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理论
在实践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中有这样一个概念，即所有的文本都包含一个性别化的和不中立的内在政治立场。托莉·莫娃（Toril Moi）评论说：“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中心原则在于没有一个描述是中性的。”[1]这种拒斥纯美学主义概念与批评的客观性的做法根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所持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女性主义批评家而言，文学批评是一种工具，用以暴露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的习俗；也可以是另一种工具，用以进一步提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因此，拒绝将文学批评的概念视做美学欣赏是自我指涉的做法。女性主义批评家清楚地意识到在撰写批评时意识形态与推论所起的作用。这种对意图的偏袒被女性主义批评家有意识地吸收，以揭示性话语中的歧义性与矛盾，并探索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叙述方式。除了这些基本的文学批评场合和意图以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形形色色，并且仍在不断发展。
本书中进行的性别分析将颠覆那种无性的、不偏不倚的概念，并致力于探索文本如何生产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即性别观念。那种认为凡是文本必有性别倾向的观点与现实主义批评构成直接对比；后者已经消减但仍富有表现力。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性别分析试图忽视文学批评中意识形态所扮演的角色，坚持“纯”文学理论是美学观念而非政治构想。[2]然而，这类分析旨在直接探究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社会生产，发掘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所称的“文本无意识”，即在寂静与空白处未曾说出的意识形态。[3]
这类理论同时也包含如下观点：作者——我的分析中是曹雪芹，和被认为是后四十回作者或编者的高鹗——并不是理解文本的唯一关键。探索作者心目中的意义、追究作者生平哲学与宏伟视域的暗示都与我的分析无涉。20世纪20年代的“新红学”采用的方法是，在明确肯定曹雪芹是前八十回作者之前，对曹雪芹的家庭和生平历史进行了广泛的传记性调查。发掘这部巨著作者的资料，其重要性不容低估，因为它导致“红学”从推断式与生产型的批评方式转向搜寻著作者意图的方式。作者曹雪芹成为文本的终极能指，也成为所有意义的唯一来源。“红学”的主要哲学也为之变成探究曹雪芹的天才、远见卓识与伟大。讽喻的、宗教的与政治的要旨被贬抑为“旧”的、过时的“红学”。认为小说是天才自传的观点强势发展。“红学”界不同层次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抱怨研究向作者权威的转向，反对“红学”变身为“曹学”——研究小说作者曹雪芹的学问。当然，本书所进行的性别分析，不会考虑“依赖作家作为文本的源头、起因与内容……和罗兰·巴特一起宣告作者已死”[4]这样的做法。
这并不意味着文本分析无需考虑语境。事实上，意义总是需要在上下文中进行理解，但是在理解过程中却易受变化的影响。为一部作品规定特定的语境，并不避讳任何非传统的观念；事实上，可以为一个文本同时规定若干个不同的语境。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家会认为，这些语境中的每一个，包括女性主义批评自身，都被灌输进自己特定的政治与性别话语。无需做出客观性或特别有洞察力的断言，只需承认差别与这些差别的政治影响存在就可以了。
因此，或许曹雪芹意欲让读者从他的叙述中学到一些特定的、具体的东西，这并不是对小说可能性做出的唯一理解，也不是最重要的理解，因为每一代读者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解读他们继承到的文本。因其需求不同而为不同的方面划分优先顺序。作家作为意义最重要的能指，其权威地位即便未受到挑战，他的生平与观点也会被重新评价，强调不同侧面的特征，获得新的含义，并吸收社会形势变化给文本带来的新需求。当代中国的研究者重新评价曹雪芹恰是这种情况的明证。在20世纪70年代，曹雪芹的天才与他的阶级平等信念相匹配；到20世纪80年代又与他的男女平等的信念相匹配。批评实践不过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为旧文本创造新的、有用的意义，以确保一部作品会随着时间的变迁继续葆有价值。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尝试论证这种政治驱动的批评理论为我们理解《红楼梦》提供了新的视角，或许也为我们理解清代的两性观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下一章中，我将从绘画与书法世界分析《红楼梦》中男女之间隔离的重要性。接下来的一章将考察宝玉这个人物，具体说来，论述的内容是宝玉以一个个体的形式融合了两性的特征以及他所公开表明的一个信念：纯洁是女性的基本特征。该章中我将大量运用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以及令它们受惠的心理—语言学与哲学。最主要的论点是宝玉具有隐喻式的双性同体特征。这使他得以摆脱偏见，这也是他的卓越之所在。但他坚决表示女孩优于男孩的姿态，无非是男性普遍受尊重的一种心理投射。宣称小说具有早期女性主义萌芽会受到批判性挑战，其根据是这一达观的姿态无非重申具有厌女倾向的男人所具有的两面性，在他们那里，女人要么是神圣纯洁的，要么是世俗污浊的。因为许多批评家假定宝玉就是曹雪芹，宝玉许多关于女性优越的言论被悉数看做代表作者的观点。用这一讨论引领全书至关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展开对小说/作家具有早期女性主义萌芽的批判。
在第四章中我将分析小说中的年轻女性，及小说对年轻女性之纯洁的刻画。宝玉宣称纯洁为年轻女性的根本特征，这一判断密切依赖于女性世俗化的观念，本章继续这一论证。其实《红楼梦》已经微妙地显露出：纯洁性与世俗性的观念分野迫使女性做出人生抉择。在《红楼梦》性别话语的认识论中，婚前的纯洁旋即转化为婚后的污浊。
第五章再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贾宝玉，考察前现代中国的童年、少年与成年的分期。《红楼梦》是一个极具价值的童年史资源，它并没有将宝玉的童年、少年和成年表现为一个时间性轨迹，而是把宝玉的生活置放于当时的社会空间内，涉及母系空间、肉欲空间、放纵空间、世系空间等方面。[5]
第六章详细阐述家庭中的权力这一主题。通过分析一个年轻但有权势的贾府儿媳王熙凤展开论述。在这里我想表明，在对她的刻画中，王熙凤想拥有权力的激情被具体化为男子气概，她向既定的性别行为领域挑战，并被描绘成因“渴望成为男子”而在肉体上与精神上承受双重痛苦。最终她与贾府另一个儿媳秦可卿一起成为贾氏家族衰落的两个象征。有权力的女性并不总是像王熙凤那样严酷，也并不必然获得不体面的结局。在第七章将会更明显地揭示，清代中期的女斗士以不易觉察的方式被细心地驯服、规约，以确保她们与广阔的社会及性别规范共谋。在第七章中我抽取《红楼梦》第七十八回中林四娘的生平记录作为论据；另一部清代文人小说《镜花缘》也是取材来源。
母亲身份常常被描述为女性行使权力的一个主要途径，不管这种方式多么不直接。在第八章中我将揭示一些不易被觉察的方式，借助这些方式，性别话语约束着女性的母亲身份权力。同时我也会展示女性支配与左右父亲实施教育子女权的方式。第八章将对“严父慈母”这一成语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我将揭示这一理想的子女教养方式代表了一种平衡，它将“慈母”降格为受谴责的对象。第九章将对贾氏家族的男性予以讨论。有两个与欲望相关的概念——限制与被动地位，讨论将在宽泛理解这两个概念的范围内进行。男性在满足他们的欲望时表现得完全不受限制，并且丝毫不理会法律规范与社会习俗。最后揭示仅在表面上遵循仪式礼节对确保家族财富与权力的延续徒劳无益。
在结论部分我将审视1949年以后“红学”中产生的问题，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关节点，新中国的“红学”感觉有必要把《红楼梦》与曹雪芹重塑成一位原始女性主义者，我试图分析其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才将男女平等作为一个有用工具加以利用。始自第二章的“红学”年代顺序梳理结束后，继而通过研究“红学”中的性别话语组织架构，我自己对《红楼梦》的性别分析将成为该部分的核心。在结论部分我将重申，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客观存在的语境的代言人，承载着含蓄的性别/政治话语，并将它作为自己最基本的理论立场。[6]
[1] 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1985；rpt．London：Methuen，1988，p．xiii．
[2] 有关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简明论述，参见Terry Eagleton，“Literature and Politics Now”，Critical Quarterly，20，No.3（1978），pp.65—69；A．P．Foulkes．Literature and Propaganda．London：Methuen，1983，pp.1—18。
[3] 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trans．by Geoffrey Wall．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pp.85—86．
[4] 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1985；rpt．London：Methuen，1988，pp.62—63．
[5] 本章内容系作者新增加的一篇文章，原著第五至第九章依次顺延为第六至第十章。本段为译者撮要添加。——译注
[6] 结论部分的主题在我论述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红学”的书中有更详尽的解释。参见Louise Edwards．Contemporary Chinese Critiques of “The Red Chamber Dream”（Dortmund：Chinathemen，Projekt Verlag，Edition Cathay 1995系列之一，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