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不幽默的人生与幽默的《我是猫》
常言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确，关羽过五关斩六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岳飞枪挑小梁王，孙猴子大闹天宫，真刀真枪，铁拳金箍棒，斩、挑、打、闹，人家就是厉害，耍嘴皮子没用。文人则另当别论，就连李白杜甫都曾遭受过严厉的指责和批判。到了近现代文坛，就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凡事总有例外。例如事关鲁迅，大体众望所归，世所公认。类似情形放在日本，那就是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无疑是日本近现代文坛翘楚，百年独步，一骑绝尘。或被称为文豪：“最大的文豪”“文豪中的文豪”；或被尊为先生：“夏目先生”“漱石先生”；或被誉为“国民作家”以至“漱石山脉”。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说：如果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家中投票选出十位“国民作家”，那么“夏目漱石无疑位居其首”。实际上《朝日新闻》也曾主办过这样的投票活动，请国民投票选出一千年以来最受欢迎的五十位日本文学家。其结果，两万多张选票中，夏目漱石果然以3516票位居其首。以作品而言，其长篇小说《心》至今仍跻身于日本中学生最喜欢的十部作品之列，其中几节被选入高中《国语》教科书。这意味着，日本人几乎没有人不曾读过夏目漱石，一如鲁迅之于中国人。
说起来，鲁迅对夏目漱石的评价相当高。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那篇文章中，鲁迅说他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中，“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并亲自动手翻译了夏目漱石的两个短篇，收入他和周作人合编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在书中《关于作者的说明》里面，鲁迅说：“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登在俳偕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当世无与匹者”的夏目漱石于一八六七年一月出生于江户（现东京），是家中第八个孩子。父亲夏目直克是幕府时期一个底层官员（“名主”，类似中国过去的里长或现在的村长）。漱石上面有四个哥哥。其时日本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由长子继承全部家业，因此长子最为重要，次子后备，三子往下往往送给没有男孩的人家当养子。加上漱石生母年纪大而奶水不足，漱石出生不久即被送走。漱石当时不叫漱石，因为他出生的时辰（申日申时）据说日后会当偷钱的大偷（“大泥棒”），所以取名为“金之助”——天生有金相助怎么可能偷人家的钱呢？说巧也巧，一九八四年至二〇〇四年，他的头像赫然出现在日币1000元纸钞上，直接同金钱“相依为命”达二十年之久。但作为事实，漱石在世四十九年，金钱却几乎不曾助力于他。较之“金之助”，莫如说“金无助”。而且一出生就孤苦无助。
第一次把漱石收为养子的，是一家旧家具店。漱石的姐姐一次从店门前经过时，发现自己的弟弟被装在篓里挂在店檐，觉得很不忍心，一度抱回家来。但由于他晚间总是哭个不停，惹得父亲心烦，于是不久又把他送出家门。第二次当养子去的人家姓盐原，漱石因之改姓，为盐原金之助。养父盐原昌之助年轻时在夏目家做过工读生（“書生”），夫妇没有子女，对金之助十分疼爱，给他买他喜欢的玩具、剪影画，还领他去看戏。那期间养父母每每问他：“你真正的父亲母亲是谁？”这段生活后来出现在《道草》等作品中。长到十岁时，因养父母离婚而在仍姓盐原的情况下返回作为生身之家的夏目家。到了二十二岁，由于大哥二哥相继死于肺结核，而三哥因性情懦弱而不为父亲看重，所以生父又出钱把他“赎”回夏目家，恢复夏目姓。如此这般，对漱石来说，一生都没有和“真正的父母”一起生活的温暖家庭。进而言之，无论家庭还是学校，无论母国日本还是留学去的英国，哪里都没有“自己的场所”——他日后在多部小说中都写到这种人之悲情。
漱石八岁上学。十五岁从东京府立第一中学校中途退学，转入二松学舍学了一年“汉学”（中国古籍）。一年后退学进入成立学舍学他“讨厌的英语”。而后考入大学预科第一高等中学（一高），进而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
漱石“脑袋好使”，但身体不太好，一直体弱多病。读预科时刚入学就得了盲肠炎，两年后又得了腹膜炎，未能参加期末考试，留了一级。一八九三年（二十七岁）大学毕业后一边兼职当英语教师一边读研。读研期间不幸感冒吐血，被诊断为初期结核。一八九五年（二十九岁）离京去爱媛县松山中学任英语教师。日后以这段经历为基础创作了《哥儿》。一八九六年（三十岁）去熊本县第五高等学校（高中）任教，同年和中根镜子结婚。镜子夫人流产后一度歇斯底里发作而投河自杀未遂。加之漱石未能适应新的教职，一时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一九〇〇年（三十四岁）受文部省派遣赴英留学。留学期间神经衰弱日益加重，以致文部省一度判断他“精神有异常症状”几乎令其回国。而且生活贫苦，有时不得不省掉午饭。用漱石自己的话说：“在伦敦生活的两年，乃是最不愉快的两年。在英国绅士之间，我就像与群狼为伍的一只狮子狗，活得可怜兮兮。”（《文学论·序》）两年后贫病交加的留学生活终于结束，于一九〇三年一月乘船返回日本。留学期间的生活、学习体验散见于《伦敦消息》《伦敦塔》《道草》和《文学论》。
回国后目睹家中惨状，使他不得不下决心赚钱养家。但工作从四月开始，那之前的生活费、搬家费、家具费等费用花光了熊本退职金，经济上捉襟见肘。更糟糕的是，回国不出半年，漱石精神状态每况愈下，时有幻听幻觉出现。据其夫人镜子后来回忆，深更半夜发起脾气来，身边有什么扔什么。孩子一哭他也发火。还有时自己一个人气呼呼出门走来走去。全然奈何不得。最后竟把夫人赶回了娘家（参阅夏目镜子述、松冈让笔录《漱石の思い出》）。此外还患有严重的痔疮和胃溃疡，不止一次住院甚至病危。最后死于胃溃疡导致的胃出血，享年四十九周岁。
如上所述，漱石一生不仅体弱多病，而且大部分时间穷困潦倒。上大学靠的是每月六元（日元，下同）的国家助学贷款（说巧也巧，我上大学时靠的也是六元，六元助学金。这意味着，我国六七十年代同日本一二十年代的钞票面额价值大体相等）。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兼职任教期间，年薪四百五十日元，平均每月三十七元五角。其中七元五角用来偿还助学贷款，十元寄给父亲，每月生活费仅仅二十元。其中买书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加之孩子陆续降生——漱石有七个孩子，两男五女——生计入不敷出，为了节省开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搬家租便宜些的房子。即使后来稳定下来了，据漱石之子夏目伸六回忆，三面是玻璃拉门的书房冬天刮风时甚至有雪花一片片飞进来，而漱石连一个小火炉也舍不得用。外出只有一套西装，在家只有一身和服（参阅夏目伸六《父·夏目漱石》）。
总之，漱石的一生基本没有多少笑声，并不充满幽默。而他却写出了《我是猫》《哥儿》这般幽默的小说。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至少最初的原因——是他想从精神郁闷中解脱出来。前面已经说了，漱石患有多种疾病，严重的精神衰弱和幻听幻觉等症状使他长期处于抑郁、苦闷状态。换言之，他试图以《我是猫》中的幽默冲淡自己的黯淡心情。
《我是猫》（以下大多简称《猫》）创作于一九〇五年，是漱石文学生涯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就是说，漱石是以幽默色彩登上日本文坛的。作为小说作品，《猫》没有浑然一体的叙事结构，没有跌宕曲折的情节设计，没有主次分明的人物配置。说痛快些，《猫》讲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较之故事或事件本身，其中心点更在于面对事件的出场人物的种种言说、姿态及其心理变化。小说舞台也很简单，属于典型的“室内剧”——美学家迷亭、理学家水岛寒月、诗人越智东风和哲学家八木独仙等人在英语教师苦沙弥家里“侃大山”或“神聊”。人人口若悬河，个个口吐珠玑，争先恐后，妙趣横生。而这些都被苦沙弥家的一只猫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不时加以点评，而其所见所闻所想同样妙趣横生。说极端些，不仅每一节每一段，甚至每一句每一行都富有妙趣，都那般诙谐、那般机智、那般幽默。读之，时而忍俊不禁，时而哑然失笑，时而悠然心会，时而大叫快哉。鲁迅说的“轻快洒脱，富于机智”，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幽默。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猫》是幽默小说。倘大略区分，或可分为三种：苦涩的幽默、辛辣的幽默、博学的幽默。
其一，苦涩的幽默。
例如通过猫眼描述的苦沙弥。苦沙弥是教师，而且和我一样是外语教师。一百多年前的日本，懂外语的教师是极少的。但猫还是瞧不起外语教师，不，瞧不起所有教师。喏，书房里的教师在猫眼里是这样子的：“我辈时而蹑手蹑脚窥看他的书斋：他经常睡午觉，不时把口水淌在打开的书上。他胃不好，皮肤带有淡黄色，没有弹力，显出缺乏活力的征候。然而甚是能吃。大吃之后又吃淀粉酶。吃完后打开书本。看了两三页就犯困。口水淌在书上。这是他每晚周而复始的功课。虽然是猫，但我辈也时有所思：教师这东西委实自在得很。倘生而为人，非当教师不可。既然这般躺躺歪歪也能胜任，那么猫也未必不行。尽管如此，若让主人说来，再没有比当教师更痛苦的了。每次有朋友来，他都这个那个抱怨一番。”
说实话，这段话看得我心有不爽。很想抗议说当教师很不容易的哟，又要请学生给自己上的课打分，又要巧立项目写论文且要至少在C刊发表才算数，又要恪守单独指导女研究生时一定要留门缝以供窥看的规定……不过话说回来，教师如我，在书房躺躺歪歪倒也是事实。所幸时下暂无中风症候，伏案打盹时尚不至于把口水淌在书上。对了，忘记说了，为了翻译《我是猫》，家里特意养了一只猫，任它在若干房间随便出入。但译完这段话之后，我再也不许猫进书房窥看。有时发现它在案前椅子上躺躺歪歪犯困——尽管没淌口水——就一把将它整个掀到地板上去。它爬起来并不马上离开，必定抬头白我一眼或瞪我数秒，这才一步三扭地扭着水蛇腰讪讪走了。我不愿意让它歪曲事实诋毁教师声誉。哼，躺躺歪歪怎么了？躺躺歪歪也在绞尽脑汁琢磨写论文，也在搜肠刮肚想词儿翻译《我是猫》。和尔等无名猫辈躺躺歪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以猫之心度人之腹，一边儿玩儿去！
《我是猫》的猫不仅进书房窥看主人苦沙弥先生，还进卧室窥看先生夫人睡觉：“夫人把吃奶孩子扔出一尺多远，张着嘴，打着鼾，枕也没枕。以人而言，若问什么最难看，我辈以为再没有比张嘴睡觉更不得体的了。我等猫们，一辈子都不曾这般丢人现眼。说到底，嘴是发音工具，鼻是为了吐纳空气……不说别的，万一从天花板掉下老鼠屎来何其危险！”看到这里，爱猫族、铲屎官们可得当心了：千万别让猫进卧室，家丑不可外扬！说来也怪，较之书房，猫——我家这只——更中意进卧室。一次我半夜去卫生间回来，月光下但见它不偏不倚大模大样躺在我的床铺正中，全然旁若无人。从此以后，睡觉前一定把它骗进厨房关禁闭。后爪踢门也好，前爪挠门也罢，一概置之不理。
不用说，苦涩的幽默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自嘲、一种自我调侃。其中渗出的大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堪与无奈。不是吗？在那个推崇西洋文明的“文明开化”时代，说起在某种程度上可谓西洋文明化身的外语教师，一般人难免认为多么绅士、多么优雅、多么文明。而书中实际表现出来的，不过是“把口水淌在书上”的窘相。其夫人的表现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丑态百出，竟到了“丢人现眼”的地步。这在深层次上未尝不是一种隐喻、讽喻：西洋文明果然文明吗？不信，请看这等言必称希腊的所谓文明人好了！
其二，辛辣的幽默。
相比于外语教师以至西洋文明，作者的笔锋所向，更是社会上流行的金钱万能主义。作为金钱万能主义的化身出场的，是实业家金田、金田夫人及其女儿富子。“刚刚去了一个实业家那里，听他说要想赚钱必须使用三角术——不要义理、不要人情、不要脸——如此构成三角。”猫听得来苦沙弥家的一个来访客人这样说道。美学家迷亭赶紧说出企业家的名字：“金田某某算什么呀，不就是在钞票上安上鼻子眼睛吗？以奇警之语形容，他不过是一个活钞票罢了。既是活钞票的女儿，那么不外乎是活支票吧？……活支票纵然有成千上万张之多，也必然灰飞烟灭。因此，对于寒月，那么不般配的女性是不行的。我不同意。那好比百兽之中最聪明的大象和最贪婪的猪娃结婚。”
实业家金田一家三人，比之见诸金田父女的幽默，描述尤为辛辣的是金田夫人的鼻子。且看猫的观察：“年龄大约四十刚过，前面的头发如防洪河堤一般从后退的发际巍然耸起，致使面庞长度的至少二分之一朝上探出。眼睛以开凿出来的坡路那样的倾斜度呈直线吊起，左右对峙。所谓直线，是形容眼睛比鲸鱼眼还要细。惟独鼻子大得出奇，仿佛将别人的鼻子偷来安上脸盘正中，又如把招魂社的石灯笼搬来自家三坪小院。显得惟我独尊，却又好像心神不定。鼻子是所谓鹰钩鼻，一度无限拔起，而后自知过分而中途变得谦恭起来。及至鼻端，已然失去最初的气势而颓然下垂，窥视下面的双唇。因了如此独具一格的鼻子，以致此女说话时较之唇动，莫如说是鼻动——只能这么认为。我辈为了向其伟大的鼻子致以敬意，打算从今往后称此女为鼻子鼻子。”
如何，够辛辣的吧？客观说来，和人的鼻子相比，猫的鼻子的确不够突出，因而人的鼻子在猫眼里显得不无诡异：“又如把招魂社的石灯笼搬来自家三坪小院。”东京招魂社后来改称靖国神社。由此亦可看出，作者不仅通过金田一家三口而对金钱万能主义冷嘲热讽口诛笔伐，而且顺便把作为军国主义象征的靖国神社不动神色地揶揄一番。此外还借主人公苦沙弥之口揶揄过大和魂：“大和魂！报纸宣称；大和魂！小偷说道……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鱼铺阿银有大和魂。骗子、投机商、杀人犯也有大和魂。”继续说“鼻子”。以情节而言，“鼻子”即金田夫人，是为了女儿富子和理学士水岛寒月的婚事而来苦沙弥家打探水岛寒月何时能拿到博士学位的，可以说是这部长篇最有故事性的一条线，按常规完全可以发展成一个精彩的世俗性故事。然而作者意不在此，而在于借此表达自己对金钱万能主义的深恶痛绝。而其吸引人的手法即是幽默，辛辣的幽默。音在画外，意在言外，寓庄于谐，寓讽于喻。正可谓电光石火，随机生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读来如热天冷饮，畅快淋漓，不时莞尔一笑。说句题外话，中国现代小说中，较之佩服漱石的鲁迅，钱锺书的《围城》或可近之。
其三，博学的幽默。
猫眼所见所闻的主人公们，一方面对金田、富子、“鼻子”等“活钞票”“活支票”们百般奚落挖苦，一方面对知识和学问推崇备至。迷亭以古希腊种种赛事为证，谓大凡技艺表演都能得到报酬或赏赐，惟独知识例外。“假如作为对知识的报酬给予物品，就不能不给予比知识更有价值的东西。可是世上有超过知识的珍宝吗？若给的不对，结果只能损害知识。对于知识，他们想把财宝箱堆得和奥林匹克一般、把克洛伊索斯（吕底亚王朝最后一任国王）的财富倾倒一空来提供相应的报酬，然而无论怎么考虑都不能与之相配。洞察这一点之后，决定什么也不给，利利索索。”自不待言，书中几位主人公或语言学或美学或理学或文学或哲学，无不是博学之士。但小说毕竟不是《十万个为什么》，在这里，几乎所有知识点都带有诙谐色彩，姑且说是博学的幽默。
再次以因“鼻子”而引起关注的鼻子为例。此刻，猫正在侧耳倾听美学家迷亭就鼻子的形成侃侃而谈：“众所周知，根据进化论的核心原则，这一局部为了适应刺激而发达得同其他部分不成比例。皮也自然变厚，肉也逐渐变实，终于凝而为骨。……骨形成了就有鼻涕出来，出来了就不得不擤。在此作用之下，骨的左右便受到削减，变得细细高高隆之起之。作用委实可怕。一如水滴石穿，一如宾头颅（宾头颅尊者，十六罗汉之首）的头颅大发光明，一如奇香化为奇臭之喻，鼻梁便是如此变得坚挺笔直。”当理学士寒月指出“可你的那个却是鼓鼓囊囊的哟！”之时，迷亭又以其博学辩解说：“古人之中，苏格拉底、哥尔德斯密斯或者萨克雷的鼻子，其结构都乏善可陈。而惟其乏善可陈，自有其讨人喜爱之处。所谓鼻不以高为贵，而以奇为贵，恐怕即由此而来。俗话说鼻子不如丸子——从审美价值来说，我以为我迷亭这个程度的有可能恰到好处。”
如此这般，猫的主人苦沙弥家俨然知识沙龙，忽而古希腊荷马史诗，忽而中国禅学《碧岩录》；忽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安德烈·德尔·萨托，忽而英国文学家哥尔德斯密斯、萨克雷；忽而俳句忽而汉诗忽而古文忽而新体诗。就连理学士兼美男子水岛寒月的讲演或博士论文题目也博学与幽默兼而有之：忽而研究“吊颈（上吊）力学”，忽而“论橡籽的坚实度兼论天体的运行”，忽而“论紫外线对于青蛙眼球电动作用的影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自不待言，所有出场人物的博学，都是作者漱石一人的博学。漱石何以博学？据其夫人回忆，新婚第一天漱石就对她宣告：“俺是学者，必须努力学习，所以顾不上你的，这点希望你理解。”即使月薪八十元时，买书也要用掉二十元，以致不得不一再搬家把房租降到十三元。惟其博学，写作当中也才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如入无人之境。实际上其夫人也回忆说除了去世前两年，漱石的写作也没显得多么搜肠刮肚抓耳挠腮，晚饭后坐在桌前写到半夜十一二点，负重若轻，“一气呵成”。漱石的外孙女半藤末利子也回忆说母亲从未见过漱石为写小说而唉声叹气。“早稻田家里，无论孩子们在书房檐廊里多么吵吵嚷嚷跑来跑去，漱石也若无其事地写小说写个不止。”（参阅夏目镜子述、松冈让笔录《漱石的思い出》）更难得的是，作者能把博学与幽默结合得如此巧妙，庶几读之毫无单调乏味之感，亦无浅薄庸俗之气，而让人觉得知识和学问居然如此可近可亲妙趣横生，如此目不暇接引人入胜。
下面谈谈《我是猫》的文体，它的语言风格或者行文特色。
日本有学者认为，一如屠格涅夫、福楼拜分别以其文体的纯正在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夏目漱石的文体也对日语、对日本文学有伟大的贡献。“先生是当今我国诞生的唯一的文体家。其文格的相对纯正、其文体的至为娴熟，纵使在我国整个文学史上也鲜乎其有。”（赤木桁本《夏目漱石》）
文章开篇已经提及，日本近现代作家中，村上特别欣赏漱石。他说：“在那样的‘国民作家’当中，我个人喜好的是夏目漱石和谷崎润一郎。其次——尽管多少拉开距离——对芥川龙之介怀有好意。森鸥外固然不差，但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其行文风格未免过于经典和缺乏动感。就川端的作品而言，老实说，我喜欢不来。当然这并非不承认其文学价值，他作为小说家的实力也是认可的。但对于其小说世界的形态，我个人则无法怀有共鸣。”显而易见，即使同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相比，同也有文豪之称的与漱石同代的森鸥外相比，村上也最喜欢夏目漱石。村上在其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甚至以大约两页半的篇幅谈及漱石本人也不看好的中篇小说《矿工》（坑夫），并在承认其“文字也较粗糙”的同时给予正面评价——大岛对名叫乌鸦的少年田村卡夫卡这样说道：“比如你为漱石的《矿工》所吸引。因为那里边有《心》和《三四郎》那样的完美作品所没有的吸引力。你发现了那部作品。换言之，那部作品发现了你。舒伯特的《D大调奏鸣曲》也是如此，那里边具有惟独那部作品才有的拨动人心弦的方式。”
那么村上春树最喜欢、最看重的是漱石作品的什么呢？
一个是其中的人物。请看村上在其自传式随笔《作为职业的小说家》中的表述：“以日本的小说而言，夏目漱石小说中出现的人委实多姿多彩，富有魅力。即使稍稍露面的人物也栩栩如生，有其独特的存在感。他们发出的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无不奇异地留在心间。我读漱石的小说每每心悦诚服的是，‘因为这里有必要出现这样一个人物，所以大致推出一个来’——类似这种权宜性出场人物几乎一个也没出场。那不是用脑袋琢磨出来的小说，而是切切实实有‘体感’的小说。不妨说，每一个句子都是‘自掏腰包’的。那样的小说，读起来就有一一值得信赖的地方，能让人放心地读下去。”
不过同人物相比，更让村上喜欢和看重的，无疑是漱石的文体。村上在同一本书中说道：“无论夏目漱石的文体还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文体，如今都已成了经典，都已作为一种参照（reference）发挥作用。漱石也好海明威也好，其文体屡屡受到同时代人的批判，有时还被揶揄。对两人的文体（style）怀有强烈不快感的人当时也不在少数（其中多数是当时的文化精英）。然而时至今日，他们的文体已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标准（standard）。假如没有他们构筑的文体，现今的日本小说和美国小说的文体，我觉得或许多少有所不同。进一步说来，漱石和海明威的文体，有可能已经被作为日本人或美国人Psyche（心灵、灵魂，希腊语）的一部分纳入其中。”村上在其新作《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这部访谈集中说得也很明确：“以文体评价而言，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夏目漱石到底成一个主轴。并不是对其所有作品都给予高度评价，但漱石确立的文体，之后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动摇。志贺直哉、谷崎、川端，那种新文学提案某种程度上是有的，当然也出现几个像是另类的人，但足以动摇夏目漱石文体的突出存在没能找见。我想这怕是一个问题。印象中，无论如何都是观念性、思想性的东西受人青睐，而文体总是等而下之。”概而言之，漱石作为文体家，其地位无可撼动，无人可出其右。
不妨断言，村上之所以喜欢漱石，之所以把漱石列为日本“国民作家”之首，主要不是因为漱石故事写得好，更不是因其作品的“观念性、思想性”，而是因为其行文风格或文体——村上始终认为“文体就是一切”——至于漱石的文体究竟好在哪里或者其文体特色是什么，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村上似乎没有明说。好在同样欣赏漱石的鲁迅明说了，说得相当明了：至少就《哥儿》《我是猫》而言，一是“文词精美”，二是“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正是在这点上“当世无与匹者”。
“文词精美”这一文体评价，除了《矿工》“文字比较粗糙”，可以通用于漱石所有作品，尤以《虞美人草》出色；而“轻快洒脱，富于机智”则在《哥儿》《我是猫》有分外充沛的表现。“轻快洒脱”，换个说法，或可说是富有节奏感或韵律感；“富于机智”，乃是一种风趣、妙趣、机趣、情趣，这里大多与幽默相关。愚钝产生不了幽默，幽默是机警、睿智的产儿。这样看来，作为《我是猫》的总体文体特色，似可概括为节奏感（韵律）、幽默感（机趣）、精美感（洗练）。幽默、幽默感，上面已经说得不少了，不再单独论述，而结合节奏感、精美感一并试举几例。
上面所举例子都是猫关于人的所见所闻所想，下面且看猫的自我描写、自我形容：“猫的脚虽有若无，无论走去哪里都从未发出笨重声响。如履晴空，如腾云雾，如水中击磬，如洞里鼓瑟，如品尝醍醐妙味，言诠之外，冷暖自知。没有凡庸洋楼，没有典范厨房，没有男仆，没有女佣，没有千金小姐，没有贴身侍女，没有鼻子夫人，没有夫人老公。去想去的地方，听想听的话语。而后伸伸舌头，摇摇尾巴，挺挺胡须，悠悠返回，如此而已。”如何？用词何其考究，精美、纯净，行文工整而富于变化，典雅而俏皮生动。以目读之，如流风回雪，千回百折，以口诵之，如倾珠泻玉，铿锵作响。而幽默感自始至终潜行其中。再看猫喝干两杯啤酒后的自我感觉：“身上逐渐变暖，眼睑变重，耳朵变热，想一唱为快，想喵喵起舞。主人啦迷亭啦独仙啦，统统一边儿玩去！很想挠一把金田老头儿，恨不得咬一口其夫人的鼻子，如此不一而足。最后想摇摇晃晃站起来，站起来又想踉踉跄跄走一走。感觉太妙了！还想去外面逛一逛。到了外面很想来一句月亮姐姐晚上好！委实乐不可支。”喏，行文错落有致，节奏抑扬顿挫，机智所在皆是，读起来如风行水上坂上走丸，一气流注无可抑勒。尤为难得的是，机智幽默而无轻佻之嫌，文词精美而无铺排之感，平明晓畅而无庸俗之气。以文体言之，如此“主轴”如此“突出存在”，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确“没能找见”“无与匹者”。自出机杼，横绝一时。足以垂范后学，率模天下。
那么，这样的漱石文体是如何形成的呢？漱石阅读量大，记忆力好，博学强记。且有语言天赋，对语言表达分外敏感，同时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学悟性。作为母语的日语、作为专业的英语自不必说，对“汉学”亦颇有造诣。私见以为，其文体的形成乃是日语、汉学和英文相互作用的结果，汉学尤其功不可没。
漱石在东京府第一中学读初中读不到三年突然退学，转入主要讲授汉学的二松学舍——此前曾短期上过类似私塾的“汉学塾”——就读于二松学舍那一年间，“先生的汉学研究似乎同样是从经书方面入手，但由衷耽读的当是唐宋诸家诗文。从那时开始就特别喜欢陶渊明写的东西。”（赤木桁平《夏目漱石》）仅仅学了一年就在大约十五岁时写出了这样两首汉诗。一首题为《鸿台》：鸿台冒晓访禅扉，孤磬沉沉断续微。一叩一推人不答，惊鸦撩乱掠门飞。另一首题为《离愁》：离愁别恨梦寥寥，杨柳如烟翠堆遥。几岁春江分袂后，依稀纤月照红桥。怎么样，相当说得过去吧？别人如何不敢妄言，反正我这个以汉语为母语的汉族中国人，即使这把年纪了也写不出来。不仅如此，漱石二十三岁那年还首次以“漱石”之名为日本著名俳人正冈子规的《七草集》附写了九首汉诗。同一年又以汉文写了题为《木屑集》的游记。“以文体而言，整体上带有唐宋诸家风格，行文畅达，措辞瑰丽。先生本人也曾向笔者说‘余之文学功力或由此得来’。总之，作为二十三岁的青年，已经显示了值得惊讶的汉学造诣。”（出处同前）而且，漱石对于汉诗文的憧憬和创作与之相伴终生，可以说是与小说创作并驾齐驱的之于他的“文学”双翼。甚至，对于漱石，说起“文学”，首先是汉诗。
而这样的汉学造诣不可能不对漱石小说创作的文体产生积极影响。索性再举两个例子。《猫》第十一章，猫听得主人苦沙弥这样一番高谈阔论：“趁人不注意掏其腰包是谓扒手，趁人不小心刺探其心事是谓密探，趁人不知之时卸掉其木板套窗偷其物品是谓毛贼。把大砍刀插在榻榻米上硬抢人家钱财，是谓强盗；罗列恫吓性词语强迫人家就范，是谓侦探……如若听之任之，即是助纣为孽，决不可姑息养奸！”再看哲学家八木独仙君之语：“所以说贫时缚于贫，富时缚于富，忧时缚于忧，喜时缚于喜。才子毙于才，智者败于智。”喏，无论修辞方式，还是节奏（韵律）掌控，抑或整体构思，无不明显带有“唐宋诸家风格”。时而独步高蹈，时而浅唱低吟，时而警句迭出，时而悠然徘徊。击首尾应，击尾首应，起承转合，一鼓作气，深得中国古典诗文之妙。其夫子自道“余之文学功力或由此得来”，绝非一时虚言。
汉学情况如此，那么英文呢？前面说了，英文是漱石的专业，在东京帝国大学接替“归化”日本的英国学者、作家小泉八云讲授英国文学，水准可想而知。不过据漱石之子夏目伸六回忆，漱石“从小就喜欢汉文而大大讨厌英语”。上初中时，当时的初中分“正则”和“变则”两部，后者学英语，前者几乎没有英语课，漱石选择的是前者“正则”部。只是为了考东大预科，后来才从二松学舍退学而转校学英语，在预科读到三年级时才粗通英语。考东大时，作为志愿本来想学建筑，而在好友的劝说下转而学英文。“至于国语和汉文，觉得没什么研究的必要了，于是决定专攻英国文学。”并且很快显示出英语实力，开始崭露头角。正冈子规夸他“讲蛮语（英语）如讲邦语（日语）”，在学期间曾被外籍英语主讲教师指名翻译日本古典散文《方丈记》。两年留英期间，第一年大量阅读英国文学书籍，几乎整天闷在客舍一室手不释卷。“回头清点那期间所读书籍数量，父亲不禁为自己的涉猎之广感到惊讶。”漱石自己也说是“一生中最为积极最为真诚地持续从事研究的时期”。第二年较之英国文学，关注更多的是文学本身的问题：在根本上文学究竟是什么？开始为撰写《文学论》查阅英文相关文献和做读书笔记。尽管如此，漱石还是不喜欢英语。回国三年后从东大辞职而应邀进入朝日新闻报社之际，漱石在信中坦率承认自己：“最为讨厌英国，世界上没有那么心术不正举止轻佻的国民。靠英语吃饭真是遗憾得不得了。现在终于离开英语，心情豁然开朗。”夏目伸六说他父亲：“尽管对英语及英国文学具有那般浑厚的造诣，但仍不能由衷感到亲切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夏目伸六《父·夏目漱石》）
反过来说，尽管漱石那么讨厌英国和英语，但对英语和英国文学无疑有深厚的造诣。这点从他回国后在东大任教三年间担任的课程亦可看出。翻阅漱石的弟子赤木桁平的漱石研究专著《夏目漱石》，漱石作为英语讲师所任课程有文学形式论（包括诗歌韵律研究），有文学论。而后继之以英国文学史，同时讲授莎士比亚，从《奥赛罗》讲到《威尼斯商人》。而且深受学生欢迎，“二十号大教室经常挤得满满的”。不过为中国人，知晓的恐怕更是他让学生翻译“I love you”的名人逸事。学生当然都翻译“我爱你”（君を愛する）。漱石说日本人怎么可能这样讲话呢？“月色很美”（月が綺麗ですね），足矣足矣！
这样的英语和英国文学造诣不能不对漱石的文学创作、对其文体产生某种影响。最为显而易见的，窃以为即是幽默、幽默感。相对说来，无论中国古典文学（汉文）还是日本文学，都较为缺乏幽默传统、幽默元素。文艺评论家高山樗牛尝言：“古往今来，我国文学家鲜有幽默者……即使偶然见得，也很浅薄，其意大多低俗。我等每每将幽默的缺乏作为我国文学的一个短处而为之叹息。”（转引自赤木桁平《夏目漱石》）然而毋庸赘述，《猫》最让人称快的特色，最主要的魅力就是幽默。左右逢源，俯拾皆是，从容不迫，一以贯之。而且绝无浅薄低俗之嫌。其背后有着丰饶的想象力、深厚的学养、高迈的见识、文人的情趣、敏锐的心灵，以及对人、对人生的爱。即使冷嘲热讽，也不失却温暖的同情、宽厚的理解，以至近乎凄怆的悲悯。惟其如此，作为《猫》的阅读体验，才不至于感到尖酸苛刻寒气袭人，而不时觉出一丝温馨、一分悠闲、一种静谧——这样的幽默，不难推断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每以幽默之长的英语修辞和英国文学。当然这归终属于一定程度上的，并非与日本文学传统无缘。毕竟，漱石所喜爱和擅长的俳句往往出之于诙谐。而书中的幽默闪烁的禅机，显然来自中国的禅学（实际上漱石也曾坐禅）。
说到文体，众所周知，村上是个文体家，日本当代文体家。他说：“实不相瞒，我本身也是在其他语言体系（system）的强烈影响下构筑自己文体之人中的一个。”（村上《为了年轻读者的日本短篇小说导读》）村上虽非英语科班出身，但从小就喜欢英语——不同于漱石从小就讨厌英语——中学阶段能看英语原版小说了，成为作家后还翻译过许多美国当代小说。这也进一步说明，一个精通外语的作家，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完全不受外语“语言体系”的影响是不大可能的。不过就漱石来说，较之作为英语“语言体系”的句子结构方面的有形影响，恐怕更是超脱于语言体系的作为整体风格的影响，而最终化为浑然天就的幽默文体。
概言之，漱石文体乃是和汉洋的综合产物。比较说来，汉诗文（中国古籍）主要影响其行文的节奏（韵律）、修辞、结构以至文章的筋骨，英国文学则增加其丰沛的“绅士”情趣和幽默感。当然，二者都有赖于漱石炉火纯青的母语功力，有赖于出类拔萃的语言天赋和文学才华。正因如此，和、汉、洋才能在交融互汇当中产生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迸发出新的文体元素火花——漱石文体诞生了！
是的，不是文体家的文学家就不是第一流的文学家，不是足以传世的作家。但漱石作为日本首席“国民作家”，仅仅是文体家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独立的人格、人格魅力，要有文人的风骨与操守。
风骨与操守，我以为恐怕主要来自他的禀性。其子夏目伸六在《父·夏目漱石》书中说漱石性格“天生执拗，没有通融性”，“认为自己将来根本不可能像一般人那样当官或当工薪人员不断窥看上司脸色行事”。加之后来对现实社会认识的逐渐加深以及读书形成的人文教养，从而使得他与世俗社会、与主流价值观保持距离。早在二十九岁在爱媛县松山中学当英语教员时就立志“做一个有骨气的文学家，拿起尖锐批判和深刻讽刺的笔”，并以汉诗述怀：“快刀斩断两头蛇，起挥纨扇对崔嵬。”（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致正冈子规书简）
从下面两件事亦不难看出他的这种骨气。漱石夫人夏目镜子回忆说，一九〇七年（四十一岁）创作《虞美人草》过程中接到总理大臣西园寺的请柬，请他参加招待知名文士的“雨声会”晚宴，而漱石在明信片上写了一首俳句谢绝了。俳句为“布谷鸟哟正如厕，实难起身赴宴去”。正写着，被来访的漱石夫人的妹夫看见了，说道：“对方是西园寺侯爵，用明信片谢绝太过分了吧？”漱石本人则丝毫不以为意：“此即足矣，足矣！”（参阅夏目镜子述，松冈让笔录《漱石の思い出》）另一件事是辞退博士学位。一九一一年（四十五岁）日本文部省决定授予森槐南、夏目漱石、幸田露伴、佐佐木信纲、有贺长雄五人以文学博士称号。漱石当即写信谢绝：“小生迄今为止乃是作为夏目某某行走于世，从今往后也希望作为夏目某某生活下去。故而不想奉接博士学位。”但文部省无视漱石的意愿，单方面将学位证书寄了过来，漱石马上寄回。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亲自登门相劝，漱石仍执意不从，以致不欢而散。其后不久他以“文艺委员欲何为”为题在《朝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表示反对政府设立文艺院的计划。理由是：作为文学家，一旦被政府机关管理，笔锋势必逐渐变钝，难以表达自由的想法。（参阅十川信介《夏目漱石》）
更重要的是，他将这样的风骨和操守付诸创作实践。《哥儿》中的哥儿富有正义感，宁肯牺牲个人利益也要打抱不平，更不肯在权势面前委曲求全。《我是猫》里面，尽管作者通过猫的视角对苦沙弥、迷亭、水岛寒月等出场人物的丑陋、猥琐、冷漠等日常生活表现以夸张的手法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也足够生动地表现出了他们不肯屈从于金钱、权势和高压的骨子里的清高、孤高，以及他们对奉行金钱万能主义、蔑视独立人格、倡导所谓西洋文明、“文明开化”的社会现实毫不留情的鞭挞和抨击。体现出了漱石作为“国民作家”的超尘脱俗的高蹈性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尤为可贵的是，他还在生命最后一年的一九一六年在《点头录》中批判了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认为那东西“不仅意义无从谈起，而且有害”。在《猫》中也通过猫鼠大战对日俄战争（“组织猫混成旅去挠俄兵”）、对日军指挥官东乡平八郎大将予以戏谑化——艺术地表明自己对国家体制、对社会主流风潮加以讽喻性批判的风骨与操守。
顺便补充一点，国内有学者认为漱石为了不从属于政治权力和官办学问而自动放弃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职位，毅然决然走上自食其力的职业作家道路。查阅相关史料，这里似有三点出入。一是，漱石从东大辞职时不是教授，而是讲师。二是，漱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职业作家，而是从朝日新闻社拿年薪的专属作家、“记者作家”。三是，从东大辞职而加盟朝日新闻社有经济上的原因。东大讲师年薪为800日元，朝日新闻社年薪2400日元，当时漱石已有六个子女，家庭负担较重。不过，漱石辞职之际东大已内定他为教授，而他仍执意辞职，这就涉及他辞职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漱石不仅不喜欢英语，而且不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他一再表示“想作罢的是教师，想做起的是创作”“我的神经天生不适于学校”“写讲义比死还难受”。甚至说教英语就好像汪汪学狗叫。尤其《猫》的发表使他意识到自己“异样的热块”终于破裂，创作欲一发不可遏止，更加坚定了他改行的决心。而正当这时朝日新闻社向他频频招手，于是漱石顺水推舟，成为朝日新闻社特殊的正式职员——不必上班，每年给报社写一部长篇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参阅夏目伸六《父·夏目漱石》）
最后让我引用多年前为拙译《心·哥儿》写的译序中的两段话来结束这篇本来已够唠叨的译后记。
漱石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很长，从三十八岁发表《我是猫》到四十九岁去世，也就是十年多一点时间，却给世人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作品。他步入文坛之时，自然主义文学已开始在日本流行，很快发展成为文坛主流。不过日本的自然主义不完全同于以法国作家左拉为代表的欧洲自然主义，缺乏波澜壮阔的社会场景，缺乏直面现实的凌厉攻势，缺乏粗犷遒劲的如橼文笔，而大多囿于个人生活及其周边环境的狭小天地，乐此不疲地直接暴露其中阴暗丑恶的部位和不无龌龊的个人心理，开后来风靡文坛的“私小说”“心境小说”的先河。具有东西方高度文化素养的漱石从一开始便同自然主义文学背道而驰，而以更广阔的视野、更超拔的高度、更有责任感而又游刃有余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人生，同森鸥外一并被称为既反自然主义又有别于“耽美派”和“白桦派”的“高踏派”“余裕派”，是日本近代文学真正的确立者和一代文学翘楚。随着漱石一九一六年去世及其《明暗》的中途绝笔，日本近代文学也落下了帷幕。
以行文风格和主要思想倾向划线，作品可分为明快、“外向”型和沉郁、“内向”型两类。前者集中于创作初期，以《我是猫》《哥儿》为代表，旁及《草枕》和《虞美人草》。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主要从理性和伦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提出质疑和批评。犀利的笔锋直触“文明”的种种弊端和人世的般般丑恶。语言如风行水上，流畅明快；幽默如万泉自涌，酣畅淋漓；妙语随机生发，警句触目皆是，颇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势。后者则分布于创作中期和后期，主要作品有《三四郎》《其后》《门》（前期三部曲）和《彼岸过迄》《行人》《心》（后期三部曲），以及绝笔之作《明暗》。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收回伸向社会的笔锋，转而指向人的内心，发掘近代人内心世界的不安、烦恼和苦闷，尤其注重剖析近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无奈与孤独，竭力寻觅超越“自我”、自私而委身于“天”的自在和谐之境（“则天去私”），表现出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执著、严肃的人生态度。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