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拉康出生、活着和死去

1901年4月13日，拉康出生于法国巴黎第三区的博马歇大街95号。这是法国巴黎一个有着天主教传统的商人家庭，家中在他之下还有一个妹妹马德雷诺和弟弟马克。这是一个生活优裕的家庭，母亲爱米丽·费力宾·玛丽·波德丽，原是传统的金饰工艺匠的女儿，父亲阿尔菲特·查尔士·马里·保尔·拉康经营酒醋制造和推销业务，生意兴隆，家产富足。早年，拉康曾求学于天主教会管理的斯坦尼斯拉斯（Collège Stanislas）中学古典班，在那里熟识了希腊文、拉丁文和数学。大师们常常在早年就显出超群的禀赋，少年拉康也是一众同学当中杰出的鬼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拉康的思之起步是文学，其后来的所有理论始终处于一种无从摆脱的浓重的诗学语境之中，缘由大约也在于此。15岁上，拉康便开始用古典手法写诗，并尝试向杂志投稿；17岁时，他结识了乔伊斯等一批著名的现代文学大师。所以，拉康思想的真正基底并非肯定性的实证科学，而恰恰是洋溢人文价值的诗性批判。此外，拉康很早就对哲学滋生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斯宾诺莎的思想。[31]这一点倒是类同于青年阿尔都塞。[32]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惨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青年拉康的冲击异常剧烈，目睹人与人之间残忍冷酷的相互杀戮之后，年轻的拉康无法再相信万能而仁慈的上帝，也不再从内心里虔诚敬重人性之崇高。这种对布尔乔亚现实世界深深的失望和对世俗物化人间的鄙视情结，深深地改变了拉康此后的人生。与早早做了牧师的弟弟不同，拉康未满20岁就背叛了家庭的宗教信仰，不敬鬼神、不信人性，甚至由此颇带几分叛逆与悲情地告别文学之思，走向了与现代性同体诞生的医学科学。也许他意识到，悲苦的人生真的需要医治和良药。这也是许多大师年轻时曾经走过的一条误认性弯道，譬如中国鲁迅早年的学医。因为，在客观的科学图景中，人类主体不过是工具理性分解认知的客体对象而已，科学中的人是可控的，人有病，天当知，医学中的人只是被诊治的对象。1919年秋，拉康进入巴黎大学医学院学习，然而在之后七年的医科生涯中，他却越来越无法满足于只做一个精研病理学的预科大夫，相反，拉康似乎又找回了早年的激情，又开始狂热地斜视于哲学和文学。拉康晚年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只有在人的斜视状态中，作为本体论存在真实物的对象a才能失败性地呈现。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自己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中，拉康异常钟情于当时欧洲艺术实践中的超现实主义[33]思潮。我在下文的讨论中做了一个未必十分准确的判断：超现实主义是青年拉康思想的逻辑内驱力。那时，在左岸地区不起眼的小书店里，人们常常能看见拉康、纪德[34]、克洛岱尔[35]等人的身影。当时，拉康不仅与超现实主义大师布勒东[36]和达利交上了朋友，甚至还成了毕加索的私人医生。到了30年代，拉康开始直接为超现实主义的刊物写稿，其中甚至包括一些诗歌习作。以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对一个医科学生而言，并非正业。

1923年之后，在医学院的课堂上，拉康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听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由此，拉康初步掌握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等基本概念。1927年，青年拉康成为巴黎医学院所属圣安妮医院（Hopital Sainte-Anne）精神病所的住院医生。他还先后到巴黎地区警察局所属的精神病患者诊疗所进行临床实习，在亨利·鲁舍尔医院学习法医学。1928年，他来到警察局附属的特殊医院担任专职医生。在这种非常性的职业环境里，拉康不得不终日面对不正常的另类人群，从而使他的兴趣逐渐转到精神病理学和犯罪学领域。或许也是这段经历，在多年之后成就了拉康独到的眼光和发现：有病的其实不仅是精神病人，事实上全部的人都疯了；人不是人，而是披着象征性人皮的空无。也是在这一年，拉康发表了《战争后遗症：一个女人不能前行的病症》一文，探讨社会特定时期中发生的社会心理疾病。1929年，拉康正式成为鲁赛尔医院的一名法医，后又于1931年回到圣安娜医院，着手用语言学的方法分析精神病人的手记，并逐渐将心理异常现象中的妄想型病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此时，达利也已经明确提出所谓“妄想症的批判方法”。也是在这项研究中，拉康开始关注病人的“心理自动”现象，即主体心理对某种外部力量无意识的臣属惯性。“心理自动”的研究受益于他的见习指导老师克莱朗布尔，在立意上正好与超现实主义者推崇的“自动写作”处于截然不同的语境中。[37]正是在这里，拉康开始“导向弗洛伊德”。[38]

1930年，拉康到苏黎世大学所属的布尔格尔兹利精神病治疗所（Clinique du Burghölzli）实习两个月，他师从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汉斯·迈尔（Hans Wolfgang Maier，1882—1945）。弗洛伊德本人，曾经在这里向他的老师布勒尔（Eugene Bleuer，1857—1939）学习神经解剖学及精神病治疗学。1931年，拉康获得法院精神分析师资格。1932年，青年拉康在克劳德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论妄想型精神病概念与人格关系》（De la psychose paranoÏaqu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ersonalité）的博士论文。[39]论文获得通过，拉康顺利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据说，在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拉康曾将论文寄给他心目中的老师弗洛伊德，而后者仅以一张冷面公文式的明信片作复。或许，后者此时已经体认到前者内心深埋的理论反骨。拉康的这篇论文以33例妄想型精神病人的临床观察为基础，第一次触及一个重要的心理学事实：个人自我的存在本体有可能在他自己的心身之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起点，它与黑格尔式的激情个人主体的宿命观发生了隐约的深层链接。拉康论文中最重要的一个病例是关于女妄想症病人埃梅（L.Aimee）的分析。[40]38岁的埃梅因刺杀法国知名演员达弗洛斯[41]而被捕，可是后者与埃梅根本不曾产生过任何直接关系。达弗洛斯只是埃梅幻想中的身处上流社会、受人仰慕的理想女性形象，她梦寐以求地希望自己成为幻象中的“达弗洛斯”，可是，既然是幻象，必然与现实相去甚远。在现实中并不走运的埃梅对理想幻象的追求以异常畸形的方式呈现：她将自己一生中屡屡遭遇失败和不顺而产生的怒火，全盘倾泻到理想目标的身上。拉康认为，案例中的埃梅并不是简单地在攻击他人，而是在“自虐”，与其说埃梅刺杀了一名演员，不如说她行凶的对象恰是她幻象中的另一个自己。在对埃梅进行的病理分析中，拉康留意到妄想狂的病结恰是不断将成功的他人形象镜像式地内化和认同为自己的理想心像，内化为另一个（other）并不是自己的完美和谐的理想自我，亦即后来拉康哲学中的关键词：他者。请一定注意，拉康关于他者概念的思考从一开始就异质于海德格尔—萨特式的他人，也不同于列维纳斯的他者，前者概念的缘起是柯耶夫式的黑格尔镜像关系中的自我意识。对这个自己之外的理想形象，埃梅痴迷地浸淫其中，甚至义无反顾地成为这种无意识心像伪我的奴隶，而这个主体之外的另一个心像，正是主体自身异在的真正本体。此时的拉康已经渐渐发觉，那个真正成为人的主人的无意识的异在本体，实质上是一定的外部“社会引力”。这种强大和无处不在的外部引力，假手社会地位、名望和金钱，制造出种种“他我”。拉康认为，这是一种现实中不在其位，幻象中却应该居有的空位，这些空位常常着落到一些“另一个”成功人士（应该是“我”=理想自我）身上，妄想症患者倾向于将这些成功人士视为自己的理想自我和内在心像，依靠这种理想化的张力支撑着“我”的存在。拉康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发现，自我的观念可能只是妄想。[42]可是，当现实中自我心身的失败与作为“另一个”理想自我的成功形成强烈反差时，主体常常会通过真实的精神分裂将幻想直接实现为现实，埃梅刺杀那个在社会现实中成功的女人，其实是在试图杀死另一个作为虚假心像的自己。拉康之所以谓其为自我惩罚，原因便在于此。有论者认为，这一研究标志着拉康的思想焦点已经从医学和精神病理学转向了精神分析学。[43]这个判断是对的。并且我还认为，正是这项研究，奠定了拉康日后全部理论思考的逻辑基础。福原泰平说：“埃梅病例处于以后开展的拉康理论的本源性地位。”[44]这是准确的理论定位。

1933年起，青年拉康与布勒东以及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1897—1990）以及达利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交往日益密切起来。他连续在巴塔耶命名的超现实主义杂志《米诺托》（Minotaure）上发表文章，讨论精神病与艺术风格的关系。其中一篇以讨论帕品（Papin）姐妹命案的妄想狂的分析性文章尤其引人注目。[45]在此文中，拉康开始直接关注无意识的重要性，这种关注显然开始游离于弗洛伊德，因为此刻拉康的无意识已经在指认外在于个人自我的某种强制性的他性结构。并且，这种结构正是以镜像式的自我形象误认实现的。而此时，以“妄想狂批判”为肯定性言行方式的达利，也对拉康刚刚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呈现出来的“深邃”思想大为赞赏。[46]拉康曾十分得意地谈到这种“文学效果”。[47]1937年他们第一次会面之后，两人立即在反对肯定现实生活的建构主义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无论是对拉康还是对达利而言，他们彼此间的交往都是一种深刻的相互影响过程。此时，还有一个人在关注拉康的研究，这就是巴塔耶。[48]他专门在《社会批判》（La Critique sociale）杂志上撰文讨论拉康的博士论文。同年，拉康受巴塔耶的邀请，参加了柯耶夫[49]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研讨。巴塔耶是这个讲座中最热心的听众之一。在后来的研究中我发现，拉康在思想上深受巴塔耶的影响，他关于语言的无化本质的理解，特别是他后期关于真实域的思考中屡见巴塔耶被颠倒的影子。[50]并且，巴塔耶对世俗世界与神圣事物的区分也正是建立在超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圣性事物恰恰是世俗生活中的不可能（这也是全部神学逻辑的本质）。因此，我觉得，拉康晚年以真实域为问题核心的哲学转变其实就是再一次地回到巴塔耶。关于后者与拉康之思的关联，我们在下文中还将专题讨论。柯耶夫和伊波利特[51]关于黑格尔关系性自我意识和主奴辩证法思想中欲望关系的诠释，极深远地影响了拉康。拉康甚至一直保存着柯耶夫当年的讲义。同期，拉康在法兰西学院旁听心理学家亨利·瓦隆[52]的课程，瓦隆儿童心理学研究中的“镜像实验”也深深打动了拉康，该心理实验的理论内核直接成为拉康不久后提出的镜像理论的科学基础。

1934年，拉康成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候补会员，并开始精神分析工作。1938年，拉康成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正式会员。也是在这一年，拉康迎娶一位医生家庭的女儿——布朗婷（Marie-Louis Blondin）为妻。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53]

1936年7月31日下午3时40分，在捷克的马里安巴德（Marienbad）召开的第14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年会（le XIVe Congrès psychanalytique inter-national）上，拉康发表了关于镜像阶段论的报告。这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在自己思想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镜像理论，也是拉康自认为“对精神分析学理论上的第一个贡献”[54]。准确地说，是对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第一个贡献。拉康思想终于正式在场了。可是，过后拉康回忆起来，这次发言颇具戏剧性。大会规定发言必须限制在十分钟之内，主持人提醒了拉康四次，他仍然超时讲话，最后是会议主席E.琼斯（Ernest Jones）打断了拉康的演讲。[55]有意思的是，这份应当非常重要的手稿在拉康自己的手里遗失了，并且在会刊的摘要中与这篇文章有关的记录也只是一个名为“Looking glass phase”的标题。这么一来，作为拉康全部思想起点，也是标志镜像理论创立的原初文本居然在文字记录中被悄然抹去了。起点，就此成为一个无。十分有趣的是，拉康后来常常不无深意地在存在本体的意义上着意渲染这一“起点为无”的理论事件。人们后来看到的文本是拉康收入《拉康选集》中《作为“我”之功能形式的镜像阶段》一文，那是拉康1949年提交给苏黎世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年会的论文。这里的“无”，正是拉康借以重解以自我伪主体为中心内容的“想象域”思想发展阶段的重要基石。在镜像理论中，拉康证伪了弗洛伊德式的自我主体建构逻辑，他以婴儿在统一的视觉镜像中误认自我的伪心像为开端，提出自我的异化本体论，即在虚假的镜像之“我”中，真实个人自我在基始性上便是空缺的，自我不过是一个以误认的叠加建立起来的想象中的伪自我。毫无疑问，这是拉康对弗洛伊德自我论发起的一场理论造反！我认为，此处生发出来的观点已经是拉康独有的思想逻辑，镜像说当然是原创性的！也有论者认为，拉康直到1953年才形成自己的话语，这显然不是准确的判定。[56]

1936年8月至10月，拉康在马里恩巴德奴阿穆基耶（Marienbad-Noir-moutier）撰写《超越“现实原则”》（Au-delà du《Principe de réalité》），并于当年发表在《精神治疗学的演化》（L'Evolution psychiatrique）的“弗洛伊德研究专号”（numéro spécial d’études freudiennes）上。

1939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拉康先在军队医院服役，不久便退伍隐居于法国南部的小城尼斯（Nice）。其间，拉康曾学习中文和日语。这段静谧安详的时光中，除了读书与写作之外，拉康遭遇了一场轨道外的激情，他与巴塔耶已经分居的妻子西维亚（Sylvia Bataile）[57]过从甚密，1939年，两人开始同居并在1941年生下非婚女儿朱迪特。

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拉康对英国进行了为期五周的访问，并写有《英国精神病与战争》一文（发表于1947年）和《逻辑时间及预期确定性的肯定》（Le temps logique et l'assertion de certitude anticipée），发表于《1940年至1945年的艺术手册》（Les cahiers d'Art：1940—1945）。1948年5月中旬，拉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21次法语国家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上发表《精神分析中的侵凌性》（L'agressivité en psychanalyse），并刊登于当年的《法国精神分析学杂志》（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第3期。

1946年以后，拉康以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的身份，频繁参加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1953年1月任学会主席，可是同年6月，拉康就辞去这个职务，转而加入法兰西精神分析学会。也是这一年，拉康做了第二次新郎，这次婚姻好比一种“穿越幻象”式的夺人所爱，因为新婚夫人就是刚与巴塔耶离婚的前妻西维亚。我们都知道，拉康晚年常说的一句话是，女人是不存在的（il n’y a pas la femme）。

1950年，拉康通过列维-斯特劳斯[58]与雅各布森[59]相识并结为挚友。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说，“拉康当即就被他征服了”[60]。也是在此时，他与梅洛庞蒂[61]、莱里斯和列维-斯特劳斯开始了频繁的交往，并着手系统而完整地了解索绪尔以及语言学结构主义。梅洛-庞蒂是最早向法国学界介绍语言学结构主义的。[62]这立刻成为拉康思想中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1951年1月，拉康以微弱多数当选巴黎精神分析学会会长。1953年7月，拉康在《象征、真实和想象》（Le Symbolique, l'Imaginaire et le Réel）一文中首次提出“回到弗洛伊德”（retour à Freud）的口号。同年9月，拉康在罗马召开的第17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作《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作用和范围》（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的报告（以下简称“《罗马报告》”），标志着其学术发展中的一个凸显能指暴力的“象征域”语言哲学新时期的开端。这反映出拉康开始更偏重于将语言学结构主义的观念与弗洛伊德联结起来，可是，这种嫁接并不是两种思想的简单结合，而又是一个颠覆式的重建。有学者评论说，《罗马报告》是“通过黑格尔、海德格尔、列维-斯特劳斯对弗洛伊德的回归”[63]。这基本上是正确的指认。拉康虽然援引了索绪尔的能指概念，但是前者笔下的能指概念内涵早已与索绪尔的原初语境相去甚远，在列维-斯特劳斯能指至上观的影响下，象征性的能指成为掏空主体的杀人工具，人之存在畸变为自身无意义的能指链的流变递转。很显然，这种所谓语言哲学与弗洛伊德的结合，在本质上已经是一种逻辑谋杀。因为，弗洛伊德提出的所有重要观念在这里几乎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显然，“回到弗洛伊德”的真相是一次理论上的弑父阴谋！

这年年末，拉康在圣安妮医院开始了长达27年的公开研讨会（semi-nar）。[64]他几乎每周或者隔周的周三就在研讨会上作一次报告，每一年都能留下一本洋洋洒洒的演讲报告集，27年一共留下了27集。[65]当时，这个研讨会响应者甚众，几乎每次都有七八百人参加，成为巴黎上流学界一道独特的风景。列维-斯特劳斯、伊波利特、巴特、克里斯多娃、阿尔都塞、利科和福柯[66]等人都参加过研讨会。也是在这个研讨会中，拉康相中了阿尔都塞的学生雅克阿兰·米勒[67]，后者娶拉康之女朱迪特为妻，成为拉康事业的新一代掌门人，直至今日。[68]

1956年，拉康与老师伊波利特公开论战。虽然拉康假惺惺地说过，“我根本不是哲学家”[69]，但是他却宣告说，精神分析学不仅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而且就是哲学的未来。当然，这个作为哲学未来的精神分析学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而是拉康式的全新理论。1957年，拉康已经非常熟悉语言结构主义的东西了，在《无意识中文字的要求或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一文中，他已能够像雅各布森一样娴熟地援引索绪尔。而此时，后者正住在拉康之妻西维亚之处，拉康定期与他会面讨论问题。

1963年，拉康被取消分析导师资格，他离开了圣安妮医院，在阿尔都塞的邀请下，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法国法兰西精神分析学会宣告解散。1964年，拉康与玛诺尼等人组建法国精神分析学派（Écol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并很快更名为巴黎弗洛伊德学派（École Freudienne de Psych-analyse, EFP）。同年，阿尔都塞发表《弗洛伊德与拉康》，这标志着拉康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结合。[70]1966年，《拉康选集》（Écrits）由子夜出版社出版[71]，这部多数人根本看不懂的东西迅速卖掉了5000册，以至于出版社不得不立刻重新加印。到1984年，《拉康选集》共卖出了36000册。1970—1971年，出版社重新编印了二卷简装本，它打破了此类图书的全部销售纪录，第一卷卖出了94000册，第二卷卖出了65000册。从某种意义上说，拉康此时已经成为法国的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一个先锋事件。有人这样评论道：“你购买Écrits，就相当于购买了一桩重大事件，购买了一样象征标志。根本无须阅读这本书，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魔力，因为里面的那些口号已经融入了巴黎的时尚闲谈。”[72]显然，这种先锋的文化现象在今天的中国还不曾发生。

1968年，拉康在“红色五月风暴”[73]中公开支持左派学生的“造反运动”。他尊重罢工的号召，停止了研究班的教学，并与造反学生对话。拉康也批评学生运动。他很著名的一句话是：“你们需要的是另一个统治。”1969年，巴黎文森大学（现巴黎第八大学）开设了第一个精神分析学系。在塞尔吉·勒克莱尔的主导下，拉康思想首次成为一种学院派学统。此后，该系又创办了研究拉康思想的学术性杂志《奥尼卡》（Ornica），主要刊登由米勒整理的拉康研讨会报告。

在接下来的时光中，晚年拉康的学术思想屡有大的波动和起伏，并渐臻独具个性的神秘玄学状态。在最后一段时期里，难解的“欲望结构”“真实域”“症候”与“对象a”成为拉康讨论的中心，并开始迷入拓扑学结构（struc-ture toplogique）之类的东西。齐泽克称，这是拉康思想一个真正的前后期转变，即从“古典拉康”向“晚期拉康”的转变。[74]1970年，拉康接受法国、比利时广播电台采访，并于同年发表了《广播谈话录》。在这篇广播谈话中，拉康分别讨论了索绪尔、结构与精神、隐喻与转喻、无意识与意识、认识与知识、知识与真理和不可能性与真实域等七个问题。1973年初，拉康研讨会报告出版了第一卷，即他在1964年所研讨的“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此书由米勒编辑，法国色伊出版社出版。[75]1973年下半年，拉康接受比利时、法国电视台采访，这一次的采访是拉康与米勒的访谈，以这个访谈为主的《电视访谈录》（Sur la television），次年由巴黎门槛出版社出版。1977年，拉康亲自在《文集》中精选的9篇文章，由阿兰·谢里丹译成英文的《文集选读》（Écrits：A Selection）正式出版。[76]同年，《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也出版了英译版。也是在这个时期，拉康开始与旅法的著名国学大师程抱一先生[77]共同研读过大量中国古典文献。[78]最后十年中，拉康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名人，他不断被意大利、比利时和美国的各大学邀请讲学，其风光丝毫不逊当年的弗洛伊德。

1980年1月，拉康宣布巴黎弗洛伊德学派解散，并于同年2月组建了新的“弗洛伊德主义事业”（La cause freudienne）学派。也是在此时，拉康说了一句与当年的马克思异曲同工的话：“加入拉康派是你们的自由，因为我自己就是弗洛伊德派。”1981年9月9日，拉康因病（肠癌）逝世。在人生的尽头，拉康淡淡地扔下一句话：我将成为一个他者。这是对的，肉身消逝之后，拉康从此将成为一种超现实的象征，一个不再能言说的大写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