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空间中理解时间

历史学是一门关乎时间的学问，或者说，它是在时间长河中观察人类及其生活的流变。上文强调的“过程”，就是时限性（temporality）的体现。司徒琳（Lynn Struve）这样定义对时间的认识：

在或稳定或变动的情况下人们如何经历时间，当我们思索过去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型塑”它。^[14]

这就是说，历史学家一方面关注在相对的变与不变的时期人们是怎样度过他们的一生的，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历史学家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关注人们在思考历史的时候，怎样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那个曾经客观的时间流程，比如古代儒者提及“三代”这个时间标识的时候，是为何及如何赋予它特殊的含义的，再如古今中外的学者为何及如何进行历史分期，等等。

当然，即使我们像习惯的那样讨论不同时期的人们是如何经历时间的时候，问题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比如，当我们论及人们如何经历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的时候，由于这时出现了多个时间标识——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永昌元年、大顺元年，以及稍后的弘光元年等多个南明年号，更不用说还有蒙古人的生肖纪年、欧洲传教士的西历纪年和民间教门采用的“天运”纪年——不同的人们在相同的物理时间中经历了不同的“文化时间”，他们或痛苦，或快乐，或忙碌，或闲散，都与此有关。

之所以不同的人们会在相同的物理时间中经历不同的“文化时间”，是因为他们处在不同意义上的空间之中，这就是我们称呼我们的研究为“区域社会史”的原因。所谓不同意义上的“空间”，与上述对时间的定义一样，既包括物理空间，也包括各种形式的“文化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说的“区域”绝不限于各种地理区划，比如府、州、县或者珠江三角洲及南岭，也包括墓地、庙宇、绕境、祭祀圈、教区等仪式空间，以及紫禁城、长城等权力政治空间等。这些空间的形成由于人的作用是有先有后的，比如在一个地区，定居者是先后到来的；一个宗族，可能先有聚落，再有墓地，更晚有祠堂，所以某种社会—文化空间就是先后不同的人的活动的叠加。这不仅构成了空间，也使空间及其形式的转化由时间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人文地理学所谓的“空间过程”（spatial process）。

至此，我们可以知道，区域社会史既是一种对区域社会的“结构过程”的研究，也是一种对社会—文化结构的“空间过程”的研究。前者强调的是某个社会—文化复合体的形成过程，后者强调的是某个空间或者区域的形成过程。事实上，这二者是合一的或同步的，“结构”是“空间”的核，“空间”是“结构”的场，在核形成的时候，场也就形成了；场变化的时候，核也在变化。有点简单化地说，当核心概念“结构”被改造为“结构过程”的时候，人类学就成为历史人类学；而当“空间”被改造为“空间过程”的时候，地理学也应就是历史地理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沿革地理学），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都可以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

但无论是结构过程还是空间过程，在其中扮演能动角色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人及其活动不仅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学的本体。刘志伟最近写道：

我们所追求的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分歧，其实不在于是研究国家还是研究民间，也不在于是研究精英还是研究下层民众，而是在于是国家的历史还是人的历史，分歧就在这里。……我们的历史分析以人作为逻辑出发点，那么在人的行为之上，有或强或弱的国家权力存在，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还有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等等的东西，都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而得以由人的能动性去解释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15]

这段话比较明确地竖立了一个社会史研究的理想标尺，而最近二三十年我们所实践的、达致这一理想的路径，即区域社会史，也即在空间中理解、辨析和解释时间。人的所有行为都经历从生成到演变的时间过程，这才是历史学工作的最重要内容。各种不同的空间或者区域，都不过是阶段性研究的单位；不同空间或区域的历史过程会尽可能地揭示出历史演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提示我们给出多样而复杂的历史解释。

如前所述，史学则更关心文化（或者生活）的历程，或即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人类学与史学之间的差别，在于它们提出的是共时性问题还是历时性问题；史学家的历史人类学是意识到史学问题的回答无法脱离个人的生活、具体的经验感知和情境，那么，时间、空间和所谓“历史性时刻”，就是历史学或历史学者之历史人类学共同的关键词。

本书中所收论文，大多是拙著《小历史与大历史》于2006年出版之后发表的。其中以专题论文为主，也有个别讲演稿和评论。与上书相比，各篇文章无论是属于个案还是综论，都比较强调区域历史的时空连续性。相比华南研究而言，华北腹地的研究更有可能进行长时程的观察，这是华北历史的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长时程的观察中，比较能够在某些地方发现跨越王朝的联系，另一方面则的确看到，某些重要的王朝制度，在南方迅速瓦解或改变，而在北方的某些地区则变化缓慢，甚至一直延续到相当晚近的时期。

但与此同时，这些文章也强调“历史性时刻”（historical moment），即在区域历史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刻，此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了社会—文化结构或者空间形式的改变，原来的发展脉络可能中断或改道了，原来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可能出现了问题。对于不同尺度的区域来说，其历史性时刻也许是不同的，其意义也不同；它们有可能与王朝更迭等等社会—政治变动重合，也有可能无关。它们是区域历史过程中的关节点。正是因为我们可以长时程地观察区域历史，才能发现这些关节点，才能思考这些关节点与连续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与上书相比的另一些不同，在于本书对“大历史”的关注明显加强，一些重要的制度、重要的事件都得到直接的讨论，一些传统的主题被重新加以审视；在于本书涉及的区域性个案不仅限于华北，也略略扩展到西南地区和长城沿线地带；还在于本书中已很少有对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以及学术史的一般性讨论，基本上是专题研究。这当然表明我个人认识的深化，也表明整个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日渐成熟。虽然有这些不同，但相同点应该更多：虽然上书出版至今已历10年，但我并没有改变我对社会史研究，甚至历史研究的基本看法，只是沿着认定的方向继续前行。或许读者会感到失望，因为从总体来说，本书既没有对某一区域社会的历史过程提出新的概括，也没有在理论上有更大的突破，只是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些鄙陋之见而已。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所收文章创作延续的时间较长，有些看法已经有所发展和改变，前后文章也可能出现说法不尽一致的地方。为了尊重历史，此次收入集中时，除了增加了一些插图外，均未作调整改动。当然也有极少例外。比如关于圣姑庙的文章，由于有学者在《中国史研究》这样的重要刊物上对其有所批评，应该有所回应；但又因不是什么重要问题，无需专门撰文，于是便在本书中一并回应了，望相关学者和读者能够谅解。再如《重观东江》一文，投稿三年后才告刊出，其他学者在此期间已涉及相同问题，只好于此处稍加补充和说明。

无论如何，对我个人来说，本书就像是这10年中田野旅行留下的一串脚印。尽管这些脚印看来歪歪斜斜，模模糊糊，但脚步却是无比坚定地向前走的。2015年7月中旬，我和刘志伟、郑振满、程美宝四人在云南腾冲的乡间行走，发现很多村里少有人迹。待我们来到村里或村边的寺庙，却发现这里人头攒动，杯盘碗盏，忽而又鼓乐齐鸣，竟无意赶上了这一带的朝斗仪式。我们相视一笑：不是说我们是“进村找庙”吗？来这里看看吧！不仅文献在庙里，人也在庙里。

[1] 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1期（2003年4月），第1—28页；符太浩：《溪蛮丛笑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页。

[2] 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前言”第4页；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3] 〔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4] 〔法〕J．勒高夫：《新史学》，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6、40页。

[5] 〔法〕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229—260页。

[6] Marilyn Silverman and P．H．Gulliver，ed.，Approaching the Past：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中译本为贾士蘅译：《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21页。

[7] 西佛曼、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25—31页。

[8] 〔美〕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32等页。

[9] 王铭铭：《逝去的繁荣》，第14页。

[10] 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第13页。

[11] 萧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旅》，《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1期；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本文中涉及这两位学者的引文，皆出自这两篇文章，不赘注。

[12] 自2010年以来，我曾在若干场合提出这一看法，包括在台湾史语所等单位主办的闽南文化研习营、暨南大学等处所做《在空间中理解时间》的专题讲演中，都提及“结构过程”概念的意义，并提出不同区域内部的“再结构过程”问题。

[13] 黄应贵：《人类学的视野》，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承蒙黄应贵先生在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演讲之际赠送此书，特致谢忱。

[14] 〔美〕司徒琳、万志英：《两卷本前言》，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卷，赵世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页。

[15] 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香港：大家良友书局，2014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