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看待奢侈性消费：破窗理论的审视
巴斯夏虚构了一个场景：一个店主的儿子不小心打碎了一扇窗户玻璃，此时引来了一群围观者，他们对打破玻璃而造成的财产损失表示惋惜，对店主不得不花钱来修复窗户表示同情。但是，一群老练的经济分析家却异口同声地说：“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而且，他们还“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6]因为店主不得不重新购买一块玻璃，而玻璃商又可用这笔钱去支付给另外的人，如此循环。因此，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这个看起来是有害的破坏行为，创造了需求，引发了资金周转，从而刺激了经济发展增长。而且，当时还有学者宣称：“如果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7]那么，我们如何正确认知这种破坏性消费呢？
（一）从破窗寓言到破窗谬误
事实上，这些老练经济学家对破窗的分析正体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思维和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原初凯恩斯经济学，破坏性消费通过乘数效应而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同时，正是基于这种鼓吹奢侈性消费的经济增长观，现代社会就流行了这样两种错误观念，也就是破窗谬误。
首先，正是受这种流行观点和凯恩斯学说的影响，人们才津津乐道于所谓的“破坏创造财富”说，并进而推广到洪灾、地震、战争等。例如，国内有学者就大肆宣扬，“洪水有利于经济建设”，“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8]相应地，在“9·11”事件发生后，这些经济学人同样可以说，这次恐怖袭击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会带来建筑业、市政建设的繁荣。实际上，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并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和实践。当前中国社会就存在非常多的“玻璃工”，很多“窗户”造出来就是为了打破的，从而不断促进地方GDP的增长。同时，鉴于破坏性行为和奢侈性消费之间的极大相似性，社会上就流传开“奢侈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基本动力”之类言论和信条，如“聚藏钱财会使民族的血脉枯竭”，“大人物的奢侈可以使小人物生活得更舒服”，“纨绔子弟毁了自己却富了国家”，“穷人的面包就是富人的浪费做成的”，等等。[9]其实，贪得无厌和奢侈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往往会受到蔑视，资本主义却将贪婪视为一种“动机”而合理化，甚至导致了一种“占有”科学——经济学科的快速发展。[10]
其次，这种流行观点还塑造出了这样一种道德标准，它导致人们把他们的道德利益和物质利益看成是对立的。事实上，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益”命题就将符合传统道德的节俭与符合现代社会的物质利益对立起来，并由此淡化、漠视乃至否定道德利益要求。承此思维，凯恩斯宣称：“我们越是有美德，越是致力于节俭，我们国家财政和私人财务越是坚持正统原则，我们的收入就会下降得越多”；同时，“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能对增加财富其作用”，尽管“建造房屋或类似的东西会更有意义”。[11]在这种观点支配下，奢侈而非节俭被视为现代社会的美德。但试问：这种道德观合理吗？巴斯夏就曾指出，天底下所有的父亲无不教导自己的孩子遵守秩序、持家有道、讲究实惠、力求节俭和适度消费，天底下所有的宗教无不痛斥阔气和奢侈无度。[12]同样，西斯蒙第也指出：“任何一个家庭的家长都知道，他要发家致富，就只能靠节约，把他每年所赚的一部分钱，拨入他的资本。”[13]
（二）破窗理论的全局性分析
问题是，以奢侈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合理吗？或者，当今社会中的那些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行为对经济发展果真起到了如此的积极作用吗？
极端的例子是鸦片消费，作为价格非常高的奢侈品，鸦片消费在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创造了不少就业，以致当时不少人认为禁止鸦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影响到太多人的经济利益；但鸦片贸易造成的更为严重的结果是，它瓦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从而成为中国社会由盛转衰的重大事件。因此，尽管现代学者往往以林则徐的道德述说而非经济原因来解释鸦片战争，但实际上，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六年曾主张种植鸦片以阻止白银外流，当时的清政府也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而非健康道德考虑来讨论本土的鸦片问题。[14]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奢侈造成了财富的损失，黜奢崇俭才成为千年来人类社会的信条（现代人往往将之称为教条）。
为此，巴斯夏支持常识而批判老练经济分析家对于破坏性行为的辩护观点。巴斯夏指出，老练经济分析家的观点仅仅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在这个事件中，窗户打破而提供了玻璃工的生意，这是老练经济分析家所看到的；但是，如果窗户没有破，店主就可以用那笔钱购买新鞋或新书，从而增加书商或鞋商的营业额，这是老练经济分析家所看不到的。同时，就店主而言，由于窗户被打破，它花钱购买新玻璃获得的享受与以前一样；但如果窗户没有打破，他在获得原先的效用时又可以增加新鞋或新书的效用。也就是说，打破玻璃所带动的经济效用往往是以另外一部分的负效应为代价的，整个社会上的资源并没有增加。所以，巴斯夏强调，“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就业”，相反，“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社会损失了某些价值”，或者更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有利可图的”。[15]
事实上，就地震和洪水造成的影响而言，破坏后的重建必然需要花费本来可以用于其他方面建设或生产的资本。在探究西方崛起的原因时，有一种学说就认为，欧洲使用砖和石料的建筑比中国和日本的建筑更能经得起风雨侵蚀，从而使得欧洲积蓄的资产贬值较少；同时，亚洲地区更常见的地震和洪水也进一步破坏了资本，而欧洲更常见的流行病、战争和农业歉收主要破坏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资本。[16]正是由于积累的资产往往会遭受周而复始的破坏，这就严重限制了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样，奢侈性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如此，因为奢侈性消费也是对资本的侵蚀。米塞斯写道：有人认为“如果富人不奢侈，穷人就会失去收入来源，就会变得无处挣钱，无钱可挣。这种说法很愚蠢……如果没有奢侈，人们照样可以找到收入来源，那些本来可用于生产奢侈品的资金就将被投放到其他的生产领域，例如用来生产大众化的消费品，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等”。[17]斯密的老师哈奇森也指出：“在一种用途上不被花费的收入将要用在另一种用途上，它如果不被浪费在奢侈消费中，就必然会用于有用的、明智的目的。”[18]而且，后一种消费有助于收入的分散，从而对社会发展来说更健康，但这些都被现代主流经济学忽视了。这也就是巴斯夏“破窗理论”的含义：打破玻璃使得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损坏和浪费，使得社会丧失了价值，从而是破坏而非建设。
（三）破坏性增长的本质和寓意
上述分析往往会遇到一个诘难：人类社会的几次经济大危机似乎都是诉诸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行为而摆脱的。确实，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行为在特定时期对经济拉动的积极作用：当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奢侈和破坏往往可以触发经济活动和启动经济运转。譬如，如果上述店主是个守财奴，在玻璃没有破损的情况下，他既不会用那笔钱去购买玻璃，也不去购买其他书籍等任何东西，而是将之储藏起来；那么，打破玻璃这一事态显然就有助于促进这些储蓄的使用，从而刺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就好比在经济萧条时期，每个人都因对未来预期不佳而紧缩消费（就像守财奴），那么，浪费性的消费行为以及破坏性的“破窗”举动往往可以成为启动经济的动力，从而就并非不是好事。很大程度上，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理论应对的也就是这种极度萧条的经济情形。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巴斯夏还是强调，破坏性行为虽然通过迂回途径而启动了经济，但其直接效果却是对社会福利的损害；而且，即使没有打破玻璃这类破坏性行为，人们的正常购买也可以启动经济。
从本质上讲，破坏就是破坏，奢侈就是浪费，这不是价值创造行为。相应地，破坏性发展也就不是一个有效率的途径，更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破坏来启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反映出，人类社会的相关制度出了问题，如知识结构、生产结构以及分配结构出了问题，从而昭示我们去改良这些问题。究其原因，人类社会还没有富裕到可以随意浪费的程度，每一次浪费都必然与其他人的穷困同时存在。譬如，每当经济大危机到来时期，大量的牛奶和面粉倒入大海固然成为摆脱包袱而推动经济新一轮发展的现实手段，但在大危机时期往往有更多的人得不到最基本的食物，这正是森发现贫困和饥荒之所以爆发的真正根源，也是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极力批判的社会现象。而且，即使人类社会的物产已经到达了绝对充裕的阶段，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也应该保障人们减少在生产和劳动上的时间投入，从而得以将大量的时间用于提升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显然，维持社会持续平稳发展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保障社会正常的生产和消费机制以防止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这包括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制度安排，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的根本议题。不幸的是，囿于既定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却看不到这一点，无法深入剖析经济波动背后的社会因素，反而将各种市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将市场波动乃至经济危机都视为帮助经济“破坏性重建”的强制性市场出清。正是由于思维为成见所禁锢，这些经济学人的政策主张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跳动：当市场繁荣时，往往相信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一切个体行为都是理性的；当市场衰退时，转而信奉凯恩斯经济学，主张用国家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甚至采取破坏性政府支出和奢侈性个人消费的激励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复苏。结果，人类社会经济体系中内在的问题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经济也就会不断地陷入周期性循环之中。
（四）如何理解奢侈性消费等同浪费
上述分析还会引发一个质疑：我们为何将奢侈性消费视为浪费呢？要知道，奢侈性消费也满足了那些富人的需求，提高了富人的效用呀！我们之所以将奢侈性消费称为浪费，主要是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整体福利和效用的角度而言的。凡勃伦就曾指出：“是因为这种消费从整体说来，并无益于人类生活或人类幸福，而不是因为从实行这种消费的各个消费者的立场来说这是浪费或精力的误用。就各个消费者说来，如果他愿意这样消费，这种消费与其他可能不会受到浪费的非难的那类形式的消费相比时对他的相对效用问题就算解决了。不论消费者所选择的是哪一形式的消费，也不论他做出选择时所追求的目的何在，由于他的偏爱，那种消费对他就有效用了。从各个消费者的观点来看，在纯粹经济潜能范围内是不会发生浪费问题的。”[19]问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恰恰从个体理性角度来看待问题，乃至将社会效用等于个体效用之和，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各种消费支出之和，从而就混同了不同消费支出的性质差异。
例如，针对中国社会潜在的粮食危机，袁隆平建议政府将浪费当成犯罪行为来限制，但该建议马上遭到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人以及青年经济学子的大肆抨击。这里摘抄一些网络话语：“袁隆平吃错药了，求设‘浪费罪’。请问有没有一点市场经济的常识？如果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被消耗掉，不就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源头？”“你点了好些菜，……你自己觉得吃几口就不想吃了，就倒掉，这是你在理性地处理你自己的私产，这不是浪费。是你自己的财产，你怎么处置都是你自己的事，不存在浪费这回事。……（所谓浪费），就是你没有按照你认为最有利于你自己的方式处置你的财产。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有没有浪费，也只有你才最关心你有没有浪费。……所以你都没法想象会有你自己故意浪费自己的财产这样的事。只有违背自己意愿地处置自己的财产，才是浪费”；“只要不是抢农民的粮、偷农民的粮，或者像统购统销年代那样，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而是用市场价让农民自愿把粮食卖给你，你就对得起他的汗水。买来了不吃，最后扔掉，也不是对他劳动的浪费，相反是让他的劳动发挥出他自己都没料到的价值。他本以为他生产的粮食只能用来吃，结果发现你还能拿来炫耀，吃饱了还买，农民要高兴还来不及。规定农民只能卖粮给只把粮食用来吃的人，那才是对他辛勤劳动的浪费”。[20]实际上，不是袁隆平错了，而是这些学子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经济学，他们学习了一种错误的经济学理论就自以为是了。
总之，破窗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决策只有在考虑到“全盘结果”时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亦即，对于经济决策的评估应该观察其长远的影响而非短期的成果。这包括两点：（1）检验经济决策的效果不要局限于直接带来的利益或缺点，而是应该检验其长期的影响；（2）检验经济决策的影响时不能只观察特定的群体（例如蜡烛制造工匠）或产业（例如蜡烛制造业），而是应该考虑到其对所有人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显然，破窗理论对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都具有显著的意义。例如，通过节俭和奢侈行为对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和深层效应的比较，巴斯夏就指出，节俭不仅在道德上优越于奢侈，而且在经济上同样优越于奢侈。同样，根据破窗理论这一中心思想，巴斯夏还强调：“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收益。”[21]显然，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只能是那些不仅看到直接结果，而且也能看到经济政治行为的后续结果的人。巴斯夏这一见解深深影响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将之称为天才的思想，破窗理论也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用以批评凯恩斯消费经济学的譬喻。如维塞尔就强调：“现实经济在没有干扰因素的影响时，能够把关心和收入分派到未来各期。在预见到特殊的风险、追求更快的经济发展、计划到或者预期到常规收入和支出发生变化时，有必要考虑超出当前时期的经济措施。”[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