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派形成的基本条件

对于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这一称呼，由于前此未有，我们不得不论证其成为学派的理由。

“学派”在《辞海》的界定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

《现代汉语词典》的界定是：同一学科中由于学术、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

陈文林、邹甲申主编的《自然辩证法词典》对学派的界定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术师承不同，由学术观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一批科学家所形成的派别。科学上不同学派的争论，可以促进科学的发展。

《剑桥国际英语词典》界定学派为：同一学科中与学术领导者具有相同或基本相同观点的人形成的学术群体（School:a group of painters, writers, thinkers, etc.whose work is similar, esp.similar to that of a particular leader）。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界定学派为：一批人按照同一种理论和方法对本学科内容所作的相关性的系统研究（School:group of writers, thinkers, etc.sharing the same principles or methods, or of artists having a similar style）。

上述对于学派的解释虽然各不相同，但有几点共识：第一，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学术宗师；第二，具有共同的学术信念以及研究方法；第三，学派内存在着师承关系；第四，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四点是学派成立的标准，其中尤以师承关系以及共同的学术观点为学派成立的基本条件。

从史学史上看，“学派”一词的产生基本上是近代西方的事情，现代意义的史学学派的形成也是较近的事，但是学派的研究却并不是最近发生，也并不仅存在于西方。学派的研究与学派的产生并不同步，在学派一词出现前，史学界已有学派研究之实，只不过当时不称为学派研究，而用学案一类的词。鉴于资料的有限性，我们对西方学派的研究情况不甚清楚，因此也不能从西方学派研究中得到更多借鉴，但这种缺失并不影响我们的考察，从中国古代有关学案的研究，我们将得到借鉴的楷模。本书在考察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能否成立，成立的理由是什么时，即从中国学派形成条件出发，考察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与杜威的师承关系以及这一学派的核心思想，而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将眼光转向中国学案体裁的巨著《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明儒学案》学案体裁中的“学”指学术、学派，而“案”则谓考察、按据，是叙述学派源流及其学说内容、考按学术事件而加以论断的专门史学著述形式。在黄宗羲之前，宋代朱熹作《伊洛渊源录》，明代刘元卿作《诸儒学案》、冯从吾作《元儒考略》、周汝登作《圣学宗传》，明末清初孙奇逢作《理学宗传》，虽有学术史的萌芽，但只反映学派源流，撰写学者人物传记，不能反映各家各派的学术宗旨，也不能反映学案各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这些作品仍然属于纪传体史书的范畴。《明儒学案》则把明代各派的学术渊源、学者传记和学术宗旨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部系统完整的学术思想史巨著，也正是从《明儒学案》开始，中国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派研究。以后许多学科特别是历史、哲学学科都依据黄宗羲对学案的研究，来阐述论者自己要研究的学派。我们对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加以研究，也基本秉承《明儒学案》的研究思路加以论证。

这里我们研究学案，并不是对其中的某一具体学派具体思想进行研究，而是思考黄宗羲对《明儒学案》的思考、研究思路。他如何认为某些思想家的思想是一派，论述是一派后，他又论述了什么。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没有直接阐明研究学案应如何进行，但在论述每个学案的背后，反映了其研究理论、构想、框架。有鉴于此，我们需要透过《明儒学案》每个学案的内容研究，来挖掘其背后的论证、写作思路，以此为我们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写作提供一个有据可依的论证模式。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采取“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对明代理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全书首列《师说》，采选其师刘宗周对明代学术的评论，以示学术渊源。在《师说》中，黄宗羲列出每个学案的宗主人物。在阐述每个学案时，基本依照这样的体系进行。先在每个学案前面提出案序，略述该学派师承渊源、主要代表人物、学术宗旨等内容；其次列学者小传，首列学派创始人作为案主，然后按照师承或地域罗列本派学者个案；小传之后摘录传主的主要学术著作或言论之精华，编成《语录》，间或撰有案语加以评论，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每个学案的学术风貌。如以《崇仁学案》为例，完整的学案包括：（1）在初始的《师说》中列出案主吴与弼，指出吴与弼为明代朱学之大宗，其“至于学之之道，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己安贫为实地”^[1]; （2）在之后的《崇仁学案》案一复列吴与弼思想及有关著述，接着在《崇仁学案》案二、案三、案四分析中，分列各代表人物胡居仁、娄谅、谢复、郑伉、魏校等的思想。在论述每位代表人物的思想时，体例为：列出他们与吴与弼的师承关系；各代表人物的学术宗旨及与吴与弼思想的关系；选列代表人物的主要学术著作或言论精华。

在这些论述中，黄宗羲最看重、每次都阐明的基本内容包括三方面：（1）师承关系；（2）学术宗旨；（3）代表人物思想个案。具有一定的师承关系是形成学派的起点；具有共同的学术要旨是学派成立的基础；各代表人物的论说及与案主的思想关系是检验学派学术要旨成立的关键和根本之点。

黄宗羲在介绍每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学术时，总是先指明他们与其师的师承关系，然后将其学术宗旨言简意赅地点出来，如《崇仁学案》说案主吴与弼“大要在涵养性情”^[2]；胡居仁则是“主言静中之涵养”^[3]；娄谅为“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4]，魏校为“天根之学”, “天根，即是主宰，贯动静而一之者也”^[5]。其他《崇仁学案》人物的思想虽与吴与弼思想不尽一致，但主旨都与其思想相符合。

《明儒学案》这种著述学派的体例为我们论证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成立提供了明确的写作范例。据《明儒学案》，我们在论证完整的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时，要阐明的问题有三：一要论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学术渊源；二要论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学术宗旨、核心思想；三要论述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

以下我们即本着这一思路论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成立以及学派的主要思想。

[1]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10.

[2]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10.

[3]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23.

[4]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38.

[5]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