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院之远逝

废科举，开学堂，育人才——这几乎是晚清志士的共同思路。分歧在于具体策略，尤其是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

1）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胡聘之等）；

2）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

3）请皇上发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3]

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由郑观应最早提出，迭经胡燏棻、李端棻、康有为等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其间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飘零已成定局。

科举取士与书院教学，二者既有联系，但更有差别。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到了19世纪末，更成了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可以说，取消科举取士制度，起码在学界，已有长期的理论思考与舆论准备。而废除书院的决策，则是匆促作出的，朝野上下，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当初之所以如此决断，主要是为了应急——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之用，以便尽快培养出可以“富国强兵”的“有用之才”。这就出现了一个令后世史家深感困惑的局面：历来习惯迈四方步的中国人，突然间一路小跑，甩掉了沿用千年的书院制度，而且不吭一声。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抱怨的，“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并无一人对于书院制度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4]。这里的“并无一人”，乃激愤之言。实际上，有过个别的抗争，只不过人单力薄，无济于事。比如，章太炎便对如此“急功近利”的“兴学”，等于怂恿朝廷统揽教育大权、催逼教育全面西化，有相当激烈的批评[5]。

单就口号而言，晚清以降，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几乎没有主张“全盘西化”的。康有为坚持将“上法三代”放在“旁采泰西”之前，张百熙也是先“上溯古制”，后才“参考列邦”[6]。可这些沟通中西的努力，最后都基本上落空。翻阅晚清及民国的各种学制，除了在“宗旨”部分表达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强烈愿望外，制度建设方面几乎只能“旁采泰西”。原因是，上古学制的准确面目，今人难以把握，更谈不上将其道入晚清的学制创新。北大校长蔡元培另出新招，希望以“孔墨教育之精神”，来补充欧美大学体制；清华校长梅贻琦则重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7]——可这都是20年代以后的事，其时书院已经逐渐隐入历史深处。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缥缈含糊的“三代之学”，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藕断丝连”等。可这么一来，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本世纪初极富激情与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教育家们方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称的胡适便如此大发感慨：

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8]

大略与此同时，胡适的好友、同样留美归来的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

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人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要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9]

取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书院教学之精神，二者合而为一，这一主张，同上述梅贻琦《大学一解》中的说法，倒是不谋而合。

胡、梅、陈、任诸君，均为留美学生，尚且对即将远去的书院“依依不舍”，那些在国内完成学业者，当更有感触。出身杭州诂经精舍的章太炎激烈抨击朝廷一律废书院改学堂的决策，以及江阴南菁书院出身的唐文治之独力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都与其学术背景大有关联。至于谢国桢、金景芳、钱仲联等之大力表彰书院教学传统，也与其早年追随梁启超或就读复性书院、无锡国专密不可分。[10]可所有这些，均只是个人行为，其规模与效果，无法与当初摧枯拉朽的学制创新相比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擅长“以史为鉴”的中国学人，在追怀日益远逝的书院的同时，开始“补偏救弊”。于是，为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无法完全漠视的“风景线”。那便是：借书院改造大学，或重建已经失落的书院。

[1] 《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下编收录二三十年代关于书院研究的论文50篇，作者有胡适、柳诒徵、盛郎西、谢国桢、陈东原、梁瓯第、班书阁、吴景贤、王兰荫等。此期间出版的专著有周传儒的《书院制度考》（1929）、盛郎西的《中国书院制度》（1934）和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1939）。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书院研究著作有：陈元晖等《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1981）、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1982）、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1985）、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1986）、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1989）、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1991）、丁钢《书院与中国文化》（1992）、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1993）、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1994）、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1995）、陈谷嘉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1997）。

[2] 参见Ruth Hayhoe所著的China’s University，1895—1995：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Garland Publishing，Inc.，New York，1996）第一章。

[3] 参见胡聘之等《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廖寿丰《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张汝梅等《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折》、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及《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均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4]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第14页，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

[5] 参见拙作《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学人》第二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

[6] 参见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和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均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

[7] 参见蔡元培《在卜技利中国学生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和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13卷1期，1941年4月）。

[8] 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

[9] 陈衡哲、任鸿隽：《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现代评论》第2卷39期，1925年9月。

[10] 参见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金景芳《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复性书院谈起》（《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一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和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文教资料》198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