of-mirrors effect）的情况下？”

你如何关心别人？杰德说，这作为一个核心问题，其存在本身就代表了立场的重大变化。一开始，Facebook并不认为自己是逝者记忆的管家，也不认为自己是丧亲者经历的管家，当一名用户去世时，Facebook所实行的对策完全是由他们的法律义务决定的。问题：一个曾经与我们签订用户协议的人现在是一个已故的实体。解决方案：删除。杰德微微颤抖了一下，将施行“删除”方案的历史形容为“可怕的”。不过，这只是Facebook历史上短暂的一章，因为促成变革的催化剂发生在Facebook成立之初：2007年4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一起大屠杀，造成了30多人死亡。“人们联系Facebook说，这些空间是用来纪念逝者的，请不要删除它们。”杰德解释道。于是，自动删除的政策被取消了，这一做法具有伦理和实际意义。

从伦理上来讲，政策的改变意味着Facebook第一次接受了保护和维护网站上纪念资料的道德责任，网站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激增的纪念团体，还有以个人资料形式继续存在的数字身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他们也承担了所有的实际责任，但是，出于前几章中描述的所有原因，他们的工作内容改变了。“有那么多人的个人页面变成了纪念状态……这是一个新生事物。”杰德说道。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出事的那一年，该网站每月有5800万用户。当Facebook要求杰德帮助他们思考纪念页面的设计和政策时，为逝者数据开发更好流程的需求已经增强。那时，超过12.3亿人（是2007年用户数量的20倍）会定期登录。

即使纪念页面的数量在7年里没有增加，但至少，该网站用户的去世影响了更多的人，无论影响是好还是坏。当杰德到达Facebook的总部时，他首先与同情研究团队的成员开了几次会。他把这些会议描述为与小组成员之间的鼓舞人心的对话，他们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加入这个团队有深刻的理由，他们都热情地投入到这个项目中，把它当作一种近乎神圣的责任。他也和律师开了很多会，但他的描述却大不相同。“当我和律师发生争论的时候……‘争论’，好吧，我只是开个小玩笑。这些争论就像被剥去了好莱坞电影的外衣，在大街上散步时，这种激烈的智力辩论会随时展开，”他说道，“大街”指的是门洛帕克的中央大道，“我在这些谈话中的目标是，我们已经做了调查，我们听说情况有些糟糕，而现在需要进行改进。我们采用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设计，总结得出了更好的做法。那么，怎样才能让这种做法在法律上生效呢？”在这本书的前几章里，所有的法律挑战都被放在了解剖的砧板上，当杰德和律师们在大街上来回踱步时，这些问题就像步数记录器上的数字般，接连跳出来。谁拥有这些东西？谁有这个权利？谁被允许做什么？当你在谈论数字艺术品时，传统的继承法站得住脚吗？

读到这里，你就会知道，这些问题几乎没有明确的答案，与此同时，需求增长的速度正在超过庄严得多的法律改革的速度。所以杰德知道，如果他、瓦妮莎和同情小组要等到法律完全明确后再行动，那么2007年的情况就将重演。也许通过必要的研究，通过建立和实行他们认为在数字时代更有效的政策，他们可以帮助塑造未来的法律。也许他们能真正起到带头作用，不仅为其他互联网公司制定模板合同和流程，而且改变我们的立法、监管和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全球文化，我们需要改变。”杰德说道。如果说有什么能左右全球文化，或许就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交网络，它的力量可以用杰德不止一次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因为我们是Facebook，所以我们能做到。”所以，拥有世界上最美好前景的他们，不会止步不前、等待许可。“法律问题并没有吓倒我，”杰德说道，“法律是为我们服务的，而不是我们为法律服务。显然，这是一场政策噩梦……我们承认这是一个烂摊子，但我们想，就让我们做好我们能做的吧。我们非常荣幸地得到了这个机会，不仅可以帮助平台上的人们，而且……考虑到遗产的所有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向世界展示出另一种选择呢？”

他所说的另一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当涉及逝者的数字足迹时，近亲不应该拥有自动决策权。遗产联系人体现了这种选择，让逝者和他们指定的可信任的联系人都有机会表达，甚至执行死者的遗愿（他们希望在自己死后如何调整Facebook上的个人资料）。杰德承认，当他听说逝者家人擅自删除了逝者的某些个人资料时，比如汤姆·布莱德格鲁和沙恩·贝特尼·克龙的故事所展现的，他感到非常难过。“你会将特权交给与生俱来的家庭，还是会交给后天选择的家庭？”杰德问道，他的答案很清楚。他认为，近亲仍享有其他的纪念空间，这些直系亲属可能会认为，删除Facebook的个人资料类似于关闭银行账户和商店账户，但是，对于那些和逝者没什么血缘关系的人来说，社交网站可能是他们与逝者保持联系的唯一地方。“最有选择权的人投入得最少，”杰德说道，“而投入最多的人也最没有能力做出选择。我认为，在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领域，这些不对称现象的出现非常值得关注。这种不对称性很难描述清楚，甚至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这种不对称正是设置遗产联系人的本意。

沙恩·贝特尼·克龙实际上是汤姆的鳏夫，他非常清楚这种不对称。沙恩被禁止参加他伴侣的葬礼，最后他飞到印第安纳州去给汤姆扫墓。当他找到汤姆的墓地时，他发现汤姆的父母已经买了他们自己的墓地，墓碑分别竖立在他们儿子墓碑的两侧，墓碑之间只相距一根手指的宽度。沙恩直接进入了墓地，但他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他飞回了加州的家中，最终，《统一受托人访问数字资产修订法》（Revised Uniform Fiduciary Access to Digital Assets Act）于2017年在该州颁布。如果这部法律在2011年就存在，如果汤姆在Facebook上指定了沙恩为他的遗产联系人，那么沙恩就会对汤姆的个人资料拥有法律权限。作为汤姆Facebook纪念账户的某种联合受托人，沙恩本有权阻止布莱德格鲁一家删除该账户。

这可以称得上是一场胜利，也可以说是一场失败，关键取决于你的看法。我想我知道布莱德格鲁一家、莎伦和蕾切尔对法律禁止他们访问或控制孩子的数字资料可能会有什么感觉。但是，当杰德说法律是为我们服务的时候，“我们”指的不是近亲，而是已故的前账户持有人，以及那些在他们生命中意义非凡的人——逝者最有可能将自己的永久遗产托付给这些人。如果逝者没有设置遗产联系人，考虑到所有的不对等和潜在的痛苦，杰德认为，保存这些资料比删除它们更安全。

即便如此，杰德并不是对近亲没有同情心。我们讨论了霍莉·加扎德的案子。“我记得当时的情景，”杰德说道，“我同情那些家庭……我一直在担心那样的事情。我一直在思考，当令人非常痛苦的内容被保存下来之后，会发生什么，比如网络欺凌、引发谋杀的团伙行为……（霍莉的）情况所体现的时间性，以及死亡前后的细微差别。”杰德清楚地知道，要将凶手的照片保留在霍莉的个人资料上解释成霍莉的遗愿，有多困难，他激动地强调，自己知道处理数字遗产的工作远未完成。“每一个去世的人都是特殊的，”他说道，“我们还没有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仍在研究如何让人们获得更好的体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和瓦妮莎正试图在一长串选项和优先事项中找出最佳的路径。“我们要集中关注什么？它在某些可见的事物里面吗？它在事件背后的政策里吗？它更多的和纪念资料的具体内容有关吗？它更多的和遗产联系人可以做什么有关吗？有时候你可以改变盒子里的东西，也可以改变盒子。或者增加一个盒子。”但或许，盒子不要太多。杰德和同情研究小组正在寻找完美的设计和解决方案，希望这个解决方案不仅能增加愿意表达意愿的用户人数，还能帮助Facebook更好地关心丧亲者。他知道这些人感到震惊和悲伤，很容易被大量细节搞糊涂，需要关心和指引。“将我们比作殡仪馆馆长并不离谱，对吧？”他说道，“不过我们不会要求逝者家属为他们的亲人做防腐处理，并且消除了许多复杂的步骤。我们希望将它打造成优秀设计的一个范例，这样人们就能做出符合他们身份的选择。”

虽然Facebook在其最初的商业模式中没有包含任何类似“殡仪主管”的内容，而且照顾数十亿数字公民的最终归属可能是一项挑战，但杰德显然相信，好的设计方案可以完成这项挑战。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准备逃避他眼中对Facebook拥有的22.3亿用户的神圣道德责任，而且他还想成为其他互联网公司的领导者，这些公司对用户的责任并不亚于Facebook，但它们可能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我真正希望的是，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有更多的公司能进行这样的对话。我想知道什么是对的！我想知道对亚马逊来说适合的做法是什么，或者对于一些非常物质化的服务，比如对谷歌Drive来说，适合的做法是什么，”他说道，“我想知道答案！”

但我想知道的是，当任何公司的商业利益与其道德和伦理利益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么？对Facebook来说，当网络上的逝者数量超过生者数量时，难道不会达到一个临界点吗？我做出愤世嫉俗的假设，任何一家公司都主要是由利润驱动的。我想知道，如果Facebook在到达临界点时还存在于世，那么维持业务的经济动机是什么？与此同时，在服务器上维护数百万去世的前用户死后持久的数字身份，在经济上有什么好处吗？Facebook没有为纪念账户、注销账户打广告。这真的只是资产负债表上的损失吗？

我在脑海中反复思考，并做出了一个自认为合情合理的假设。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活跃的Facebook用户，你的大部分生活将会在那里存档。如果这个网站是你与朋友的主要联系渠道，你与朋友的关系和对话也会被存档。作为一个用户，你停留的时间越长，就会有越多你在这个网站上认识的人去世。越多的人意识到网上纪念对哀悼者的重要性，个人资料就越有可能被保留，而不是被删除。想想看，对于活着的用户来说，这会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激励，促使他们留在Facebook上。如果你删除了你的账户，你就把自己锁在了墓地之外。你拿出自己的鞋盒，里面装满了信件和照片，然后你点燃了它。

杰德·布鲁贝克的激情是真实的，他所表达的伦理情感是完全真诚的。他对Facebook同情研究小组给予用户的关怀和承诺充满钦佩。因此，在向他提出我的假设时，我有一些保留意见，但即便如此，我觉得我必须向他提问。我深吸了一口气，扮演了魔鬼代言人的角色。我问道，所有这些有关道德义务的言论，是否只是一种华丽的粉饰，背后却隐藏着更卑鄙的动机？在世用户珍视和哀悼逝者，重视他们的数字遗产，纪念页面是否只是Facebook留住这些在世用户的多种方法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在线公墓的人气日益高涨，这难道不是维持公司经营中一个越来越有商业意义的因素吗？

杰德在回答之前停顿了一下，我不知道我是否冒犯了他。“到目前为止，有相当充分的证据表明没有（商业激励），”他强调，“如果有……效果也很差。在墓地里赚不了多少钱，在游乐园中可以赚更多的钱。”那么当数字蠕虫转向的时候呢？我问道。当墓地变得太大时，Facebook会不会关闭商店，搬到更绿的牧场，专注于建设全新的、利润更丰厚的游乐园？“我敢肯定，存在某个重要的节点，”杰德回答道，“我相信我们将面临一些现实的检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但在这里，钱不是原因之一。”

杰德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对的，其中之一就是：在墓地里赚不了多少钱。今天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体现这一点，数字时代的到来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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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涉及永远照顾和纪念死者时，我们已经不再想当然地认为，墓地将成为主要的参与者，成为纪念活动的中心焦点。生意难做，越来越少的人想要拥有一块能永远保留下去的石头。在一个充斥着传统和历史的行业里，乔恩·里斯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考虑如何激励人们继续使用实体墓地，同时尽可能地保持前瞻性。作为西雅图奎林纪念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乔恩在这场似乎越来越艰难的战斗中有着既得利益。他饶有兴趣地听着我讲述天鹅的故事，然后给我讲了一段封存的历史，关于美国人多年来为了让墓碑保存得尽可能长久而使用了不同原材料的故事。东海岸的早期白人定居者主要使用薄的雕刻石板。“当时他们认为，雕刻的内容能永远保存下来，但现在你什么也看不到。没有某人存在过的记录，所有一切已经消失不见了。”乔恩说道。然后人们选择大理石作为墓碑的材料，但是，在有些地方，尤其在污染严重的城市地区，大理石正在融化。像我外祖父母的天鹅一样，墓碑上刻的字和墓碑的形状正在逐渐消融。近年来，廉价而容易获得的混凝土被用作花岗岩或青铜纪念碑的基石，这样制作出来的墓碑容易受到破坏，对访客来说也不安全。“所以我们犯过错误，我们试图把我们亲人的历史保留下来，但失败了。”乔恩说道。如今，墓碑的材料几乎全是花岗岩。

然而最近，这种困境似乎发生了变化。问题不在于使用哪种石头，而在于是否会有墓地，是否会有石头。埋葬一个人是昂贵的，而且公墓对于墓碑的外形和碑文的内容往往有严格的规定。“人们不想听到否定的答复，他们不想被戴上手铐，不想受规则的束缚，他们希望能够表达自己。”乔恩说道，“而公墓管理者会说，不，不，我们不喜欢那样，不要那样做。在我看来，控制和管理正在扼杀公墓行业。”

因此，乔恩认为，火葬的流行不仅仅是因为它更便宜，还与控制和选择有关。骨灰的便携性和可分割性意味着人们可以把亲人的骨灰放在身边，按照自己的喜好纪念或修建骨灰龛。他们可以决定自己去世后举行什么仪式，决定如何安置自己的遗体。他说，在西雅图附近的西海岸，火葬率约为75%。他描述了人们如何在雷尼尔山（Mount Rainier，这或许是华盛顿州最有人气的公墓了）将骨灰撒向四面八方，他还描述了人们在渡轮公司的支持下，将骨灰撒到西雅图渡轮的甲板下。如果被扔进海里的是武装部队或警察局的一名成员的骨灰，渡轮就会停下来，吹风笛的人开始演奏。如果人们想要一个纪念物，他们有互联网，乔恩认为数字遗产或纪念物也与个人表达、负担能力和控制力有关。“随着有人在Facebook上进行哀悼，人们会觉得：嘿，我可以在Facebook上纪念某个人，我不再需要立一座墓碑了。”他说道，“这在一段时间内会侵蚀我们的业务，所以我们认为，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我们必须尝试不同的东西。”

为了让他们的业务不受未来趋势的影响，这位传统的石匠带着一种“如果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的精神，开始生产和销售某种混合的数字/实体纪念物。他们认为，在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的需求和偏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或许正是解决之道。起初，他们研究了一些设备，比如你在博物馆展览会上用来听录音的电话接收器，但正如乔恩所说，他们不喜欢那种“被拴住”的感觉。随着智能手机的进一步发展，他们探索着使用了近场通信技术，当智能手机用户靠近一块花岗岩墓碑上的二极管时，就能建立连接。如果墓碑旁边有一个标志，显示一个网站地址，输入这个地址，访问者就可以进入一个纪念网站，那会怎么样呢？也许这太麻烦了。然后，灵光一现的时刻来了。

“突然，二维码出现了！”乔恩回忆道，“我们感觉它太方便了！它就这么从天而降了！于是我们开始运用这项技术。我们需要一个名称，希望它略显深刻，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最后我们选定了‘活墓碑’这个词。我们想引发一点令人震撼的效果，同时不带攻击性。”他们的计划是制作一个简单的塑料基板二维码，表面镀上漂亮的铜，涂上黑漆，用激光雕刻出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链接到一个定制的纪念网站。乔恩说，他们不是做软件生意的，所以他们与另一家公司合作，由这家公司制作和维护纪念网站。二维码可以粘在任何一座花岗岩墓碑上，如果它掉下来或被损坏，还可以轻松制作出另一个二维码。

在该产品发布时，奎林公司被当地和全国媒体的关注浪潮淹没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今日美国》（USA Today）等。“我在一段时间内列出了联系我的媒体名单，后来接受采访这件事变得让人很疲惫。”乔恩说道。他们震惊于曝光的规模如此之大，赶紧准备让自己的业务成为纪念界的下一个大事件。其他公司纷纷效仿他们的创意，并在竞争中占据上风，他们提供闪光的陶瓷和钢铁二维码，或者直接把二维码刻在花岗岩上。再然后，只剩下了蟋蟀的叫声。事实上，在媒体铺天盖地关注奎林公司的7年后，当我第一次和乔恩通电话之时，他和我说话时的惊讶程度丝毫不亚于我和Facebook的杰德说话时的感觉。“我能问你……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他带着激动、好奇，但又有些迟疑的语气说道。他惊讶地发现，居然还有人在乎他。

尽管他们最近一直在与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的墓地讨论一项套餐，但奎林公司一般每月只能售出少量的二维码。乔恩认为，部分原因是人们不相信二维码、奎林公司或二维码链接的纪念网页会永远存在。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能力让他们放心。“他们会问，这能持续多久？如果你们都破产了怎么办……你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如果墓地不需要我们，而我们倒闭了，我很抱歉，我不会再经营那些网站了。”

我不认为他的实用主义是冷酷无情的，他说得很对。“再过几十年，可能是几代人，人们会说，这些奇怪的弯弯曲曲的标记是什么东西？”乔恩说道。我想到了那些直接把二维码刻在花岗岩上的纪念碑公司。对于身处不远将来的人们来说，这个看起来像外星人的符号将会是多么令人好奇啊，当然，前提是还有人去墓地。在20年内，二维码、它们所链接的网站、URL代码、Facebook、我们所知的互联网，所有这些可能都已经消亡了。全球公墓目前的所有者马克·萨纳对这个问题持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哲学态度。现在，这个公墓很少进行数字化安葬，但他已经预留了一份100年的基金，希望保护已经安葬在那里的人。即使有维护费用，他也不知道随着技术的发展，是否会有人将全球公墓上的纪念内容迁移到新的平台上。“我们的互联网还处在婴儿阶段，”他说道，“我们还一无所知。就像15世纪、16世纪的印刷机出现时的人一样，我们没有经验，我们还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在讨论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在文化上不断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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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伯克斯对文化演化并不特别感兴趣。当我称他为数字移民时，他大笑起来，并表示“数字无知者”可能是更合适的形容词。他更熟悉伦敦市公墓火葬场档案室里那些巨大的墓葬登记册，它们用红色皮革装订，上面满是铜版文字，用皮带和金属扣扣牢。他的女儿得把他拖到一边，又踢腿又尖叫，他才愿意使用WhatsApp。虽然他对我这本书的主题很感兴趣，但也有点害怕，多次重申他对自己没有多少数字足迹感到非常高兴。加里在东伦敦公墓工作了很长时间，他特别喜欢大自然。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觉得待在办公室里不适合自己，于是他开始做一名掘墓工人兼园丁，照料墓地周围的花朵，修剪平缓起伏的山丘，清扫林荫大道。他一路努力，直到成为主管和登记员，也就是“大老板”。他管理的这片200英亩^[15]的土地属于一级景观，有许多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历史遗迹，但它也是一片活跃的墓地，每年埋葬约1000人。墓地放眼望去，看不见一个二维码。

“这些年来，有好几个人来找我聊天，”加里说道，“有人想把二维码卖给我……但还没有哪一家人向我要求获得二维码或其他纪念物品。他们把我烦死了。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管控……但说实话，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必须按要求管理好这里的每一个坟墓。”他的做法可能是乔恩·里斯谈到的遗产政策的一个例子，不过加里优先考虑的是宁静和不具攻击性的个人表达的权利。例如，他告诉我，有一家人打算在墓碑上刻上“被警察谋杀”的字样，还有一家人打算在墓碑上刻上“长着胡子的杂种”，让逝者的这个形象永垂不朽。有一次，他的火葬场经理提醒他，有一家人想选择一首黑帮饶舌歌（歌里提到强奸和谋杀），作为送别逝者时播放的音乐。在这三个例子中，加里都做出了判断，并进行了干预，避免了冒犯他人的可能性。如果他的墓地里现有的纪念碑发生了什么事，这很容易处理。“有人告诉我们，一块墓碑的碑文被人严重损毁，那个人用永久性记号笔写了一段非常非常糟糕的文字，”他说道，“很简单。我往墓碑上套了个袋子，我们联系了这家人，并一直把它盖起来，直到这家人采取措施。这就是我能做的，毕竟墓碑受到了破坏。”

加里认为，网络上的东西是无法控制的，他不喜欢这样。加里不知道二维码链接的是什么内容。如果它链接的是一些不合适的内容呢？如果有人在上面贴了另一个二维码呢？正如他在我们的讨论中经常强调的，作为一个“数字恐龙/无知者”，他甚至不知道如何扫描二维码来核查内容。当技术过时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已经远离它了，”他说道，认为自己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我在维护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墓。”他认为，如果有人想更多地了解一个埋在那里的人，使用谷歌就足够方便了。无论如何，100年后，走过伦敦市公墓，2018年埋葬的某人的墓碑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加里和乔恩对公墓的可持续性有着同样的担忧，但他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奎林公司希望通过技术来吸引顾客，“让你的墓碑活起来，并永远分享你所爱的人的记忆”，而加里则通过不做任何交易来保持墓地收入的稳定。这与公墓开始建立时曾占据主导地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感截然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喜欢“永存”（perpetuity）这一概念，而我们现在已经不怎么用这个词了。185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安葬法》（Burial Act）规定，安息之地将永远存在下去。该法案还规定，要想破坏人类的遗体，你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并得到内政部（Home Office）或教堂的正式许可。在早期的伦敦市公墓，所有的墓地、骨灰龛位和纪念花园里的植物都是永久性出售的。“我们正在‘永久地’维护一些坟墓，还会种植植物。我们这么做可能只是因为，1902年公墓负责人得到过几英镑。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不是特别好。”加里说道。

永久拥有对资产负债情况非常不利，实际上，伦敦公墓公司已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破产，而法律也不得不改变。现在，英国就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不过国民的寿命可能长一点点），加里管理的墓地是出租的，无法购买。任何人能获得的最长租期是一个世纪。至于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坟墓，期限已大大减少到75年。当租约期满，如无人反对，纪念碑将被拆除。太过破损的墓碑可能会被粉碎成瓦砾，而形状更好的纪念碑可能会被视为文化遗产的象征，经过修整后，重新为新逝者所用。漫步在风景优美的伦敦市公墓的大道上，你不会看到刻有二维码的板子，但你会看到许多对公众发出的通知，宣布公墓打算在一段时间后打扰某些遗体。

“永久拥有是正确的吗？”加里说道，“我并不是说它不对，但事实上，永久拥有意味着这个公墓最终将维护不善，而且无法为当地人提供服务。”他想表达的是，公墓运营方式的变化并不是在针对个人。这并不是无礼，这只是务实：如果你葬在伦敦，或葬在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你的坟墓可能会在20到100年之后被拆除，具体时间取决于当地法律和你愿意支付多久的租金。然而，永久保存遗产的承诺在网上依然存在。如果Facebook将永远保留你的社交网络个人资料，如果网络遗产服务将在你去世多年后向你的亲人发送信息，如果其他的服务能帮你找到一个在你死后还能继续社交的虚拟化身，那么20年后，你的墓碑碎片是否会成为别人院子的一部分就无关紧要了，对吧？

但是，如果就像杰德·布鲁贝克所说的那样，你听到的尖厉的噪声是从不远的未来，在某个重要时间点传来的声音呢？有人告诉我，到2025年，我们每个人每天将产生大约60G的数据，数据如此之多，以至于我用来打字的那台全新的电脑只需要几天就会被我的个人数据塞满。这位提供给我信息的人说，随着这种迫在眉睫的容量危机的出现，存储数据的空间被耗尽的威胁将对每一家企业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而不仅仅是他的企业。他的企业？讽刺的是，Eternime^[16]发布了虚拟永生的一个近期测试版本。当然，如果技术被无情地淘汰，再加上对过剩数据的大规模清除，21世纪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那么永生可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不计其数的数字时代早期公民可能会完全迷失在历史中。

但是，让我们暂时收起玩世不恭的态度吧。如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梦想永生，那么新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也应该被允许梦想永生。所以，就像Eternime的网站上说的，谁想永远活下去？我们又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