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净化的艺术：用书法去除男性影响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大观园的围墙标示出一个界线，里面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理想化生活的年轻贵族女孩儿，外面等待她们的是男性世界的严酷现实。创造这样一个文学乌托邦——青春天真、美丽聪慧的天国——的关键在于，曹雪芹通过描述，从大观园中去除污浊与杂乱，并在其围墙内确立一个女性道德的世界。王毅这样解释园林设计的哲学意义：

理解传统中国园林的人都会明白，该艺术的灵魂不在假山、池沼、花草树木营造的具体风景中，也不在园林限定范围的建筑创造，而是存在于哲学精神，以及投放到这些风景上的人性理想。^[1]

大观园最初是一处男性建筑，由男性设计建造，所以它经历了一个净化的过程后才被确立为女性世界。这一净化与去男性化的过程，是通过书法艺术与命名仪式的艺术加工过程实现的。然而，凭直觉书法是与男性权力紧密相联的。按照儒家的世界观，命名与书写礼仪通常几乎由男性独占。^[2]如同我们下文将要看到的，大观园林林总总的亭台楼榭抗拒男性分派给它们的名字，它们的石头与木头匾额上的对联也拒绝男性的书法。在为大观园命名的两章中，我们进一步清楚地看到，在大观园神秘的女性世界里，男性性别与重要的男性礼仪在很大程度上不起作用。最终，与世隔离程度最深的女性——贵妃——通过她的书法权力与命名权，宣布大观园为一个女性世界。贾家男性及其众清客进行了颇为踌躇的尝试，但这一尝试只是起到一个强调作用，突出女性对这所“男性建造”建筑的占用。

小说第十七回中，大观园一建成，贾政就带领他的一众清客进园游览，目的是为各处景致、亭台楼榭命名。若不援用诗歌与哲学典故为园中的亭榭命名，则认为这些亭榭是不完备的。事实上，园子的建筑者预先为这一“命名之旅”设计并预留了空白，留待有学问者表达灵感与挥动毛笔。打磨好的岩石装点在园子的建筑物左近，匾牌悬挂在房舍的屋檐下，待题写匾对。梅约翰（John Makeham）解释说，对学者阶层而言，命名仪式在园林文化中至关重要，“名字在园林的非实物维度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性因素……当运用品味和判断加以命名时，名字被用来规定非常具体的秩序模式，其中包括道德秩序”。^[3]没有恰当的名字，“园林是哑的”。^[4]贾政和他的清客旨在确立大观园的道德秩序，贾政的儿子宝玉也被拖着，既不情愿又惶恐不安，硬着头皮走进大观园。

为大观园不同景点命名的过程提到了重要的儒家准则——“正名”，要求名实相符。^[5]该准则围绕这样的观念运行，即当客观事物遵照它们的名称时，或者明确指向它们的名字所反映的特质时，和谐就会得以盛行。按照儒家哲学的解释，这是最为重要的一条公理。^[6]当即将上任的孔子被问及他会如何治理卫国时，他宣称：“必也正名乎。”^[7]接着他解释说，从这一原则出发，只有名分正了，秩序才会确立。在他那里，命名的过程与基于道德准则确立社会秩序的方式紧密相联。按照正名哲学的常规做法，父亲应该表现得像个父亲的样子，儿子表现得像儿子，职级低的文人表现得像职级低的文人的样子。事实上，他们在大观园游览期间，为亭台楼榭撰写对联与设计名称时，贾政提醒宝玉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对老先生无礼。游览大观园既是真正的命名礼仪（按照梅约翰的说法，在这一礼仪中，园子主人的道德志向得以向他的同辈展示^[8]）；也是父亲与儿子按照各自被命名的身份行事的一次真实展示。

小说通篇描述的父子关系，往最好处说，算是冷漠的；往最坏处说，则充满了暴力与憎恶。贾政悲叹他儿子举止轻浮，缺乏男子汉追求事业的兴趣；而宝玉则害怕他父亲的盛怒、责打与鄙视。因此，对宝玉来说，陪伴专横的父亲第一次走进大观园这件事充满了危险与担忧。尽管如此，游览中父亲与儿子看起来都很享受对方陪伴带来的乐趣。这种情况在小说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他们联手参与为亭台楼榭命名的爷们活动，给宝玉一个展现自己诗歌技能的机会。尽管父亲态度生硬地斥责他，他仍在众清客面前给他父亲带来自豪。大观园的和谐为这对父子创造了短暂的契合，这种契合在围墙以外是不可复制的。大观园是一个乌托邦，父子双方尽人皆知的紧张关系在那里暂时得到舒缓。

韩德林（Joanna Handlin Smith）解释说，园林在富人中盛行，因为它们呈现出一个“私人控制的社会空间”，是园林主人避开公众压力、行使道德权威的一个场所。^[9]园林主人控制着社会交往的范围、方式和限度。然而，除却这次与宝玉一起游览以外，大观园再也没有给贾政提供呈现道德权威的幸福机会。尽管贾政是大观园的主人，但却是为了向贵妃——他的女儿贾元春——表达敬意而建造的。最终，按照儒家规范的礼仪，命名权以及由此带来的为该处进行道德定调的权力留待贵妃行使，因为她的位阶在她父亲之上。^[10]大观园并不是为贾政提供私人控制的社会空间，尽管这种园林通常都供他这个阶层的男人私人控制。事实上，贾政的园林是终极皇权对他家的渗透。

他对众清客如此解释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

这匾对倒是一件难事。论礼该请贵妃赐题才是，然贵妃若不亲观其景，亦难悬拟；若直待贵妃游幸时再请题，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

（《红楼梦》第十七回，第267页）

因此贾政决定先暂时按景致为各处命名，并将名称与对联以灯笼的形式悬挂在适当的位置，“待贵妃游幸时，再请定名。”（《红楼梦》第十七回，第267页）借助这种熟练的妥协方案，政治等级制度和皇权得以维护，美学—道德平衡在园林内部达致，社会秩序亦得以重申。虽然这一过程具有暂时性，但它对小说确立大观园为女性空间却是决定性的。^[11]

游览大观园的最初意图，是从一群人公拟的名字中挑选最优秀的；然而，在游园过程中，最终选定装饰亭榭的名字却都是宝玉建议的。事实上，宝玉的诗歌技能在游大观园的过程中得以突出显现。贾政采用宝玉提出的名字为暂定名的正当理由是，作为宝玉启蒙老师的贵妃，会因看到她的爱弟在她离家进宫后取得的进步而高兴。实际上，即便在这一点上，大观园也排斥男性影响。宝玉与女性的亲密关系及他对女性气质事物的偏爱使他的“命名”很少带有男子气概，这也使得他建议的临时名字引起贵妃的兴趣。但结果是，受隔离最严重的女性——贾元春又对这一诗意的命名法进行了最后调整。她给园子定名为大观园。她的贵妃身份彻底消除了男性命名权，而令大观园成为“蓬莱仙境”（《红楼梦》第十七回，第265页）与女儿世界。^[12]

在围绕大观园建筑的最初几回以外，命名过程的女性化持续展开。在第七十六回，黛玉告诉史湘云，大观园中有若干处是自己命名的，因为宝玉完不成这个任务。她解释说：

实和你说罢，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因那年试宝玉，宝玉拟了未妥，我们拟写出来，送与大姐姐瞧了，他又带出来，命给舅舅瞧过，所以都用了。

（《红楼梦》第七十六回，第1215页）^[13]

男性出现在大观园中不合适，在贾政游览过程中讨论花草树木之际也有预兆。特别是其中有一种花，引起了众清客较之平常之处更持久的关注。这种花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花朵，需要详加解说。贾政告诉众清客，它是“外国”品种，名为“女儿棠”，俗传出自“女儿国”，因而开的花最繁盛。（《红楼梦》第十七回，第276页）通过这一解释，曹雪芹加强了大观园神秘、女性化的一面。尽管贾政宣称那是荒诞不经之说，但在一树艳丽绝伦的花儿映衬下，他们这些男性出现在女儿棠的仙境变得越发不适宜。^[14]

元春的皇家权威最终不仅超越了她父亲的命名权，而且也越过了他的题名权。一经确定各处景点与房舍的定名，元春拿起毛笔，亲笔为自己最喜欢的几处题写了名字。这意味着她的书法将在大观园中占据主导地位（《红楼梦》第十八回，第296—297页）。在她的指令下将成为女孩儿们居所的大观园，成为包含年轻女性书法艺术的仙女园林。然后，她邀请她的妹妹、堂妹、表妹作诗，歌咏她最青睐的大观园景点。考虑到“性别隔离”的界限，在她们完成后，元春又让探春把这些诗誊抄到锦笺上，令太监传给外厢的男性（《红楼梦》第十八回，第300页）。

此处女性书法与诗歌才能向男性展示，尽管是家中的男性，也表明女性书写权的主动显露，并最终证实了大观园是一个女性空间。但它并非仅仅是任意的女性空间。曼素恩论述文学和语言中男女有别规则的著作向我们表明，女性进入男性“文”的空间，仅在以下条件下方被接受：

最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当女性作为“文”的能手进入该领域时，她就直接与男性交流。在那一刻她就变成能够“知他”的某个人——山顶的女神，青绿色池塘畔的神女。^[15]

类似地，雷金庆在论中国男子气概的著作中揭示出，“文”对中国男性身份认同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对女性的拒斥。^[16]女性书法由大观园内向外面男性的输出，挑战了“性别隔离”的旧习惯，并且维护了园内女性更高的道德声望。

在元春离开大观园后，我们很少读到再有男性进园的情节，当然，兼具两性的宝玉除外。另有一次年长的贾家男性入园庆祝中秋节，在他们离开时，贾氏家族一个老年成员贾赦，被石头绊倒扭伤了脚踝（《红楼梦》第七十六回，第1212页）。这进一步强调了大观园抵御男性的在场。借助元春的笔迹，大观园以书法的形式铸造了一个女性角色作为掌控这一地域的道德与政治权威。因此，艺术品与娴熟的毛笔书写技能成为关键，是保护大观园围墙内与世隔绝的年轻女子的力量基础。然而正如曹雪芹提醒我们的，即便这种保护力量的存在也仅仅是一种暂时状态，外部世界终将穿透保护纯洁女儿世界这个神秘乌托邦的屏障。

[1] Wang Yi，“Interior Display and Its Relation to External Spac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trans．by Bruce Doar and John Makeham，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and Designed Landscapes 18，No.3（1998），p.241．

[2] Kam Louie（雷金庆）．Theorizing Chinese Masculin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7．髙乐（Richard Kraus）分析了政治权力与书法艺术之间的关系，见Brushes with Power：Modern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Art of Calli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3] 有关儒家命名礼仪更深入的探讨，参见John Makeham，“The Confucian Role of Nam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and Designed Landscapes，18，No.3（1998），p.192。

[4] John Makeham，“The Confucian Role of Nam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p.204．施密特（J．D．Schmidt）称“园林也有道德与伦理的维度，因为正如其他艺术品，它们反映了创造者的内在特性”。见Schmidt，Harmony Garden：The Life，Literary Criticism and Poetry of Yuan Mei．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p.501．

[5] 《论语》“子路第十三”。

[6] 迄今为止，尚没有研究致力于考察该小说与中国哲学这个重要方面的联系（命名的重要性在不同程度上也是佛教与道教的特征）。这与处理感伤与情等儒学观念的这部重要作品形成对照。特别参见Anthony Yu，Rereading the Stone，Chapter II；Lee，“Love or Lust？”。

[7] 《论语》“子路第十三”。

[8] John Makeham，“The Confucian Role of Nam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p.204．

[9] Joanna F．Handlin Smith，“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 Ming Kiangna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No.1（1992），p.72．

[10] 李艳梅在讨论父权制、大观园与《红楼梦》时提出这一观点。见《从中国父权制看〈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2辑，第95—99页。

[11] 巫鸿考察过“女性空间”这一概念，认为它“被视为、想象成并代表女性”。他还特别提出，“美人”和“宫女”等人物支配并成为文学艺术中想象和构建“女性空间”的焦点。大观园内女孩儿的生活成为这种现象的文学例证，她们生活在园林场地的想象空间里。参见Wu Hung，The Double Screen，p.211。

[12] 关于元春在小说中的地位问题罕有论及。大多数批评家仅关注她作为贵妃的悲剧性孤独命运与早逝。比如，竺柏岳：《贾元春简论》，《中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45—49页。如我上文中论证指出的，她作为最终的净化者，通过她的书法与命名权去除了男性沾污，这对确立大观园为与世隔绝的纯粹“女儿世界”至关重要。

[13] 小说的有些版本中包含另外一句，解释贾政对这些女孩儿的建议非常满意，“又说：‘早知这样，那日该就叫他姊妹一并拟了，岂不有趣。’所以凡我拟的，一字不改都用了。”（《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七十六回，第1062页。）

[14] 琳恩玛·比彻（Lene Bech）揭示说，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海棠花在整部小说中与宝玉紧密相连，用以进一步叙述他与女性的关联。见Bech，“Flowers in the Mirror，Moonlight on the Water：Images of a Deluded Mind”，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No.24（2002），pp.104—105。

[15] 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19．

[16] Louie Kam．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