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期，“中等收入陷阱”重新成了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新闻舆论界的热门话题，根本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明显的下降趋势，重要的促发因素则是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的讲话。有些人认为，中国在未来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将之归咎于2007年颁布并随后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它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导致了工资增长开始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以致很多投资人选择离开中国^[1]；相应地，解决这一陷阱的流行思路就是，促进要素的流动和市场的开放，如放弃集体谈判的劳动关系改革，促进劳动力流动的租房落户的户籍改革，减少粮食补贴的农业改革，促进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改革，等等。^[2]很大程度上，这些观点和措施都是新古典主义的，并且与欧美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一脉相承。例如，更早时候，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就宣称，中国已经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边缘，如果不接受世界银行开出的重大改革，将会长期停滞，乃至爆发经济危机和引发社会动荡。问题是，遵循新古典主义而推进贸易开放和要素流动的政策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地，我们还要探究，“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基本命题？这就需要分析一系列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经济高速增长往往会采取何种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随着收入的提升将会遭遇什么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又应该采取哪些根本措施，等等。在上章对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做了深刻剖析之后，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一国经济政策的选择以及错误政策下的“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也可以更好地探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有鉴于此，在上一章的基础上，本章尝试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事实及其成因作逻辑化的梳理，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机理作深入的解析，并由此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作全面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