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代性别隔离的界划：展现家庭
曹雪芹的经典长篇小说《红楼梦》，因其对清代贵族家庭生活的刻画而广为阅读与备受欣赏。张世军认为这类文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把《红楼梦》描述为其中的一个典型“庭院”。[1]小说最早出现于18世纪60年代中期，提供了错综复杂、形形色色的描绘，举凡丧葬与寿诞礼仪、药物学与烹饪的详细情况、家庭财政、服饰以及清代中期上层家庭奉行的礼仪等方面微小的细节，都有论述。然而，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红楼梦》不可避免地已经被人们以无数方式解读过了。在20世纪，这部清代小说又被引入挑战传统家庭结构的社会运动中去。相应地，小说叙述了恋爱—婚姻悲剧，对此，常见的解读是它批评了旧的家庭模式并暴露了其残忍性。1933年巴金在其长篇小说《家》中，通过有意识地批评旧式家庭结构，对《红楼梦》进行了老套、但很出名的模仿。直到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持续调用《红楼梦》进行社会改革的呼吁。1989年黄立新提到，《红楼梦》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2]1996年陈生永指出，小说标志着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这一“民主”思想的开端。[3]像这样将评论者的意图强加于曹雪芹的研究是经不住仔细推敲的。或许曹雪芹对十二位女性——十二钗——冗长的挽歌为当代读者呈现了一出伟大的文学悲剧，但这并不等同于对所有的家庭组织形式悉数进行社会批评。[4]譬如，鲜有批评者言之凿凿地把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与《哈姆莱特》当做反对君主制的宣传品。
小说远远不局限于描摹清代中期的家庭生活。它使我们借以了解清代文人学士的理想，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关闺阁的想象物。通过追踪描述一群贵族女性的日常生活，小说反映了清代中期的美学画面，也反映了男女有别之“别”的社会功能与道德功能。由于“别”的存在，年轻女性的生活与外部世界隔绝，尤其不与家庭成员以外的男性接触。[5]本章将讨论小说的一个特定层面，即对家庭生活形形色色的多面描绘。《红楼梦》显示出，精美的上层文化展现了一个性“别”得以实施的范围，中国的文人学士借以围绕男女有别的体制展开想象、理想化与浪漫化。曼素恩（Susan Mann）向我们表明18世纪彻底的男女有别延展到语言与文学领域的方式。她这样解释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思想：“男性与女性各有自己恰当的领域，而且女性话语永远不能超出闺阁范围。”[6]《红楼梦》印证了曼素恩的观点，它的确在文学和文本方面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男女之间隔离的重要性。正如本章将要揭示的那样，从绘画与书法世界或绘画与书法创作过程中得到象征与想象，也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媒介，小说通过它透露出清代中期文人学士对男女有别的欣赏，这种欣赏既有实物层面的，又有幻想领域的。
上层阶级男女有别的做法对男性起到微妙的心理作用——清代中期文人学士让他们的女人与世隔绝，以创造出庇护所，女性身处其间可以逃离公众的关注，同时也逃离自己的公众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她们的闺阁显得如同远离外部压力的天堂一样。“闺阁”在清代中期上层男性的写作中总是占有重要地位，曼给出了如下原因：
闺阁形象作为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领域，避开这个世界的关注与罪恶，承受过度压力的男性躲进去，远离尘世的纷扰。它是18世纪男性描写女性时一个强有力的喻词。就许多承受着以做学问为事业的压力的男性而言，女性似乎是稳定、秩序与纯洁的守护者。[7]
《红楼梦》将这一样式扩展到将闺阁神话化的地步。十二钗未婚时的世界是一个纯洁、天真的神奇乌托邦。贯穿整部小说的叙述张力表现为外部世界威胁并危及这一庇护所及其想象中的乌托邦生活方式。读者逐渐意识到威胁这一静谧的隐居天堂的危险；在这一过程中，绘画与书法发挥了关键作用。
曹雪芹通过将大量闺阁女性理想化，并将外部世界（男性和女性一并）妖魔化，进一步阐发了乌托邦式的闺阁概念。[8]最纯洁的女性是那些与男性及外部世界毫无接触者。曹雪芹用以表现这一点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男主人公贾宝玉实现的。自始至终我们都会读到贾宝玉坚持女孩纯洁、男孩污浊的观念。小说解释说：
他便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
（《红楼梦》第二十回，第335页）[9]
并且，他的理论还被进一步提炼，表明女孩儿一旦结婚，就丧失其纯洁性：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儿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红楼梦》第五十九回，第954页）
对闺阁中的女性，尤其是未婚女孩儿的理想化，在某种层面上是一种文学手法，用以夸张表现这些主要人物在与男性世界混合时面临的悲剧；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它又有提醒读者的作用，让读者注意这个虚无的天堂远离外部真实世界，其艰辛具有短暂性、临时性与可变性。正如高彦颐（Dorothy Ko）提醒我们的，内部与外部领域“彼此限定，相互构建”，而不是各自封闭隔离的。[10]关于这一点，曹雪芹笔下十二钗的悲剧是一个本身存在冲突的故事，冲突的双方一是对男女有别的理想化想象，二是内部隔离世界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现实。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通过在一个家庭内部构筑一个有形的边界，从而标注出了内在空间乌托邦式的纯洁与被贬低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分野。未婚女性在一个有围墙的园子——建在贾家宁、荣两府之间、并把两府连接起来的大观园——里面过着与世隔绝、诗情画意的生活。郝大维（David L．Hall）和安乐哲（Roger T．Ames）提醒我们，中国的学者也把私家园林看作“慰藉，重建的天堂，其围墙将外在周围地区难以驾驭、缺乏管教的混乱阻挡在外”。[11]因此，对一群年轻的贾家女性来说，大观园是内在王国中的内在王国，也是庇护所中的庇护所。郝大维和安乐哲指出，这种一再在庭院内部空地上筑居的辐射状体系是中国风景宇宙学的核心。[12]然而，柯律格（Craig Clunas）提示说，像大观园这样的私家园林，在哲学上与现实中作为“男性空间”的程度尚不够明显。[13]并且，他还特别提到，建造豪华、精致的园林意在向公众炫示财富、品味与声望；反过来，表演性的财富、品味与声望炫耀又需要懂得赞赏的观众。学者的园林因而是半公开的，而非完全与世隔绝的。[14]或许清代读者将年轻女性在大观园居住看做特例，它并不是18世纪园林使用的现实反映。《红楼梦》创造出来的、在幻想世界中逃避现实的意识，可能是她们入住大观园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园林空间部分男性气质的获得，可以借助它控制女性与女性气质作为美学化了的财产而得以实现。巫鸿指出，对女性及其活动的描述，与诸如园林、建筑等上层集团的视觉形象联系到一起。[15]浦安迪（Andrew Plaks）将大观园描述为“一个总结，中国整个园林艺术系列中的一副拼图；它也是一种文学方法，旨在呈现一个与世隔绝的仙境，在那里女性特有的天真与纯洁盛行。[16]
从一开始，大观园就被确立为“女性领域”。[17]它得以建造，是为了贾家的长女——贵妃贾元春，让这个破天荒回娘家省亲的女儿可以有得体的居处。它在小说中完成得相当早（第十七回），元春回宫后指示她的父亲，让女人气的贾宝玉及他的妹妹、堂姐妹、表姐妹到园子里长期居住，因而大观园成为小说剩余部分最主要的情节展开场所。[18]大观园的围墙标志着清代中期统治阶层理想化的男女有别，即将纯洁的女孩与不纯洁的其他种种人区隔开来。余英时在1978年的批评中指出，大观园是一个“女儿世界”，而它墙外的一切都是男人的世界。[19]
然而围墙却不断面临威胁，可能被男人及与他们如影随形的性欲突破；围墙起到的作用是提醒“性别隔离”的徒劳与多变性。诚如司徒安（Angela Zito）所言，“围墙是一个界线，但又是可以渗透的”，并且“构筑起一个影响了内与外的特定连接的区隔”。[20]柯律格指出，私家园林是这样一些场所，男性在那里进行象征性的退隐或避世，无需因彻底遁世苦行而冒“丢面子”的危险。[21]学者的园林既表示与尘世社会隔离，同时又与之一体化。事实上，大观园的围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贾家内与外两者之间充满着交流与相互影响，并且在一个虚无的层面上，象征着幻想与现实的联系中固有的可渗透性张力。浦安迪强调大观园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放大内与外双重领域相互影响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对园子的封闭状态与广阔的外部世界交替的清醒认识，构成了整部小说主要的结构方式”。[22]大观园粉刷过的围墙成为非真实与真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可传达性与交流的具体化体现，也是围墙内完美无瑕的非真实生活与围墙外面令人沮丧屈辱的真实生活的具体化体现。关于围墙所起的作用，人们恰恰认为它阻止了这种相互影响。事实上，宋淇（Stephen Soong）走得更远，他把大观园描述为“只存在于理想王国中保护女孩儿的堡垒”。[23]
有一段时期，大观园的围墙成功地阻止了外部世界的污浊与混乱进入众女孩儿的生活，但最终外部世界潜入大观园，悲剧接踵而至——大观园居住者分崩离析，然后每个人的悲剧逐一展开。玛丽·司各特（Mary Scott）将大观园的解体描述为整个贾氏家族走向衰败的最主要的象征。[24]非真实世界逐渐被真实世界同化。比如“三春”——三个年轻的堂姐妹，一旦离开大观园围墙的保护，每个人都面临悲剧。贾迎春在婚后几个月就被丈夫活活打死；贾探春嫁人后不久，夫家搬到远方，命中注定她永远不会再和自己的娘家人团聚；贾惜春试图逃脱婚姻的痛苦而出家为尼姑。十二钗中的其他年轻女性也悉数遭遇类似的妥协或死亡。一群流氓劫持了居住在大观园角落一个小庵里的年轻尼姑妙玉。仅有一个女孩儿死在了大观园里，她就是传统中国小说中的典型悲剧人物林黛玉，她死于肺病。黛玉奇特的死，恰巧与她的知己宝玉结婚的时辰一致；宝玉与另一个女孩儿薛宝钗结了婚。十二钗中悲剧真正发生在大观园具有保护性的围墙以内的情况仅此一例。关于这一点，王瑾指出，恰恰因为黛玉追求以死来保持自己的纯洁，“在徒劳地捍卫自我克制的纯洁的斗争中，黛玉必然选择加速迈向这一旅途终点的步伐。”[25]黛玉是不妥协的女英雄，她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纯洁，为实现这一目标，她不会离开大观园。这样一来，大观园的围墙与它们所代表的男女有别对小说达到悲剧性效果至为关键。
在本章中，我将论证绘画、书法及其艺术过程如何提供洞察的关键切入点，借以分析“女孩世界”的确立，它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以及对年轻女性实施的保护性隔离最终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艺术与艺术品在曹雪芹表现爱情与婚姻悲剧的小说叙述中起到必不可少的推动作用。正如下文将要提到的，它们被用做工具，借助它们，带有性别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包括纯洁与污浊、静谧与混乱、真实与非真实，都被清楚地显示了出来。[26]
[1] 张世军：《红楼梦庭院结构与文化意识》，《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1期，第97－114页。
[2] 黄立新：《明清婚姻自由的社会思潮与〈红楼梦〉》，《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4期，第29－35页。
[3] 陈生永：《封建时代中日两国妇女的悲歌：试比较〈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形象》，《韶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42－47页。
[4] 曹雪芹时代的艺术作品包含对成套出现的十二位女性的描绘，表明这种归类方式应当属于上层文化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在故宫博物院发现了雍正年间的名为“十二钗”的无名氏画作，具体讨论参见Wu Hung（巫鸿），The Double Screen：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p.201—20．
[5] 尽管本章探讨《红楼梦》对清代中期社会结构的阐述，我完全同意余国藩（Anthony Yu）关于小说的全部价值因其“虚构性作品”的身份而面临尴尬的论断。见Anthony Yu．Reading the Stone：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xi．
[6] 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19．
[7] 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49—50．
[8] 这一文学想象的关键问题在于，它代表了女性的无能为力与女性纯洁的贬值，其中女性纯洁被视为加强清代家庭美德的概念，并限制了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的绝大多数参与权。
[9] [清]曹雪芹著：《红楼梦》（校注本，全四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二十回，第335页。
[10] 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3．
[11] David L．Hall and Roger T．Ames．“The Cosmological Setting of Chinese Garden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and Designed Landscapes 18，No.3.1998，p.175．
[12] Ibid．，p.178．
[13] Craig Clunas．Fruitful Sites：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206．
[14] Ibid．，pp.94—95．
[15] Wu Hung，“Beyond Stereotypes：The Twelve Beauties in Qing Court Art an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in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by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323．亦可参见他在《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The Double Screen：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中对圆明园的讨论，在圆明园，显然园林是一个男性用其对园林的拥有权展现女性气质的地方。见Wu Hung，The Double Screen，p.206．
[16] Andrew Plaks．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187．柯律格与谢伯轲（Jerome Silbergeld）提醒我们不能将中国园林一概而论。这种均质化处理掩盖了园林艺术的地区差异与历史变迁，亦掩盖了园林文化的非精神性需求。参见Clunas，Fruitful Sites；Jerome Silbergeld，“Beyond Suzhou：Region and Memory in the Gardens of Sichuan”，The Art Bulletin 86，No.2（June 2004），pp.207—27”．
[17] 陈生永：《封建时代中日两国妇女的悲歌：试比较〈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形象》，《韶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43页。
[18] 韩文彬（Robert E．Harrist）表明园林是如何成为“自我教养的地方，可以在里面学习或练习各种技能”，诸如琴、棋、书、画或人际关系协调。在比喻意义上大观园恰好在宝玉身上起到这样的作用。女孩儿们和她们的悲惨命运启发他理解了“情”与“欲”的危险。参见Harrist．Painting and Private Life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Mountain Villa by Li Gongli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48。李海燕在情与欲的双重性范围内讨论过这种性格，引发了宝玉与女性关联的饶有趣味的讨论。参见Lee Haiyan，“Love or Lust？The Sentimental Self in Honglou meng”，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19（1997），pp.85—111。最近，又出现了关于小说中两性兼具情况的更深入探讨，称大观园中的生活是“兼具两性的”，并且“只能短暂存在，因为它违背了程式化的风俗习惯的基本信条，是以不能存活得长远”。参见Zhou．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p.193。
[19] Yu Ying-Shih，“The Two World of ‘Hong-lou meng’，”trans．by Diana Yu，Renditions（Spring 1974），pp.5—21；亦可参见中文版，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20] Angela Zito．Of Body and Brush：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p.139．
[21] Craig Clunas．Fruitful Sites：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91，107．
[22] Andrew Plaks．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190．
[23] Soong，“On Takuanyuan”，cited in Yu Ying-Shih，“The Two Worlds of ‘Hong-lou meng’”，p.6．
[24] Mary Scott，“The Image of the Garden in Jin Ping Mei and Honglou meng”，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8，Nos.1—2（1986），p.91．
[25] Wang Jing．The Story of Stone：Intertextuality，Ancient Chinese Stone Lore and the Stone Symbolism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Water Margin，and The Journey to the West．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2，p.131．
[26] 关于十二钗的当代艺术创作，若挑战这些女孩儿的纯洁性，则会在中国触到痛处。2003年5月上海师范大学的艺术学研究生孟文曦创作了一系列引起争论的绘画，画的是裸体的十二钗。这些画被批评为“下流”。据报道，孟文曦回应说，“在中国，虚构性的女性被如此浪漫化了，以至于关于她们任何确定的评判都被看做亵渎”。参见“Naked Truths about the 12 Beauties”，China Daily，8 March 2003。和小说有关的艺术作品，尤其是关于十二钗的，更常见地被塑造成无争议的天真少女形象，出现在诸如日历、剪纸、明信片等媒介以及火柴盒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