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与发展战略选择
上一章的分析指出，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本上依赖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及其在生产中的投入，这是分工深化和规模扩大的基础。罗斯托认为，一个经济要起飞必须将资金积累率从5％提高到10％以上。[3]正是基于依靠资本积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就预示发展中国家对发展战略的选择。
（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
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具有一系列的逻辑基础，这里逐层加以剖析。
首先，如何才有较高的储蓄率以推动资本的积累呢？一般地，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主要取决于全民的储蓄倾向和收入分配状况：前者涉及社会文化和风俗，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后者则涉及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是短期内可改变的。显然，在消费倾向以及储蓄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全社会储蓄率就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财富越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储蓄率往往就越高。在理论上，这可以由李嘉图模型加以解释：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长期被压制在最低生计水平，而具有高储蓄和高投资取向的资本家则获得超出劳动力生计的剩余产品。[4]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收入中资本利润（企业主所得）占有的比重越高，劳动工资的份额越低，往往就会有越高的财富积累率。
其次，一个社会的分配如何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主要起因于收入分配不公：企业主的利润瓜分了所创造的大部分价值或财富，工人则只能取得非常低微的工资。这充分体现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欧，也体现在当前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往往只能得到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事实上，正是有意无意地实行收入分化的政策，这些国家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强制性储蓄”效应，从而得以形成非常高的资本积累率。例如，为了借助收入分化而获得高水平的资本积累率，很多国家都曾对低收入群体征收高额税费，然后再将榨取的税收以国家支出方式转移给私人并投资于生产，如19世纪的英国政府就利用间接累退税方式向大金融投资商支付高额利息。[5]
其三，巨大的收入差距又如何能够维系经济的持续发展呢？事实上，如果较高的储蓄率是源于较大的收入差距，那么，随着剩余产品的扩大和累积性生产的持续，国内消费就会逐渐跟不上生产的步伐，从而必然会出现相对生产过剩。正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依赖相应的需求作支撑，所以，当国内需求存在持续的严重不足时，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就只能诉诸外部需求。这为历史实践所证实，无论是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实现第一代工业化的英国，还是在19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代工业化的法国、美国和德国，抑或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实现第三代工业化的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它们都采用商业和军事并行方式而致力于海外市场的开拓，从而维系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其四，现代社会中经济快速增长国家又是如何开拓海外市场的？一般地，开拓海外市场的方式或者依赖武力征服或者依赖自由贸易，这在欧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为了争夺白银资本，英国就分别在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庞大的中国市场，其他国家也随后加入到以武力控制中国市场的征途上来。不过，随着工业经济和市场规模的发展，发达国家开拓海外市场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就逐渐由武力转向自由贸易。其原因有二：（1）武力开拓不仅引起发达国家和殖民地的对抗，而且也引发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冲突，从而造成极大破坏；（2）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大公司也逐渐摆脱对政府补贴、垄断特权及关税保护的依赖，并越来越多地依靠低价格和高质量取得竞争优势。正是由于自由贸易符合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和市场拓展需要，因而李斯特将崇尚自由贸易的古典经济学称为英国的国民经济学。
最后，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中，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何有助于该国拓展海外市场？其基本逻辑如下：（1）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际竞争条件下，该国的收入差距越大，往往意味着其产品的生产成本更低，从而也就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更有能力争夺外海市场；（2）如果该国处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大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维持和增强它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提升其全面的竞争优势而进一步维持和巩固其海外市场；（3）如果该国处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大的收入差距也有助于提升它的国际竞争力，借助比较优势而开拓海外市场。这意味着，较大的收入差距会滋生出两大效应：（1）高储蓄率造就了巨大的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从而得以投入再生产活动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2）低成本提供了廉价的商品和劳务，从而得以持续向国际市场倾销而出现大量的国际盈余。相应地，一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会伴随着国际收支的大量出超。这也已经为各国经济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如此，目前中国也是如此。不过，这种现象显然无法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解释，因为根据后者，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机器和技术等，从而往往会是收支入超。
（二）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在海外市场
基于上述逻辑，经济快速增长就与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为先发国家的历史实践所证实，而且对实现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譬如，就20世纪下半叶成功实现第四代工业化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等国而言，它们也是充分利用了特殊历史时期所滋生出的市场空间（如二战后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共识降低了各国的贸易壁垒、西方推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提高了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冷战导致发达国家对东欧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意识形态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闭关、资本积累方式的改变导致西方产业结构调整等），通过采取积极的制成品出口增长策略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样，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放后的20年间，中国内地也刻意地模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成功经验，通过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出口信贷、低息贷款、本币贬值以及外汇留存等方式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开拓国外市场，通过扩大出口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
当然，在拓展和争夺海外市场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上，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率先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事实上，发达国家可以灵活运用自由贸易和武力胁迫这两种方式开拓海外市场，军人和商人往往并肩作战；而且，这两种方式是相辅相成的，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支撑。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根据自身条件而兼顾两种发展战略：（1）利用主权来保护本国市场不被严重侵占，这就是进口替代战略；（2）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尽可能参与国际竞争，这就是出口替代战略。这就是发展中国家为推进经济快速增长而采取的战略选择，这已经为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刻画和总结。也就是说，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倡导的两条工业化道路都与市场的保护和开拓密切相关。
首先，就进口替代战略而言。其核心思想是为本国的工业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市场，体现为在本国市场上以本国工业品替代原来需要进口的外国工业品。这种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是李斯特倡导的生产力原则：通过关税保护、进口配额、高估本币等措施限制某些工业品的进口以保护本国刚刚起步的幼稚产业，通过税收、投资和销售等方面的优惠待遇鼓励外国私人资本在本国设立合资或合作方式的企业；通过来“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方式来提高本国的工业化水平。
其次，就出口替代战略而言。其核心思想是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体现为用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进而用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的出口。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倡导的比较优势原则：通过扩大有比较利益的产品的出口，以改善本国资源的配置，从中获得贸易利益、积累发展资金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其中，在第一阶段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第二个阶段主要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成功进入第三阶段的国家则致力于发展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
也就是说，无论是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替代战略，关键都是通过积极的政府行为为本国产业的发展创造出一定的市场空间。当然，两类战略的选择也存在时空的适应性。一方面，就进口替代战略而言，采用这一战略的理由是：在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刚性需求下，众多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以及生产率的提高都会明显恶化贸易条件，从而也无法获取国内生产所需要的外汇。但是，它将资源主要用于生产进口替代产品，这将减少对生产出口产品的投入，进而会导致出口随之减少；相应地，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资本主要是内源性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或潜力也必然受制于国内市场的限度。另一方面，就出口替代战略而言，采用这一战略的理由是：在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下，可以更快地弥补外汇缺口，进而可以更快速地为生产投资提供经济剩余。显然，它以鼓励出口作为经济动力的发展模式，是对局限于通过进口替代来推进工业发展的传统观点的反动，是一种更为主动、积极的开拓市场和工业化途径，也更容易为经济增长寻求更广泛和持续扩展的国际市场。
从需求市场的开拓来看，两类战略也与不同类型的国家相适应：很大程度上，进口替代战略主要适用于国内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因为国内规模已足以产生世界平均的规模经济；相应地，出口替代战略主要适用于国内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国内规模不足以产生世界平均的规模经济。从这一角度上开，拉美国家和东亚“四小龙”分别选择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替代战略，也是有各自的合理性的。同时，由于国内市场的保护往往比海外市场的开拓要容易一些，而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初国际竞争力往往还非常弱小，因而进口替代战略也就成了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两点：（1）随着本国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当本国产业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接近时，就应该继以开放政策以实现更高的规模经济，这也是李斯特的构想；（2）在进口替代战略下发展本国产业时，也应该考虑本国的要素禀赋以及相应的比较优势，从而在未来的市场开放后具有自生能力和国际竞争优势，这是林毅夫特别强调的。尤其是，在进口替代战略下，进口需求将会减少，这使得国内生产企业丧失对外汇价格和商品相对价格变化的敏感性，进而就会丧失通过技术开发来降低成本的动力；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业的利润率会减少，这阻碍其生产规模像进口替代品产业那样扩张，进而进一步降低获取外汇的能力，这是当年拉尔所揭示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