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国之大学，其价值趋向与基本路径，乃舶来品的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学。因而，尽管教育史家喜欢谈论“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古今中外“大学”之巨大差异，依然使得二者很难同日而语。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

积弊已久的传统中国教育，其“无裨实用”，在晚清，成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和寻求富强的士大夫集中攻击的靶子。时人之“破旧”，主要攻击的是科举取士；至于各式书院之利弊得失，反而无暇细究。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创立的二三十年代，有过研究书院的小小热潮。此后，又是长期的沉寂，直到80年代方才有复兴的迹象。[1]可即便如此，今日中国的大学，依旧是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这就难怪Ruth Hayhoe在描述百年中国大学教育历程时，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断语：“欧洲大学的凯旋。”[2]

但这不等于说，本世纪中国的教育家，不曾有过借鉴书院教学、发扬传统教育精神的愿望与努力。本文借勾稽康有为、章太炎、唐文治等十位身兼教育家的学问家或政治家融会中西教育的尝试，探讨精神渗透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巨大张力，力图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也许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