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当·斯密到保罗·克鲁格曼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开始，我们对经济以及如何创造和衡量财富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并非巧合。哲学和理性往往建立在我们所处的物质环境的基础之上。

亚当·斯密（Adam Smith）通常被视为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在他的理论中，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首次被强调。这有点令人啼笑皆非，因为这正是工业时代的开始，机械和资本变得同样重要。斯密与重商主义者决裂，他的结论是：如果黄金和白银只是可以买卖商品的死物，那么真正的财富来源就是物质生产及其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各组成部分。

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市场力量如何有助于以最有生产力的方式分配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从而为整个社会创造财富。他认为，每个实业家和商人在市场上的行为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是出于善心。但是——这就是一个关键点——只有这些以利己主义为目的的交换行为才会产生“理想”的结果，就好像每个参与者都被“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成一个并非他本意的结局”。

瞧瞧，这就是市场上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其让每个人都从中受益。难怪那些自由市场信徒们视《国富论》为圣经。据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手提包里就带着一本。

自斯密的书出版以来，就出现了许多解读。我觉得克里斯·罗杰斯（Chris Rogers）在2014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及其替代品》（Capit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中提出的见解特别有见地。罗杰斯指出斯密从不相信市场会解决社会中所有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但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支持者所忽视。斯密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提到的市场参与者在为自己的利益行事时并不是真正的自私；他们都有很强的道德原则，相互同情。斯密还坚称，国家对经济的运行是至关重要的。国家的作用是创造和维护稳定和平的条件，以便分工和公平贸易得以进行。只有财产权和国界得到保护，才能让“看不见的手”完成它的工作。

亚当·斯密从来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经在他的主要作品《资本论》中使用过，就在其1867年出版的第一卷，也是最重要的一卷中。与斯密一样，马克思也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关键，他甚至说，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资本所有者所做的是榨取生产价值与支付给生产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额，即所谓的“剩余价值”。工人们可以自由地，以一定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劳动力，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自由有点儿像幻想，因为如果工人们不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那他们就只能靠被施舍或运气来填饱肚子，这些都不是合理或可接受的选择（罗杰斯解释）。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之间的关于市场份额和利润的竞争，往往会迫使工人的工资呈螺旋式下降。资本家也倾向于用机器取代劳动力，以提高生产率，这反过来又会迫使工人们失业。所有这些最终会导致生产过剩、贫困工人/消费者的需求不足，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自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和随后的全球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再没有以纯粹的形式存在。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和同一时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出现，资本主义被修改了，国家干预的力量变得很大。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中提出了“混合经济”的概念，此后，它确实是所有成功国家的经济良方。凯恩斯一直活到1946年，对当今所有国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在1944年制定布雷顿森林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建立了固定汇率制度，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方面，有点保守的（即自由市场支持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当时也宣称：“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从那时起，政治家和评论家们都重复了这一陈词滥调。

当然，今天分析人士、学者和政治家们仍在就如何推进经济政策展开辩论，但往往是关于细节而不是原则。在保守派的角落，你会发现像里克·桑泰利（Rick Santelli）这样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金融记者和他的茶党朋友，在美国共和党的自由主义运动中支持所谓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在自由派的角落里，你可能会发现，有像反对紧缩政策的倡导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和最引人注目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样的经济学家。

为《纽约时报》撰稿的克鲁格曼强烈支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如以提高最低工资和完善福利制度的形式缓解不平等。他曾公开表示，多达50%的国家经济份额是可以接受的，就像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他提出的解决国债危机的办法，就像希腊的解决方案一样，通常只是简单地免除债务，以恢复经济增长。和其他自由派一样，克鲁格曼倾向于在美国民主党和欧洲同等的社会民主党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选择混合经济，是因为混合经济已经表明了人们想要的结果：在私营经济中有大量的创新、增长和就业机会，但是国家通过对企业的严格监管、垄断控制、消费者保护措施以及社会政策等形式的干预来减少不平等。国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私营经济抓住了机会。互联网是由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以国家资助的一个项目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用于学术界。但看看私营经济从其中发现赚钱的前景时发生了什么——比如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Facebook……这份名单实在是太长了。

保守派和自由派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是永远不会结束的。人们只要有不同的利益、理想和价值观，就会提出不同的理念和理论推广它们。这就是经济和政治令人激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