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与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关系

实用主义是一个大的学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皮尔斯、詹姆斯以及杜威。杜威是实用主义集大成者，他将实用主义哲学与生活和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对于实用主义思想介绍最多的是杜威的思想。

在杜威来华前，中国知识界曾开展过有关实用主义的讨论，但该次讨论既没有对实用主义做过多研究，也没有掀起研究实用主义的热潮，它对后来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意义并不是很明显，也与后来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形成没有直接关系。

在早期研究实用主义的人中，张东荪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位。据其自述，他曾于清宣统年间写过一篇名为《真理篇》的文章，发表在冯世德和蓝公武合办的《教育杂志》上，当时文中已经提到实用主义。自那以后，他即“自命为一个唯用论者”, “十余年来时时咀嚼，觉其滋味正是如橄榄一样，愈嚼愈有味了”。^[1]张东荪从整体上论证了杜威、詹姆斯等人实用主义观点，特别对实用主义真理论有独到见解。但张东荪介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并没有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而胡适介绍的实验主义教育方法却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促成了以研究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标志的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产生。这主要是因为，“五四”时期是一个注重思想方法的时代，胡适的实验主义偏重于方法论，他是以方法论带出真理论。相反，张东荪的实用主义由于侧重真理论，侧重理论内容的梳解与辩正，多少游离于启蒙时代之迫切需求，而且张东荪走的路子是纯学理性的，他的研究更多在学术界、知识界流传。而胡适的方式，既有学理的成分，又有功利的因素，能救社会之弊病，符合了时代发展需要，因此能够在当时社会广为流传。

张东荪从哲学方面最早对中国实用主义进行了探讨，庄俞、黄炎培等人则从教育角度最早谈到实用主义。1913年10月，《教育杂志》第5卷第7期刊登了两篇关于实用主义的文章。一篇是庄俞的《采用实用主义》，一篇是黄炎培的《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庄俞从分析民国初期的教育现状提出实用主义，指出“欲救今日教育之弊，非励行实用主义不可”，而实现实用主义思想，要从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做起，而“为教员计，则讲授一事，必求其事于社会生活的适宜之应用”。^[2]

黄炎培对清末《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回顾反思，提出教育与社会生活是相联的。“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他提倡“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3]

庄俞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应用于教育中的实用主义，他既没有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学理分析，也没有一定的实践，结果只被当作一家之言，当作呼吁看待，没有引起很大反响。黄炎培提倡的实用主义教育重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联系，他的实用主义教育也在全国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实验，获得了一些成果，黄炎培也曾就此写过《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等文章，但黄炎培对实用主义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也没有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实验，他只是借实用主义之名实行自己改造中国教育的理想，他的实用主义教育与以后中国形成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联系并不很紧密，对杜威研究也没有起到过很大作用。

可以说无论从哲学还是从教育角度谈，早期中国实用主义思想都没有与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发展产生很大的直接的关系。只有当杜威来华前后，胡适等杜威中国弟子掀起的研究杜威实用主义的风潮，才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也才是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研究的实用主义。因为杜威与实用主义的紧密关系，如果说早期实用主义思潮与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研究实践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有一定联系，我们也只能说早期的实用主义为杜威思想进入中国做了铺垫，从而间接为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形成打下了基础。

[1] 张东荪．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M]．张汝伦，选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160.

[2] 庄俞．采用实用主义[J]．教育杂志，1916, （5）7.

[3] 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J]．教育杂志，1916,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