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古典经济学重视资本积累的理论基础

与现代主流经济学鼓吹消费支出并推出需求拉动增长论不同，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抨击奢侈性消费行为，并将资本积累作为提高劳动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为此，古典经济学家大多主张对奢侈品征收高额税收。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呢？根本原因在于这样两方面：（1）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民族国家），从而关注组织的有效运行，而这根本上关涉社会分工问题；（2）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国民财富的增长，社会财富的创造不仅依赖于生产性劳动的投入，而且依赖于社会劳动的生产率提高。进而，从社会角度看，社会劳动效率不仅取决于组织内部的劳动分工，还取决于组织之间的产业分工，涉及资本分工、产业独立以及迂回生产等问题，这些方面为奥地利学派所发展。很大程度上，组织运行的有效性和劳动生产率都取决于社会分工水平和生产迂回程度，而这都以不断积累并投入生产的资本为基础。这里就此作一说明。

（一）劳动分工论

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重视可以追溯到经济学之父斯密，他实际上是以高储蓄、高投资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型的先驱。^[23]事实上，斯密的《国富论》就是研究国民财富尤其是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学问，集中剖析了影响人均国民收入的两大因素：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其中，斯密将生产性劳动定义为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而所有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则被解释为非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则与分工有关，分工是有助于生产力提高的最重要条件。斯密构筑的三位一体理论体系就是分工、劳动价值和自由竞争；其中，劳动价值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劳动分工则通过提高劳动效率而促进价值创造，自由竞争则通过促进劳动分工而扩大市场范围。正如熊彼特指出的：“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24]

既然分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源，现实世界中的分工水平又如何决定呢？在这里，斯密提出了后来为斯蒂格勒所命名的著名的“斯密定理”：市场的需求规模限制了劳动分工，相应地，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交换范围（市场）的扩大。斯密写道：“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总是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25]事实上，只有当对某一产品或者服务的需求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实际出现和存在；相反，如果市场范围没有扩大到一定程度，即需求没有多到使专业生产者的剩余产品能够全部卖掉时，专业生产者不会实际存在。正是由于斯密把分工和市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因此，斯密定理后来也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26]

进一步的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分工又如何得以不断拓展和深化？这就需要以不断积累的资本为基础。事实上，只有拥有足够数量的资本，企业主才可以购买工场、工具、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工人，才能将这些生产要素结合在进行社会化生产；只有存在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才可以从社会劳动中分离出一部分来从事知识生产和技术创造等活动，进而形成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之间的分工；同时，只有以这些剩余产品转化的资本为媒介，才能沟通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从而深化生产者之间的分工。从人类社会发展看，在劳力社会中，由于社会没有剩余产品，从而就无法形成有效分工，也就只能重复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相应地，随着地理大发现、经济殖民等带来的剩余产品，才使得社会化分工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才促进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剩余产品的多少就决定了社会生产形态以及经济发展速度，并最终决定了社会经济所处阶段，这反映在科恩所列的简表1-1中。^[27]

最后的问题是，资本又如何而来呢？斯密指出，资本是先前的储蓄行为积累起来的结果，是节制花钱的结果；而没有事前积累的资财，分工就无法进行，就无法提高生产率。为此，斯密反对奢侈性消费，并把私人储蓄或节俭视为增加资本的唯一途径；相应地，斯密高度评价储蓄行为，把节俭的人称为公共捐助人。这一观点为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所继承。例如，穆勒认为，资本是劳动生产的积累，资本家减少在奢侈品上的消费支出就会增加投资支出，从而能够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为此，社会必须从每年的产出中留出一部分来维持劳动，生产性劳动人数的多少则取决于这部分的大小。进而，基于能否直接或间接地维持生产性劳动，穆勒还将消费区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穆勒写道：“只有用于保持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消费，才是生产性消费。”^[28]究其原因，在一个经济中所生产的一定数量的消费品必定会反馈给家庭部门的人力本身的生产，这种生产性消费正是维持人力资本完整无损的必要投入。穆勒还指出，只有生产性消费者才是生产性劳动者，但并非所有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都是生产性消费。

同时，斯密认为，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之间不存在时滞，因为储蓄转化为投资，而投资产生支出，反过来又用于消费；因此，储蓄并不会损害购买力，而是意味着消费，不是被储蓄者而是被不同类型的其他人消费。究其原因，在斯密时代，资本和消费品都非常匮乏，资本很容易找到投资机会；相应地，货币也主要被视为一种媒介，人们借助它只是为了方便地获得商品。承袭这一思维，萨伊进一步提出了萨伊定律：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当然，萨伊定律也遭受了种种批判，如忽视商品和物物交换的区别、不变的现金余额、储蓄和投资相等、没有货币幻觉、忽视经济体制的不确定性、忽视坎铁隆效应和真实余额效应，等等；而且，社会经济越是向前发展，萨伊定律遭受的批判也就越强烈。但是，正如罗斯巴德指出的：“本质上，萨伊定律是对各种经济学上的不学无知者以及利己主义者所做出的严厉而适当的回应。这些不学无术的人以及利己主义者在每次经济衰退或危机时就大声地抱怨普遍‘生产过剩’的严重问题，或者用萨伊时代的常用语言，市场上商品的‘普遍饱和’问题。‘生产过剩’意味着生产超过了消费：即产量从总体上与消费量相比太大了，因此产品无法在市场上售出。”^[29]显然，现实世界的供给并没有满足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因而经济危机的原因也绝不能单单用生产太多了去解释，而应该从供给结构上去分析，是供求结构的失衡造成了“生产过剩”，这才是萨伊定律的真正含义。事实上，穆勒也接受了萨伊定律而强调，对财富的限制永远不是缺乏消费者，而是缺乏生产者和生产能力。究其原因，节省下来的资本总会要给消费掉，或者用于投资，或者用于是非生产性消费，而“富人的非生产性开支对穷人的就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30]在这里，穆勒特别指出，对增加生产构成障碍的重要因素是资本，而储蓄依赖积累的动机，储蓄倾向则在于如何诱导储蓄。

（二）生产迂回说

分工之所以能够提高效率，还有另一个理论基础：生产迂回说。事实上，重农主义的杜尔哥就指出，土地的产物需要经历长久而艰难的准备工作才能适合人类的需要，期间形成了劳动力与土地和资本的结合进而又通过诸多的中间“工序”而最终对物品做出了改变。同样，古典主义的李嘉图则把资本看作“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并认为完全依靠直接劳动生产和利用机器劳动生产的效率和成本是不同的；而且，李嘉图认为，时间因素妨碍了那些周转较慢的资本的产品供给，其产品需要较长时间到达市场的人必须为此而得到补偿。承袭这一思维，西尼尔最早提出了资本积累原理，社会生产力随劳动能力和产品不断被当作生产手段使用而增进。例如，相同数量的劳动连续两年投入赚取的利润不止二倍于两个一年的投入赚取的利润，第一年的产品可以用来作为第二年生产的工具，如每隔一年赚取100元利润在经济上并不等于每年赚取50元利润。这意味着，劳动以及生产财富的其他工具的力量可以因把它们的产品作为进一步生产的工具而无限增加，因而周转较慢的资本产品也因实际价值在不断增加而有较高价值。

同时，萨伊和穆勒也从时间结构上对生产过程进行了分析，探究了社会化生产中直接生产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例如，萨伊就强调，创造价值的不仅包括有形物品的生产者，而且也包括为之提供服务的人，进而是人的努力与自然和资本相结合而共同创造了价值；同时，提供服务的间接劳动者以及不能带来直接享受的土地或工具等，它们的价值是基于它们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进一步地，穆勒将那些直接和间接生产出物质产品的劳动，如为获得技能或保护财产的劳动服务支出，都视为生产性劳动，并且，认为在较长生产流程中间接要素劳动力的价值来自于最终产品的价值，如无论是制犁人还是其他人都从面包的价格中获取了劳动报酬。受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奥地利学派的开山者门格尔致力于考察生产的时间结构，并将边际效用原理扩展到整个生产与分配领域而提出了一种归因理论：所有财货的价值都取决于利用它所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价值；其中，高级财货的价值之所以应该从作为低级财货的最终消费品中分摊，就在于利用高级财货进行生产能够取得更高生产率。在西尼尔和门格尔的学说基础上，庞巴维克认为，最终（消费者）商品的生产需要耗费时间，而生产这些商品的迂回方式比直接生产方式具有更高效率，但也需要耗费更多时间。例如，鲁滨逊可以直接用双手捕鱼，也可先结成渔网再用渔网捕鱼，显然后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为此，庞巴维克第一次提出了“迂回生产”说：迂回方法较直接方法的效率更高但花费时间更长，而且，方法越迂回，花费的时间越长。也即，迂回生产说包含了两大内容：（1）迂回生产往往比直接生产具有更高的生产力；（2）迂回生产往往比直接生产耗费更多的时间。相应地，要使迂回生产的时间延长，就得增添更为复杂的生产设备，即增加资本。庞巴维克强调，迂回生产说是“整个生产理论中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命题”。

显然，迂回生产说预示了一种新型的资本生产力学说，它认为现在财货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现在财货比同等数量的未来财货更有价值。但实际上，庞巴维克只承认土地和劳动力是生产的原始要素，而拒绝承认资本是与这些要素合作的生产要素。在庞巴维克看来，资本的作用在于增加了土地和劳动的生产力，它的使用是“消费时间的”，需要更多的“迂回的”生产过程而延长了“生产时间”。事实上，维塞尔认为，归属于给定生产要素组合中各要素的产品总和，应该恰好等于要素组合的产出本身；但庞巴维克却认为，现代化生产的优势源于控制各种投入要素的能力，因而分配给要素的价值应该大于投入的价值。也即，归属于各个要素的价值之和应该大于投入要素组合的总价值，庞巴维克将之归属为一种剩余，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当劳动被用在以前积累下来的维生基金时就会创造出剩余，这应归功于迂回生产方式。

承继迂回生产说的思维，杨格1928年将斯密定理发展为杨格定理。杨格定理主要包括三大命题：（1）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2）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而且市场大小又受分工程度的制约；（3）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31]其中，第二点是对斯密关于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思想的重大发展，这种发展也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适应。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需求引导的分工引进接近尾声，相反，垄断大公司已经开始通过供给来有意识地引导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杨格认识到，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同时，购买力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这样，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就相互作用并在相互作用中得以不断扩大，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不过，杨格认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企业规模产生的，而是源于专业化和分工。在杨格看来，劳动分工的增进意味着生产迂回度的增加，而这有赖于整个社会市场规模的扩大，或者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为此，他将分工效率放在了生产的迂回度提高的基础之上，把报酬递增视为主要是生产的资本化迂回方法的经济。事实上，正是市场规模的扩张使得机器得以引入、技术得以进步，这又导致了生产迂回度的提高或分工链的加长，从而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同时，分工的深化又可以进一步促进市场的扩大：（1）专业化的链式分工使生产的迂回度加大，导致知识的积累，并使生产具有报酬递增性；（2）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生产者必须同其他生产者交换，从而促使了市场规模的扩张；（3）市场不断扩大的前景，又促使产业更精细的分工，产业链加长。因此，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

（三）经济增长基础

上面的分析表明，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来说是基础性的。一方面，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分析逻辑，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投入和劳动效率，劳动效率则与劳动分工有关。同时，无论是对生产劳动的需求还是技术的应用都依赖于一定的资本基础，无论是劳动分工的拓展还是市场规模的拓展也都依赖于不断积累的资本。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大多重视资本积累，将资本积累视为一国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例如，穆勒就强调：“节省会使社会与个人富裕，而花费则使之变穷；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社会会因用于供养和帮助生产性劳动的支出而变富，会因用于享乐的支出而变穷。”^[32]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学者关注生产结构问题，关注生产的中间品投入，进而也关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关注资本的运用和技术的创造。米塞斯就写道：“那些反对所谓‘奥地利’观点的经济学家，在处理资本问题时通常假定：用于生产的技术总是一成不变地决定于技术知识的现状。另一方面‘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则指出，在许多已知的生产技术当中，决定采用那些技术的，乃每个时期可以利用的资本品供给量。”^[33]

一般来说，资本积累对生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原材料流的增大，这会导致资本—劳动组合的变化，从而引发劳动分工的变化，进而推动劳动分工，这是古典经济学重点关注的；（2）加工阶段数量的增加，这会导致资本结构的分解，从而引发产业链的延长，进而推动产业分工，这是奥地利学派重点发展的。很大程度上，劳动分工与产业分工就是社会分工的两大内容。正是基于这一维度，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显然就具有很强的相通性：奥地利学派所着重阐发的迂回生产和生产结构实际上就是产业分工，古典经济学重视的劳动分工则是企业内部的工序分工。也即，两大学派都将资本积累视为分工深化、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基础，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1所示。

也就是说，在早期经济学看来，只有以一定量的剩余产品为基础，一个社会才能以迂回方式进行生产，分工半径才得以不断拓展，生产技术才得以不断改进，劳动有效性才得以不断提高，从而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价值。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或资本，并且需要配置到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地方。很大程度上，近现代社会的技术创新之所以从中国社会转移到了西方社会，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殖民地开拓、奴隶贸易以及圈地运动，西方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从而开创并维系了实验室、科学机构以及大批科技人员；相反，由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中国社会就一直不存在独立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从而也没有专门的科技创新活动。有鉴于此，即使作为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过渡的人物，如西尼尔、萨伊、巴斯夏等人，尽管他们在政府与市场间关系上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与后来的边际效用学派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都具有很大的相通性，但在对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行为的态度上却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他们还深受斯密和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影响，其关注重点集中在生产投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上。

同时，相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化数量分析，奥地利学派更关注生产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动态发展，从而也非常重视剩余产品及其在生产中的投入。事实上，不仅门格尔、维塞尔以及庞巴维克等都关注高级财货在低级财货生产上的作用，而且庞巴维克还进一步发展出迂回生产理论；进而，这种传统一直为奥地利学派学者如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等强调。例如，维塞尔就指出：“经济预期面对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包含着一个规则，必须保持资本储备。那些遵从这一规则并且同时节约他们劳动能力的人，当然也能够在未来的所有时间里保持同样的福利状态。”^[34]米塞斯则写道：“财产所有者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获得的优越的地位，即：他必须将生产资料投放到社会最需要的生产领域中去。假如他不这么做——或将财富储存起来——那么他就会蒙受损失。倘若他还不及时纠正或改变其做法，那么他就会毫不留情地被人从优越地位上挤下来，就再也不是财产所有者了。另外一些比他更适合这一位置的人就会取而代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那些最称职的人才能永远拥有生产资料。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必须不停地将他们的生产资料使用到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去。”^[35]

正因如此，古典经济学者和奥地利学派学者大多重视储蓄和投资，而反对奢侈性消费并严厉批评破坏性行为。例如，针对孟德维尔有关高消费会刺激繁荣的论点，罗斯巴德就写道：“孟德维尔强调的是他所谓的‘私人恶习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悖论，而这种‘利益’是需要通过前凯恩斯主义的消费支出机制来实现的”；“孟德维尔的著作实际上不过是19世纪法国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所称的‘破窗谬误’的活生生的体现。孟德维尔不仅为奢侈消费的重要性辩护，而且也为欺诈的重要性辩护，因为这会为律师提供工作机会；以及为盗贼辩护，因为这的确会为锁匠提供就业机会。”^[36]更早，孟德维尔为奢侈品“恶习”辩护就引起古典经济学先驱哈奇森等人的愤怒。哈奇森宣称，“提供给公众的物品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功于奢侈者、挥霍无度者和傲慢自大之人，而是源自于勤劳的人们，是他们注定要向所有的顾客供给物品”；并且，嘲讽孟德维尔说：“在甚至连盗贼和劫匪都被这同一作者假定为有助于锁匠就业的情况下，谁还会对那种认为奢侈或骄奢是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的观点感到惊奇呢？”^[37]

可见，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一种投资推动说，这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论存在根本性不同。正是由于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强调资本积累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而且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采用了高储蓄、高投资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因而人们往往将以资本积累和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发展称为马克思型增长（the Maxian Growth）。同时，由于斯密特别重视资本积累在促进劳动分工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因而人们往往将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为动力的经济发展称为斯密型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其中，斯密型增长也为现代经济学所接受和发展，甚至导向了现代内生的平衡增长模型，其基本特点是：每个人生产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收益增进，而劳动分工又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因而自由贸易的推行将拓宽市场范围而有助于劳动分工的拓展。正是基于对资本积累的重视，发展出了哈罗德多玛模型和索洛模型等经典增长理论。

当然，无论是马克思型增长还是斯密型增长，基本特点都体现为经济总量依赖于不断投入的资本或其他资源，而技术变化却不大，因而此类经济增长往往受制于自然资源而难以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有鉴于此，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发展必须摆脱对资源的依赖，而需要引入科学技术来解决生产问题，因而人们又将以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为动力的经济发展称为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znetsian Growth）。后来，熊彼特又指出，如果现有的资源和技术没有被动员起来投入使用也不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对这些资源的使用不仅要承担风险，而且还依赖于通过应用创新而获取利润的能力；因此，人们往往又将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发展称为熊彼特型成长（the Schumpeterian Growth），这里的创新主要不是指科学发现和发明，而是指企业家利用新思想创造出的新的生产资源的组织以增加利润的过程。不过，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者如保罗·罗默、卢卡斯等人则主要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归因于知识积累和创新，这就是现代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只要创新带来的利润超过研发成本就会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投资，进而只要创新带来的溢出效应足够大就可以维系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后，张夏准指出，创新的成功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创业动力，而主要在于发达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根本上取决于将个体创业动力成功转变为集体创业动力的能力。^[38]显然，要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就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