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逝者隐私权 vs 家属隐私权

制作人正在制作一档关于数字遗产的节目，她和我取得了联系，因为她希望我能给她一些线索。她对社交媒体知之甚少，她没有Facebook账号，所以很难理解节目的主角——一位名叫蕾切尔的丧亲母亲——告诉她的一些事情。几年前，蕾切尔失去了女儿凯蒂，并因她进入凯蒂Facebook账户的权限发生了变化而难过不已。制片人问我：“我能给你发一份背景资料吗？”她把资料发给了我。我听了5分钟，这是一个现在已为人熟知的故事：一个与数字遗产有关的问题，一个困惑的家庭，一种无助感。随着每一次尝试解决问题，这种无助感只会加深。我给制片人回了电话，看看她需要我做些什么。她正在试图理解，纪念状态会如何改变凯蒂的Facebook账户。蕾切尔到底再也无法看见什么？

我回答说，如果凯蒂的朋友名单上有她的母亲（显然有），那么她看到的凯蒂的个人资料应该和往常一样。很显然，蕾切尔觉得有些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她来说这很重要。最后，我意识到制片人用“Facebook页面”这个词的时候既指凯蒂好友列表上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内容，也指凯蒂在Facebook上的私人信息。蕾切尔是因为再也看不到凯蒂的Facebook信息而感到难过吗？制片人不确定。我也不确定，蕾切尔说，凯蒂的朋友们是用Messenger相互联系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蕾切尔在Facebook上给凯蒂的朋友们发信息。我有些不安，想到了（第二章提到的）瓦妮莎·尼科尔森，她曾写过，当她以女儿的身份登录时，她给已故女儿的男友发了一条信息。我还想到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证明，当一位逝者的社交媒体继续被其他人“管理”时，人们往往会感到不安。对这些管理逝世孩子的社交媒体的父母，我表示同情，但他们不了解或者担心将个人页面纪念化，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对其他人的潜在影响。为了更加明确发生了什么事，我让制片人帮我联系蕾切尔，当时她正在伦敦城里，最终我和她在她下榻的酒店里见了面。

蕾切尔的故事在很多方面和加扎德一家的经历类似。凯蒂和霍莉去世的时候年龄差不多。就像霍莉的个人资料一样，凯蒂的Facebook页面上也有一些让家人感到痛苦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尤其让蕾切尔和凯蒂的哥哥感到不快。不幸的是，它的位置相当重要：不是方框头像本身，而是横跨页面顶部的那张更大、奠定了整体基调的横幅照片。蕾切尔和我把椅子拉近了一点一起看。蕾切尔说，左边的是凯蒂，她正对着镜头咧嘴笑，但和平时的样子相比，她看起来不太开心。从装饰可以认出来，照片的背景是她在护士公寓的房间。蕾切尔说，心形是凯蒂的最爱。凯蒂的右边是一位护士同事，我叫她梅利莎，她也在微笑，同时做了一个与背景中的心形相呼应的手势。照片拍摄后不久，凯蒂就在这个房间里去世了。她从自己工作的医院的储物柜里取了过量的胰岛素给自己注射。梅利莎是第一个让凯蒂的家人意识到事情不妙的人，她在蕾切尔的语音信箱里留下了一条混乱的、歇斯底里的留言。凯蒂去世后，梅利莎断绝了与凯蒂家人的所有联系，甚至在Facebook上屏蔽了蕾切尔。

凯蒂与霍莉这两个案例之间最重要的共同点之一在于，一张令人不安的照片让她们的家人无法好好浏览亲人的个人资料，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像霍莉的个人页面一样，凯蒂的个人页面也在家人未提出明确要求的情况下被更换成纪念状态。凯蒂的家人曾与Facebook联系，要求删除或更改横幅照片，就像加扎德一家曾与Facebook联系，要求对部分内容进行编辑一样，但毫无效果，据蕾切尔回忆，他们从未收到过任何回复。直到今天，蕾切尔还不知道凯蒂的个人页面是如何更换为纪念状态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只知道，个人页面更换成纪念状态后，她就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访问或控制权限，也无法再更改令她不安的个人资料图片。雪上加霜的是，她甚至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曾经有能力换掉这张图片，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不敢向蕾切尔提起这件事，因为我担心这会让她太沮丧，会加重她的痛苦。

尽管这两个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关键是，霍莉父亲的优先考虑与凯蒂母亲的需求有所不同。在我与尼克的谈话中，他从未提过想要访问霍莉的私人信息、电子邮件账户的内容或她在Facebook Messenger上的通信内容。他说，在他们一家与Facebook的争执中，无法访问这些资料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他只关心公开的内容——一直公开的那些资料。但是，当蕾切尔失去访问这些信息的权限时，她崩溃了。在制作人发给我的录音中，蕾切尔用一个特别的词来描述当凯蒂在Facebook上的个人主页被更改成纪念状态时，她是什么感觉——（放下了）“吊闸”（Portcullis）。我不记得以前听过这个词，所以我拿起手机查了一下。它的定义是：“一道坚固、沉重的门闸，可以沿着通道两侧的凹槽向下移动，以封锁通道。”我想象着那些波纹状的金属栅栏，它们在晚上被放下时，发出巨大的咔嗒咔嗒声，几乎震动了我所在的东伦敦街区的所有商店橱窗。它们用看似很牢固的挂锁锁住，隔绝了外面的一切。

对蕾切尔来说，“吊闸”一定是一个特别贴切的比喻，因为我们当面交谈时，她又用了这个词。那时我们正谈到她在照看女儿的个人资料时扮演的看守角色。她说，作为凯蒂的母亲，她应该一直有权访问凯蒂的各种在线账户里的通信内容。当她发现自己无法登录凯蒂的Gmail账户时，这种访问第一次中断了。蕾切尔认为这是因为她前夫更改了密码，我无法证实这一说法，但她确信一定是这个原因。即使家庭和睦，数字遗产的管理也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蕾切尔与前夫的关系让事态变得更加艰难。“我本来可以自己修改密码，让他无法登录。我不想那么做，但他做了。”蕾切尔说道。从她那里，我听到了这对夫妇分开时所说的尖刻话语，同时也听到了他们失去女儿的痛苦。“这意味着我现在无法再访问她的电子邮件了，能访问电子邮件对我来说非常有用。我想看那些信件，我希望自己是她的信息保管人。”

她停顿了一下。她是注意到了我脸上的什么东西，或者注意到了我的肢体语言吗？我是在传达什么，使她开始关心我的想法吗？事实上，我想知道我和节目制作人谈话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的答案：蕾切尔想要的是看到凯蒂的私人信息吗？她感到心碎是因为失去了这个权利吗？突然间，她似乎迫切地想打消我的疑虑，“我不打算去看这些信息，”她说道，“但我可以通过Gmail联系到她的朋友。”她在录音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失去了一个渠道，她原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继续与凯蒂亲近的人联系。

蕾切尔某天上网时，在凯蒂的Facebook个人主页上看到了一个她意料之外的单词“纪念”，与她当时的感觉相比，无法访问Gmail似乎相对无关紧要。这个新词的加入并非唯一的变化，她很快发现她再也看不到凯蒂在Facebook上的私人信息了。“感觉就像一个吊闸被咣当一声关上了，你进不去。就是这样。它对我说，现在你在Facebook上能做的就是看看这张可怕的照片……拒绝访问。作为一位母亲，我只能像其他人一样查看她的账户并留言。对我来说，作为她的母亲，我几乎感到双重的丧亲之痛，因为有个匿名的人决定了现在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且它的确就这样发生了。我没有办法求助，我有问题，但无人可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浏览凯蒂的页面时听到了蕾切尔在重复——“作为一名母亲，作为一名母亲”。

蕾切尔觉得她应该对这个账户保有特殊的访问权，并不只是因为她是凯蒂的妈妈。她相信这是她女儿的愿望。蕾切尔解释说，她的女儿没有留下电子遗嘱，但她的行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去世之前，凯蒂取消了电脑的密码，登录了所有的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账户，并在电脑桌面上的一个文件夹里留了一封自杀信。“她在做准备……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前前后后都想清楚了。她想让我们使用她的苹果电脑。”蕾切尔说道。警方把笔记本电脑归还给他们之后，凯蒂的哥哥就利用她联系人列表中的信息单独给她的每个朋友打电话，他们不想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这一消息。“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操作她的Facebook账号。”蕾切尔说道。

然而，这一阶段的事情很快就结束了。最后，每个人都收到了通知，葬礼已经结束，人们表达了哀悼和悲痛。蕾切尔不仅用笔记本电脑和电脑上的应用通知凯蒂的朋友们她的死讯，还做了其他一些事情。最初，蕾切尔把Facebook的资料形容成一条连接凯蒂朋友圈的线索，连接的途径是可见的涂鸦墙、后台消息，或者两者兼有。虽然她没有提到自己阅读了女儿在Facebook上的信息，而且在我们的讨论中她一度暗示自己没有这样做，但笔记本电脑上一定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让这位悲伤的母亲能够洞悉女儿在去世前几天、几周、几个月里内心世界的痛苦。在某些地方，凯蒂本不需要取消密码，而且有些事情她可能从来没有打算让她的家人知道。

例如，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凯蒂是否有意保留了自己的浏览记录，是否经过一番考虑，才保留了自己的iPhoto的内容。在她去世前浏览过的令人心碎的网页中，她的母亲不仅能看出凯蒂隐瞒的抑郁症的严重程度、她赴死的决心，还能看出她希望尽可能毫无痛苦地实现这一目标。透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想法是多么辛酸。“她在去世前几天浏览的页面非常令人痛苦，这些页面谈的是自杀方法、相关事宜和致死剂量……一些生理上的可能性，从哪里注射到肌肉，诸如此类，”蕾切尔说道，“我的意思是，她非常小心地制订了计划。她在临终时给予了自己同病人一样的关怀和体贴。”浏览历史记录并不是唯一一个能让蕾切尔了解女儿情感世界之动荡的渠道。“她的电脑上有照片。浏览这些照片……非常痛苦。我不知道会在那里面找到什么。成千上万张她自己的照片，自拍照，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很伤心，下一张她看着自己，哭了。真是令人心碎。”蕾切尔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

死亡与社会中心的约翰·特罗耶会询问他的学生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在上一章提到过：如果你只能选择一个，你会留下什么数字资料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明天就要死了，而你的父母可以看到你笔记本电脑上的一切，看到你拥有密码保护的账号里的一切，那么你会是什么感觉？约翰告诉我，他没有正式收集学生们的答案，但他透露，答案总体趋势是内心感到矛盾，而不是接受这个想法。我并不感到奇怪。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对家人或朋友能够访问和阅读逝者的历史信息怀有强烈的不适感，我不希望我的伴侣或近亲能够访问我混乱的数字档案。也许这是因为埃迪纳观察到的实物信件与数字信件之间的区别。也许，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个人背景，但埃迪纳和我都认为，我们的电子通信历史比我们在纸上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更加个人化、更全面、暴露了更多信息。有趣的是，当蕾切尔给我讲述一个有关另一项遗产的故事时，我的态度没有那么严格，反而更加宽容。“这周，我前夫给了我一盒（凯蒂的）东西……（说）里面全是垃圾，他不想要。好的。垃圾？！”蕾切尔用怀疑的口气说道，“我打开一看，是相册。这是很珍贵的东西。盒子里有她朋友写给她的小字条、日记和卡片。这些都是很棒的东西，凯蒂认为它们很重要，所以保存在一个盒子里，里面还有一把锁。”

带着抗拒和不情愿，也带着好奇，我让自己想象失去一个21岁的女儿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象着，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或者任何她将在2031年用来存储数据的设备），旁边放着她现在正在写的那本孩子气的、有挂锁保护的日记。打开哪一个给我的感觉更自在？为什么？1923年，在经历了多年的挫折和失败之后，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终于打开了图坦卡门国王（King Tutankhamun）陵墓的封印，凿开了一道门的一角，几千年来这道门一直严密地防范着入侵者。当他拿着蜡烛对准洞口时，昏暗的光束落在了洞内保存完好的物体上。探险队的资助者、卡特的雇主卡那封伯爵（Lord Carnarvon）在附近徘徊，问他能否看到什么。“可以看到，”卡特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一些很棒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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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隐私”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如此神圣，以至于1948年联合国将其纳入《世界人权宣言》。该文件第12条写道：“任何人不得任意干涉他人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也不得侵犯其荣誉和声誉。每个人都有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联合国的宣言为所有国家和人民设定了一个基本的全球标准。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某种程度的隐私对每个人的幸福和独立自主都很重要。它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每一个被系统研究过的社会中，但尽管它无处不在，它的形态却在不断变化，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从一种语境到另一种语境，这证明了隐私问题难以定义，也难以立法。其多变的性质部分与它的多维度有关：领土隐私，指的是有助于保护个人隐私的空间；身体隐私，保护人体的尊严；信息隐私，主张拥有和控制我们的个人数据，以维护我们作为个人的尊严和完整性。

不过请稍等。所有这些都过时了吗？你还记得在什么地方听说过隐私已经过时了？隐私（尤其是信息隐私）在超网络化的在线环境中是否依然存在？如果我们如此轻易地放弃它，这不是说明我们不再在乎它了吗？当然，隐私曾经被认为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时代，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跟踪并监视着其他人，这头“神圣的牛”已经被宰杀了吗？2010年，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或许不是最公正的权威人士）发表了一份声明，大多数新闻媒体将其解读为“隐私已死”。马克·扎克伯格在与TechCrunch^[14]的一次台上对话中说：“人们已经变得十分放松自在，不仅分享了更多信息、不同种类的信息，还公开地与更多的人交流。这种社会常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起来的。”接着，他提出了疑问：Facebook是否应该为过时的观念费心？“我们认为，我们在系统中发挥的作用便是不断地创新和更新我们的系统，以反映当前的社会准则。”他说道，这使得读者思考Facebook究竟是对已过时的隐私进行了“革新”，还是仅仅对其所谓的灭亡做出了恰当的回应。他说，如果他能重新来过，他会让Facebook从一开始就公开，这就是目前社会对区分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缺乏兴趣的原因。“我认为Facebook这么说只是因为它希望这种情况能成为现实。”《纽约时报》的一名评论员说道。

如果你看看人们在网上都做些什么，你可能会倾向于同意扎克伯格的观点。在寻求即时满足的过程中，人们确实会为了相对微小的回报而交出自己的个人信息，即使这些信息已经湮灭在过去。当我们被要求用纯粹经济化的语言来表达时，我们可能不会特别重视我们的信息隐私。例如，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西班牙的互联网用户认为他们浏览历史的价值相当于马德里麦当劳的一顿巨无霸套餐，大约价值7欧元。低估值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不知道这些浏览历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这项研究的参与者观看了《我爱阿拉斯加》这部影片，或者更深入地思考了他们至亲至爱的人能够访问他们所有浏览历史的现实后果，他们的估价可能会大不相同。不管我们在隐私问题上付出多大的代价，当隐私和公众的界限发生冲突时，当我们失去对信息的控制，发现我们选择共享的个人数据并没有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得到妥善管理时，这对我们来说显然很重要。当我们向朋友或值得信赖的伙伴披露私人信息时，我们相信接收者能够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管理这些信息。如果你的朋友曾经未经同意就把你的一只猫从笼里放了出来，如果你曾经口齿不清地表示“这件事不该由她来说”，你就知道控制自己个人信息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如果你和一家公司就你的个人数据达成了社会契约，后来这家公司的信息处理方式却违反了你的预期，你可能会感到惊讶和愤怒。

当许多Facebook用户发现他们认为“安全”的数据被第三方使用时，或者换句话说，当他们发现他们实际上并不理解他们所同意的条款和条件时，他们会非常愤怒。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用户因为剑桥分析公司的入侵而直接删除或停用了他们的Facebook账户，但研究表明，人们放弃社交网络的主要原因便是担心隐私问题。许多没有删除或停用Facebook账户的用户一定仔细考虑了来自自己社交网络的信息是否反映了自己的真实状况。

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最终决定留下来，这证明了隐私悖论，即隐私担忧并不一定能预测隐私行为。人们可能很在意隐私，害怕受到侵犯，但仍然允许其他人访问他们的个人信息。隐私悖论意味着，对实际或可能发生的侵犯隐私行为的焦虑可能会迫使我们停止活动，但持续参与的具体的、即时的回报可能会把我们从悬崖边拉回来。这也意味着马克·扎克伯格在当天晚上可能没那么担心，但尽管如此，在剑桥分析公司的争端之后，他开启了一场“道歉之旅”，改变了他对用户控制个人信息之重要性的看法。

如果你的国家接受《世界人权宣言》，如果你是一个人，你就有合法的隐私权。即使你的国家不接受，我也会说，从道德上来讲，你有隐私权。从心理上来说，你可能需要它。以领土隐私为例，即使是像啮齿动物这样的非人类生物，如果在需要的时候无法与他人实现身体上的分离，它们也会挣扎着走向衰落。如果你是人类，你无法控制你的私人空间，无法控制他人与你身体的互动，或他人对你个人信息的访问权，就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后果。

隐私是为自己设定的界限：“是对亲密度的决定拥有控制权的一种状态，包括对亲密接触、亲密信息和亲密行为的决定。”婴幼儿发育不成熟，只有一个新生的自我意识，不需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但他们不久后就能获得这种能力和倾向。比如，在我女儿7岁的时候，她逐渐意识到我是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她的生活的，于是她在卧室的门上贴了一张声明。

我无视了她的声明，但我的侵犯行为并没有逃脱惩罚。她等待着时机，当我们单独坐在车里时，她就开始和我对质。

“我知道你的一个秘密。”一个严厉的声音从车后座那儿传来。

“我的一个秘密？”我茫然地说道。

“你私自在网上分享了我说过的一件私有物品，”她冷冷地说，“我在梅拉妮的电脑上看到了我门上那张声明的照片。”

“我很抱歉。”我心虚地回答道。

然后是一阵沉默。

过了一会儿，她强调说：“应该由我来决定是否公开。”

有学者将隐私的概念分为两类：资源隐私和尊严隐私。资源隐私认为隐私只是一种工具，具有某种工具价值。例如，为了能够使用某项服务，我将向您提供一定程度的访问我私人信息的权限。这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在数字世界中每天都会发生无数次。这不是我的故事中发生的事情，这里没有任何交易。那扇门背后没有什么秘密，没有任何她想要保护、保存或交易的实用价值。这份声明没有任何敏感之处，而且它也不是那么原创，以至于我侵犯了她的知识产权。

这次交流关乎她对另一种隐私的主张：尊严隐私。尊严隐私是一项原则，即个人根据自认为合适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界限，这一想法具有内在价值：应该由她来决定是否公开。从根本上来说，她在那个时刻的隐私与那张声明无关，而与自决有关。她曾试图减少看到这张声明的人，而我却推翻了这一企图。通信隐私管理（CPM，Communications privacy management）理论用一个名词来形容这种情况——“边界动荡”。我违反了她的规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而这种混乱的连锁反应是，她在一段时间内不信任我。我们进行了一次谈话来重新建立规则，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我请求她允许我在博客和这本书中再次使用这张照片。

等我的女儿最终进入青春期，弄清楚自己是谁，并将自己与父母区分开来后，我知道她可能会比当下的她与我分享的更少，而且她可能会对侵犯隐私更加恼怒。这只是青少年正常发育过程中的一部分，当她成为一个合法的成年人后，她对自己拥有的空间、身体和信息的信念可能会变得更加坚定。然后，就像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情况那样，年龄或身体虚弱将开始侵蚀她维持自己界限的能力，直到死亡降临，带来致命的一击。作为一个社交媒体时代的孩子，如果她去世了，她会在意父母是否能访问她的数据吗？虽然“私人生活”这个词很常见，但“私人死亡”并不存在，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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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坦卡门国王的墓门被打破后仅仅过了6个星期，卡那封伯爵就去世了。在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阿瑟·科南·多伊尔（Arthur Conan Doyle）关于卡那封伯爵突然死亡的假设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卡那封被法老的诅咒击倒，这便是打扰已故王室成员安息的代价。当然，木乃伊的诅咒是杜撰的。卡那封伯爵实际上死于蚊虫叮咬后的感染，当时离发现青霉素还有5年。埃及古物学家进入古墓，挖掘出这位少年国王，并把他的身体和财产运送到世界各地，这有什么问题吗？在现代，对古物的力量满不在乎的殖民主义者，将古代遗存运回遥远的博物馆，肯定会让人感到尴尬不安，但这里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吗？询问木乃伊对这一切感受如何，是否荒谬可笑？2010年，一名医学伦理学家和一名解剖学家聚在一起，剖析了这件事的道德问题，许多大众新闻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质疑埃及木乃伊是否拥有隐私权。木乃伊的权利是一个相当小众的问题，不是每个人都在谈论它，它并没有演变成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也没有促使法律发生变化。

逝者可能有隐私权的观点（即使是那些同伴和继承人早已去世的逝者）从未得到过特别认真的对待，但现在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尊重逝者可能是大多数社会普遍重视的一项道德原则，但传统认为，不需要把正式的隐私权置于首位，侵害逝者隐私充其量只是有些过分而已。然而，时代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发生的方式，似乎在促使人们进行重大反思。变化应该是相当明显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量的个人信息在我们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谷歌、Facebook和无数其他平台上被收集、存储、传输和共享。

埃及木乃伊留下了被亚麻包裹的尸体、珠宝和镀金的陪葬品，尽管留存下来的纸莎草卷轴教会了我们很多关于埃及社会的知识，但古代统治者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很多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数据。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外祖父母不仅留下了他们物质的、有形的物品，还留下了各种自传式的、能说明问题的文字和数字记录，包括布片上的标签，一本笔记本，上面有一辆大众威斯特法利亚露营车内部装饰的尺寸和草图，还有财务账目和其他各类文件，以及那盒“二战”时期的信件。也许你坚持认为木乃伊的文物，还有我外祖父母的遗物不应受到侵犯。不过，无论你对此有何看法，这些材料的亲近感与数字时代人类去世后留下的东西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对于为什么家人应该接触到亲人的数字资料，人们经常提出的理由是，这与获取已故亲人的身体、语言和视觉记录没有什么不同，比如蕾切尔最近从前夫那里收到的信件、日记和照片。但是，数字记录是否具有某种特质，使得它们不仅是个人化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个人化的特征？它们是否足以引发人们对逝者隐私的全面反思？

隐私可能是一项人权，但人类是会死的、有生命的、会呼吸的生物，有时在法律上被称为自然人。法律通常假定只有自然人才具有法律人格，因此，只有自然人才享有完全的隐私权。人们通常不认为死者对此有多大兴趣。埃迪纳提到的“重要法条”是老生常谈、确立已久的法律原则，很少有法官能够或愿意对其提出质疑。值得注意的是，重要法条背后往往有着数百年的传统，因此可能不会过多考虑数字化的问题。

以领土隐私为例。如果你去世了，你就不能继续控制你的财产，因为已经没有“你的”这个概念了。此外，你在生活中所占据的物理空间是有形的，比如你拿着钥匙的房子，你用栅栏围起来的土地，你用“私有财产——禁止擅自进入”的标志装饰的大门。在你去世后，所有这些都将传给你的继承人、国家，或归还给你的房东。数字领域缺乏物理有形性和感知价值，因而也不具备同样意义的“领土”。

那么你的个人隐私呢？你是否有权免受不正当的侵犯，比如有辱人格的待遇、未经授权的搜查和人身攻击？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亵渎尸体可能是违法的，你的家人或亲密伙伴，即实际会受到这种侮辱影响的当事人，会被认为是罪行的受害者。例如，在我的家乡肯塔基州，要判断是否发生了犯罪亵渎行为，衡量标准在于这种行为是否会激怒“普通家庭的情感”。逝者自己大概再也不会感知到这种对他们尊严的蔑视或被其伤害了。

你可能还会惊讶地发现，在许多地方，逝者本身几乎没有身体隐私的权利，因此攻击逝者的身体可能根本算不上犯罪。例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中，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对尸体不敬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法律体系“无法处理亵渎尸体的案件”。如今，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尸体相当难以接近，因此，谢天谢地，亵渎尸体的行为很罕见。另外，数字遗产以及数字纪念页面则更容易被访问和攻击。2011年，一名来自雷丁、名叫肖恩·达菲的25岁男子在YouTube和Facebook上发布视频和信息，嘲笑死去的青少年和他们的家人，他的攻击目标之一是娜塔莎·麦克布莱德的哥哥为她创建的悼念页面。最后，他被判有罪，并被处以18个星期的监禁，但罪名是“恶意通信”，而不是嘲笑逝者。

最后，还有信息隐私，这指的是我们管理个人数据的能力，以及按照我们的意愿保护或披露这些数据的能力。这曾经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在某些方面与领土隐私和身体隐私重叠。如果你有私人性质的口头记录，你可以把它们放在你家里的文件柜里，或者放在你个人领地的某个延伸区域，比如你在银行租的一个保险箱里。你可以把个人照片锁在一个盒子里，如果这些照片足够敏感的话，你甚至可以随身携带钥匙。在数字化之前，很少有人会要求你提供个人信息来换取商品和服务，而提出这种要求的很可能是法律机构或其他政府实体。在任何社交活动中，人们可以随时决定是否说出他们的私人信息。现在，妖怪已经从瓶子里出来了。我们的信息已经离开了我们实际可控制的范围，自由地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甚至传播到了国外。

与隐私本身一样，“个人数据”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和类别。一类信息可以用来识别、定位或联系特定的人，它们有时也被称为个人识别信息。另一类是敏感的个人信息或敏感的个人数据，你会判断这些信息是否与他人有关，而且这些数据足够私密，你可以选择将其隐藏或者披露，在什么情况下向谁披露。这属于“也许这不关你的事，如果我相信你，也许我会告诉你”的范畴，在这一框架下，欧盟2018年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纳入了包括你的种族和民族出身、你的政治观点、你的宗教或哲学信仰、工会成员身份、你的基因和生物特征数据、健康数据，以及有关你的性生活或性取向在内的信息。然而，与其他大多数数据保护立法和法规一样，《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并不适用于任何非“自然人”。这是欧盟成员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我们的个人数据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应该如何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准则变得越来越明确和规范，但我们去世后这些数据应该如何处理，在很大程度上仍有待商榷。

但是，这重要吗？对于不保护逝者信息隐私的做法，通常的观点是它不会产生真正的伤害。本质上，逝者不会或不可能被这种侵犯伤害，因为他们已经去世了。在上面提到的恶意攻击案件中，受害者并不是娜塔莎·麦克布莱德，而是她的家人，是肖恩·达菲恶意信息的接收者。按照无实际伤害的思路，为什么对逝者的个人信息实行免费开放访问政策会有问题呢？为什么一个死人（在法律上根本不是一个“人”）应该拥有“在去世后，保存和控制他或她的名誉、尊严、正直、秘密或记忆的权利”，也就是去世后的隐私？

埃迪纳·哈宾佳是这么认为的：去世后的信息隐私只是逝者长期享有的控制权的逻辑延伸（如果逝者来自具有相当程度的遗嘱自由的国家）。逝者（而不是国家）关于什么做法合适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处理你保留的资产的能力。她写道：“如果财产是个人人格的延伸……那么人格同样会超越死亡……财产是通过遗嘱来超越死亡的。”同样的理念也适用于知识产权的版权，这一法律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相对协调一致，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肯定比继承法更加一致。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创造了一种艺术或文学表达的人去世后，这些作品的权利将传给他们的继承人，有时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有效，有时永远有效（如法国）。埃迪纳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人”并没有随着死亡的到来而消失。“尊严、正直和自主性确实能在死亡后继续存在，有时甚至可以无限延续……因此，法律人格确实超越了死亡，隐私也应该超越死亡。”

当埃迪纳和我面对面地交谈时，她提到了我们遗留下来的数据相对超个人化的本质。当时，我还没有听蕾切尔说起她从前夫那里收到了一盒凯蒂的东西，但我脑海中已经有了一个“信件盒子”的形象。为什么要区别对待网上的东西和那些被遗留下来的实物呢？比如盒子里的信件，像是詹姆斯和伊丽莎白——我外祖父母之间的亲密情书，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被毁掉，近亲很容易就能拿到。如果没有人再写实体信件了，而都在网上书写，那么为什么丧亲者就不能看到他们一直能看到的东西呢？

“在网络世界里，我认为自主性（个人做决定的能力）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价值。”埃迪纳说道。当然，总的来说，凯蒂笔记本电脑上的资料和通过电脑可访问的资料都不是公开可见的，包括凯蒂有意编辑的信息，以及无意储存的数据，其中包含了一段惊人的个人记录，这是一扇通往凯蒂内心世界的窗户，反映了在人生最后一段时期，凯蒂内心世界的脆弱和痛苦。“个人应该有权选择如何处理这些账户，”埃迪纳继续说道，“但如果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认为近亲不应该拥有默认访问权限。”

那么，我们能否确切地知晓，凯蒂有没有对她去世后的信息隐私做这样的决定？她的电子邮件由谷歌托管，但她没有闲置账号管理员。英国数字遗产协会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90%的受访者也没有这么做。她有Facebook的账号，但没有遗产联系人，8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没有对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做任何计划。凯蒂没有立遗嘱，很多人也和她一样。在接受“数字遗产调查”的受访者中，只有37%的人写过传统遗嘱，2%的人回复说他们写过“社交媒体遗嘱”。

我发现自己倾向于同意蕾切尔的观点，即凯蒂做了决定，她想要分享她的信息，但这部分看法是基于我持有的各种偏见和假设。因为我总是把自己的电脑和账户锁起来，不与任何人分享我的密码，所以也许我很难想象不这么做的人。对我来说，与其纠结于凯蒂没有一直用密码保护这些信息这件事，我更容易想象凯蒂是存心想消除这些障碍。但是，如果她平时并没有一直保护她的个人数据呢？如果她以前总是保持登录状态，如果她非常痛苦，原本打算退出登录，但是忘记了，又如何呢？如果她陷入了混乱之中，无法像她母亲认为的那样仔细地规划这方面的事情，那又如何呢？当然，如果她确实故意删除了这些密码，并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登录了这些账户，我们可以很容易把这一系列的行为解读为“我允许你访问这些私人资料”。这似乎完全有道理。

当然，事情并不总是那么清晰明确。就在我和埃迪纳谈话的时候，新闻上报道了一个15岁的德国女孩在铁轨上自杀的故事。她的父母无法访问她的Facebook信息，但他们担心她在去世前曾受到欺凌，他们想看到女儿的电子通信记录。Facebook拒绝了，德国法院也拒绝了。数字死亡（Death Goes Digital）播客和博客的作者皮特·比林厄姆（Pete Billingham）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逝者的情感体验优先于逝者的隐私。这或许尤其因为逝者还是个孩子：“如果你是一名家长，你可以理解并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想要知道那些信息中是否藏有答案。这个念头会每天侵蚀你……让你想着，你或许能在孩子和朋友的对话中找到那句话，向你解释，引导你理解，或向你展示孩子为什么会去世。但如果你不知道孩子社交媒体账号的密码，你就无法进入那个世界。”

最终，在德国联邦法院于2018年7月做出的一项重要裁决中，一名法官表示，同意女孩的父母查看电子通信记录。首席法官乌尔里希·赫尔曼（Ulrich Herrmann）表示，没有理由区别对待Facebook上的数字内容和实体信件，他判决Facebook应该让死者的父母访问该账户的内容。这正是埃迪纳·哈宾佳一直渴望的那种大官司，但即使这一裁决使德国的情况更加明朗，它也可能会被证明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其他司法管辖区是否会效仿，仍有待观察。

特别是当死亡令人费解或出人意料时，当存在令人不安的问题，却没有现成的答案时，许多人可能会说，悲伤的父母想要知道他们所能知道的一切，这是理所当然的。换作你，你会怎么做？在你的世界被摧毁后，你希望答案能给你带来一种难以捉摸的平静感，那么你会在孩子极其丰富的网络信息中寻找这种平静吗？你最终是会得到你所寻求的解脱，还是会得到更多的痛苦，这是一个未揭开谜底的问题。不论你是否意识到了，这都是一场赌博，对于你来说，这值得一赌吗？如果存在一股你未能预料也无法控制的力量，阻止你去寻找它，你会有什么感觉？不难想象你可能会和下文中的莎伦有同样的感觉。

Ω

莎伦的女儿去世已经有4年了，但她在电话里的声音仍然因愤怒而变得沙哑，4年来对Facebook的怨恨让她的喉咙发紧。虽然我们从未单独见面，但在我们交谈的时候，我能想象出她的脸，因为2015年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出席了BBC电视台的一个关于数字遗产的新闻现场。莎伦的女儿埃米去世时23岁，是这位寡母的独生女。虽然她的死亡并不像霍莉被谋杀和凯蒂自杀那样充满暴力和麻烦，但莎伦仍难以理解和接受。埃米去世之前非常健康，但没几天就因为一种罕见的心脏病去世了，她的母亲非常震惊。

莎伦想不明白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埃米在去世前的日子里一直在做什么？她感觉怎么样？是否有什么东西（无论是什么），能说明发生了什么事？埃米的Facebook页面还没有更换成纪念状态，所以如果她的消息记录中有什么可以给莎伦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一些答案或者一些安慰，那么莎伦就有可能通过登录埃米的账号来获得这些信息。莎伦没有账号和密码，但她和许多父母一样，认为如果她给这个社交网站写信，他们肯定会把这些信息告诉她，因为她是女儿的近亲。她寄给我一份她当时填写的报告的副本。

其他通知投诉：#5834023……

您想报告什么：其他

什么权利被侵犯了：请帮我加急，我23岁的女儿已经去世了，我需要她的登录密码

检查是否适用：无法访问

为我们提供足够的信息来定位Facebook上的内容：请快点帮助我

内容如何侵犯了您的权利：请快点帮助我

选择一项：权限拥有者

“请快点帮助我，请快点帮助我”。莎伦反复表达的痛苦，最终被判定为格式错误的求助请求，以及她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所需材料的设想（错误地将自己定义为“权限拥有者”）都让人印象深刻。她告诉我更多细节后，更让我感到心酸的是，她在埃米去世后不久就发出了这种绝望的求助，那时候葬礼甚至还没有举行。

一方面，令人鼓舞的是，与我交谈过的其他一些家长不同，莎伦确实记得收到过回复。另一方面，这个听起来像录音的信息又往她的心上插了一把刀，就像是你拨打紧急求助热线，但只听到“所有线路正忙”的录音一样。很难说这类回复是由人类还是聊天机器人发出的，但我确信聊天机器人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被用于Facebook的这类交流。正如人们所料，这封邮件一开始说，Facebook对莎伦失去了女儿感到非常遗憾，但随后很快又强调了埃米的隐私权。

报告所选用的“权利”这个词很有趣，因为这一权利是由Facebook自己的条款和条件赋予的，没有被载入法律（许多司法管辖区的死者均受此影响），但回复的信息里没有提到这一点。Facebook表示，它非常重视对用户隐私的保护，这似乎是在暗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被要求提供信息的用户实际上已经死亡。如果用户确实已经死亡，Facebook只能向遗产的“授权代表”提供有关账户内容的信息。电子邮件继续写道，即使对于这样的授权人士，仅仅提出请求或提交相关文件也不会立即获得成功，从逝者的账户获取内容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也需要法院的命令。这封邮件以某个人的名字落款（我们叫她“杰姬”），后来我们确认了她是Facebook用户运营部门的员工。

莎伦没有灰心，她继续和对方沟通。她回信给杰姬，感谢她的迅速回复，并解释说离举办葬礼只有几天了。“真的很紧急，我需要看看她的历史消息……这当然不是一个恶作剧。” 莎伦向她保证道。显然，在她的印象中，只要她能证明她的女儿确实去世了，Facebook就会认识到她的需要，并认为她有权作为母亲访问埃米的信息。她建议Facebook的相关部门查看埃米的Facebook页面，确认她的女儿确实去世了。莎伦解释说，有一个链接，点击它就可以看到当地一家报纸的头条新闻，报道了埃米的英年早逝。杰姬回信说，根据莎伦提供的信息，她无法帮助她。

尽管双方来来回回地交流着，但莎伦始终没有得到埃米账户的登录密码。她与用户运营部门的通信只是提醒了Facebook：埃米已经去世。根据其政策，Facebook把埃米的账户更改成了纪念状态，但这一结果并非她的本意。莎伦还收到了一个链接，她可以通过这个链接请求删除已故用户的账户，就像霍莉·加扎德一家一样，这与埃米悲伤的母亲想要的正好相反。4年后，莎伦说她依然经常浏览埃米的个人资料，她说这“至关重要，没有它我会迷失自己”。最后，莎伦仍旧没有得到她想要的，但她得到了一些她不想要的东西：一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她就可以切断和女儿的联系；个人页面更改成了纪念状态，在埃米生日那天，她不会再收到提醒信息。莎伦觉得她不是唯一一个受此影响的人。“10天前是她的生日，”莎伦对我说道，“Facebook没有发送通知说，今天是埃米的生日。在她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生日通知了。真的，埃米还在Facebook上，那天还是她的生日。”

Facebook拒绝让莎伦查看女儿的信息，这让她很震惊。部分原因似乎在于她无法理解，除了家人的情感和愿望之外，他们如何或为什么还要考虑逝者的隐私。“不允许我查看私人信息，这让我很恼火。他们说这是数据保护，保护个人的记忆……你看，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莎伦说道。她的声音虽然微微颤抖，却很强调这一点。“他们应该尊重近亲的意愿。（悲痛的家庭）不应该需要提出这样的申请。Facebook所要做的只是获得法律的支持。当有人去世时，我们必须走一套流程。”

“他们没有一套流程吗？”我试探性地问道。我指出，从邮件的内容来看，他们似乎有相当多的流程，尽管可能不完美，也可能缺乏人情味。

“他们有一套法律流程，”莎伦承认道，“但他们没有一套富有同情心的流程。失去她是迄今为止我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非常亲密，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她把我看作她的母亲，非常尊敬我……她绝对尊重……”莎伦停顿了一下，说道，“我的心都碎了。”

我突然回想起2015年新闻报道的一个片段，并想到了莎伦用手指着屏幕，展示她空白的Facebook好友列表的场景。在埃米去世后，她莫名其妙地从这个名单上消失了，这是莎伦觉得这个社交网站给她造成的一连串侮辱和伤害中的最后一个。她告诉我，她是如何再次向Facebook求助的。她回忆说，双方再次无法沟通，没有解决问题的希望。直到莎伦把她的故事告诉了BBC，埃米才重新回到莎伦的朋友名单上。我回想起蕾切尔反复强调的“作为她的母亲”的说法，心里把它和莎伦在最初向Facebook询问时选择用来描述自己的词汇“权限拥有者”联系了起来。我想起莎伦向我保证埃米是多么尊重她，她们是多么亲密，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还有另一层含义：埃米会希望我能看到那些信息，她有这样的希望。她信任我，我是她的妈妈。

我同情莎伦的痛苦，听到她的痛苦，我觉得自己像个双重间谍。我心里有一种罪恶感，当我和莎伦说话的时候，罪恶感就会出现，现在当我写作的时候，心里也有罪恶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当然站在莎伦这一边。我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母亲，有一个深爱的女儿。我是一名心理学家，一名为丧亲之人服务的执业医生。我深切地、毫不费力地理解她十分正常的愿望——想要获取这些信息，尝试并解决她头脑中有关健康的女儿为何迅速衰弱和死亡的痛苦疑虑。我对数字时代的悲伤有足够的了解，能够理解实际的（或预期的）失去数字遗产访问权的痛苦。尽管她一直能看到埃米的部分个人资料，但当她女儿的名字从她自己的朋友名单中消失时，莎伦经历了创伤性的“二次死亡”，在数字时代，很多哀悼者都害怕并经历过这个过程。我同样认为她转发给我的来自Facebook的信息很冷酷，没有人情味，我也感到愤怒，因为丧亲者在亲人去世后，要想找到该做什么以及如何联系Facebook的信息，方法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我对莎伦渴望看到这些信息的心理原因感到同情和好奇。

尽管如此，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认为她有权访问埃米的私人数据。和凯蒂以及绝大多数网民一样，埃米并没有在社交媒体上立遗嘱，也没有在任何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愿望。但与凯蒂不同的是，无论埃米多么尊重和爱莎伦，无论她们母女关系有多亲密，埃米在去世前没有登录她所有的账户，也没有把密码告诉莎伦。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埃米是否想要别人访问她的私人数据就不那么容易了。也许你同意关于死后隐私的道德观点，并认为，在未来通行的法律中，过度个人化的信息数据应该被视为逝者的合法延伸，就像物质和创造性财产一样。也许你不同意，所以不会持有和我一样的保留意见。

我有点想问问莎伦以及蕾切尔对此的想法。但是如你们所见，我要么是一个太懦弱的记者，要么就是一名太敏感的心理学家，不敢提出这个话题。直到我和蕾切尔、莎伦的谈话结束，我都不敢问她们那些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问题。我怀疑这些问题会引起她们的愤怒、受伤、自卫或以上全部情绪。如果你们的女儿实际上不希望你们阅读她们的信息，甚至即使她们去世了，也不希望你们阅读呢？我没有问两位母亲她们是否相信有来世，但沃尔特谈到了我们如何看待天使般的逝者在守护和保护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如果埃米或凯蒂现在看着她们各自的母亲，而莎伦和蕾切尔仍然无法阅读女儿的信息，这对埃米和凯蒂来说意味着什么？

2018年年初，我参加了“信息伦理圆桌会议”（Information Ethics Roundtable），不同领域的学者齐聚一堂，讨论大数据、算法、监控、数据保护和隐私问题。在我自己的小组中，有一位同事展示了在以色列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在这项调查中，478名互联网用户被问及他们希望在死后如何处理自己的个人数据。其中一个问题要求受访者考虑，在他们去世后，他们希望谁能访问他们的各个账号。具体来说，谁希望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去世后能够看到他们社交网站上的内容？不到1/4（22%）的人表示愿意让父母看到自己社交网站上的内容，而68%的人表示，他们愿意让配偶或伴侣看到这些内容。那么电子邮件或其他私人渠道中包含的消息呢？不到1/5（1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让父母看到这些内容，而同意配偶查看私人信息的受访者比例稳定在68%。显然，我们和父母之间容易形成一道相对较宽的信息界限，这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习惯我们会保持一生，为的是让他们或我们获得更大的安慰，而这些偏好延伸到了我们死亡之后。对于那些不希望其他人访问自己数据的受访者来说，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你猜对了，这是一个一旦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便通常在法律上不再成立的原因，而且直到最近，在涉及逝者问题时，这个原因依然毫无意义，那就是隐私。

Ω

隐私，这是最后一个复杂的问题，尽管它是这里要解决的最后一个复杂的障碍，但它一直是这个问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于它是什么的线索，不仅分布在本章中，而且整本书中都有涉及：“信息”“社交”“网络”。虽然日记可以纯粹为自己保留，但信息总是发给或来自另一个人。与自己社交是荒谬的，我们无法组成一个人的网络。如果逝者的Facebook时间轴上可见的内容通常是由多个个人共同构建的，那么作者身份可能是数百个人，但消息历史总是至少涉及其中一个人。

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逝者的信息隐私，还有他的身份和敏感数据。这涉及逝者在网上通过信的任意一人和所有人的数据。还记得埃尔斯沃思的案例吗？法庭下令雅虎公司把贾斯汀邮箱里的内容下载后交给他的父亲。雅虎公司如此抗拒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与贾斯汀的父亲收集他的遗产所需要的东西无关，只是他与其他许多人的通信，其中一些人约翰·埃尔斯沃思可能从未见过。其中一些人已经接受了雅虎的条款和条件，希望雅虎能为他们的通信保密。他们中不太可能有人想过，如果贾斯汀出了什么事，他们的电子邮件会落入他家人的手中。直到他去世，这个案件才登上新闻头条。

这并不是说数字时代的人们不关心隐私，即使是那些从小就习惯了社交网络的年青一代，也会关心隐私。事实上，年轻人比他们的长辈更能保护他们的网络隐私。就在马克·扎克伯格宣布隐私不再是一种社会规范的同一年，一项研究正在进行，研究中71%的年轻人称，他们已采取措施，掌控自己的隐私设置，47%的博客用户（包括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平台用户）表示，他们曾经进行过“博客清理”，删除了一些评论和帖子，这些评论和帖子是他们发布的，但后来有了别的考虑。一旦意识到信息披露对自己和他人的潜在社会影响，我们会多次评估、校准和调整我们发布的关于自己的信息。我们意识到潜在的问题，但又受到参与所带来的利益的驱动，于是不断地对资产负债表进行计算：我将获得的社交好处是否值得我披露那一点点私人信息？最重要的是，无论我选择何时披露，我是在向谁披露这些信息？对于这些数据，谁在我所选择的共享圈子里？

这时候，通信隐私管理理论就再次登场了，因为它再次与这个问题相关，并且很容易找出原因。通信隐私管理理论解释说，当一个人分享有关自己的“私人”信息时，就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信息的性质。最初的所有者不再是唯一拥有它的人，它再也不会像原本那样“私有”。一旦你告诉某人一些原本只属于你的信息，你选择的接收者或接收者们将成为该信息的联合股东或利益相关者，隐私边界已经永远被改变了。如果是一对一的电子邮件交流，隐私的界限便已经扩大到两个人，即一个二人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Facebook上，你的好友个数是432，而且你把发布的内容设置为仅好友可见，那么隐私界限就扩大到了432人。

有趣的是，你很少听到有人说“请不要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其他人”或“请不要截屏或与他人分享这些内容”，他们通常不需要这么说。对于那些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的人来说，这是隐含的要求，几乎每个人都明白，他们有责任维护群体的隐私边界。当有人打破这一默示协议，将某个人的个人信息传播到圈外时，原因可能如下：他可能对文化背景并不知晓；可能不了解隐含的规则；或者在事情悬而未决、不够清晰时，人们难以对边界达成共识。偶尔有人会进行更明目张胆、更蓄意的侵犯。在任何情况下，打破信任圈（那些没有在平台的条款和条件中说明的、不言而喻的、保护数据的社会规则）的人都可能得到言语或行为方面的负面反馈或惩罚。信息的原始拥有者甚至可能重新调整他们自己的边界，以排除侵犯者。

但是，当数据的原始拥有者已经不在人世，无法再甩开边界侵犯者的手腕，重新划定自己的边界时，责任还在联合利益相关者的身上吗？他们是否会维持假定的互惠协议，以保护团体内部共享的信息？我想起了梅利莎，即凯蒂横幅照片中的那个朋友，凯蒂似乎信任她。我记得蕾切尔谈到，她在凯蒂去世后努力与梅利莎沟通。我很同情这位悲伤的母亲，她通过Messenger联系凯蒂的朋友，寻找她迫切需要知道的答案。我还记得蕾切尔告诉我，梅利莎最终在Facebook上屏蔽了她。

当然，在逝者的内部信息圈子里，相关的人可能不仅仅忧心于逝者数据的保护问题，他们可能很关心自己的隐私。在一个只有实体信件的“蜗牛邮件”时代，家人可以很容易地获得照片和任何保留下来的日记。但是，获得他们的亲属写给别人的信将是一件更棘手的事情。与此相反，现在他们可能突然发现自己拥有了无数其他人写给已故家人的信，然后他们能够凭这些信，想象家人写给对方的内容。一方面，这些资料可能不会让家人产生太多情感共鸣或影响，因为这些信件不是由他们失去的亲人撰写的。有时它们可能会给人安慰；有时它们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不安，引发家人去世后难以解决的问题和疑虑：这个人是谁？他或她为什么要给我的儿子/女儿/妻子/丈夫/父亲/母亲写信？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什么关系？相比今天，纸质信件时代不太可能存在这么多问题，通信的片面性在叙述中留下了很大的空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在信封的两面都贴上了邮票，写上时间、日期甚至是地点。过度个人化，确实会涉及更多人的个人数据，而不仅仅是逝者的。

就像贾斯汀·埃尔斯沃思的朋友们可能遇到的情况一样，当我们在网上给密友写信时，我们很少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和我们通信的人出了什么事，那么信件的读者可能会大幅增加。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思考，当我们输入一条特别私密或特别敏感的信息时，如果其他人看到了它，那意味着什么？在各种设备上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的沟通可能会导致信息落入他人之手，而那些无意的受众很容易就能认出我们，并与我们联系，提出他们可能有的任何问题或不满。这种情况或许会让我们踌躇不安，但我们几乎从未考虑过，一旦和我们通信的人去世，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假设一下，和你通信的重要人物是他们信息隐私的坚定保护者，他们全副武装，拥有层层密码保护，但另一个人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在他们去世后看到这些数据。如果未来的法律认定死者没有权利继续将其以数字化形式存储的个人信息保密，这将如何改变你在生活中与朋友自由交流的状态？这会对我们的个人自治和自由构成什么样的约束？另一方面，如果有一天，死后隐私被纳入法律，有多少悲伤的家庭会发现自己无法接触到亲人曾经写过的任何东西，也无法看到他们最近的照片？在一个个人隐私如此频繁地涉及众多共同利益相关者的时代，我们该从何处下手，来探讨逝者的隐私？

Ω

在你的大脑快速运转的过程中，你可能会联想到，欧盟在其最新的数据保护规定中不愿处理死后隐私问题，它渴望让成员国自己在这片特别棘手的丛林中奋力前行。你可能会同情英国的法律委员会，该委员会在2017年发起了一场公众咨询，其目标完全值得称赞，即围绕遗嘱对法律进行现代化改革，但他们在谈到数字资产时却失去了勇气，称暂时不打算监管这些资产。埃迪纳·哈宾佳对此大翻白眼，在她看来，这是如此关键的时刻，她对法律委员会做出的决定非常失望，她认为改变需要尽早发生。

我刚刚就这个不可推卸的挑战进行了探讨，设计了某种连贯的线路，带你初步了解了这个领域。我对那些隐藏在这些不为人知的规则背后，深感困惑和矛盾的人表示同情。在一个全新的、无限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所有影响我们生活隐私的风险、裨益和其中的权衡，更不用说死亡了。当一个活着的人所划定的界限在他去世后被改变时，确实会引发严重的动荡，遗留下来的过度个人化的数据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安慰，也可能带来巨大的痛苦。在考古学家进入图坦卡门国王的坟墓的百年后，当我们进入死者数据资料的山谷，推开在那里发现的门时，我们也像卡那封伯爵一样，经历着奇迹和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