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唐代墓志具有明显的文体属性和家族属性，这两种属性又是紧密相联系的。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来进行综合考察，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我们称“自撰墓志”，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志主和撰者融而为一；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这比其他人撰写的墓志铭更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作为墓志的撰写者，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唐代以前的墓志铭，因其题署撰人者不多，故而这三方面的特征，只有唐代墓志才能凸显出来。本节重点论述前两个特征，而第三个特征将在下一节“唐代婚姻与文学家族”中展开研究。
一、自撰墓志
自撰墓志，是一种特殊的墓志铭，也是撰者所作的特殊形式的自传文章，或叙行迹，或述家世，或抒感慨，或发议论。与一般墓志相较，更能表现出撰者的性格、心理与文才，既是生命本真的映现，也是文学个性的凸显。自撰墓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北朝李行之临终前的口授墓志铭。《北史·序传·李行之传》记载：“临终，命家人薄葬，口授墓志以纪其志曰：‘陇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终于某所。年将六纪，官历四朝，道协希夷，事忘可否。虽硕德高风，有倾先构；而立身行己，无愧夙心。以为气变则生，生化曰死，盖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终，有何忧喜于其间哉！乃为铭曰：人生若寄，视死如归。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终而绝。”[1]这是现存最早的口授墓志铭，但是否模勒上石，不得而知。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对于自撰墓志作总体论述云：“杜预自表营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取制于邢山郑祭仲之墓。陶渊明自作挽词、自祭文。杜牧之、白乐天、辛秘、李栖筠、王绩、严挺之、柳子华，皆自撰墓志。卢照邻、李适、司空图自作墓，卫大经自凿墓，自为志。颜鲁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遗表、墓志、祭文。谓之达亦可，谓之近名亦可。处死若鲁公，可也。”[2]可见，自撰墓志都是自己撰文以表现对一生的感慨，或寄托对于身后的安排和希望。
唐人自撰墓志且为传世文献所录者，有王绩《自撰墓志铭》、严挺之《自撰墓志》、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杜牧《自撰墓志铭》、刘处静《元墟墓志铭》、颜荛《自草墓志》等。[3]因为志主与撰志者是同一主体，因而表现的情感更真实，实用的色彩减弱，抒情的成分增浓，也就更具有文学性。同时，自撰墓志是活着的自己对死去的自己的设想，因而较普通墓志也更有独创性。
新出土的石刻文献中，也发现了一些自撰墓志铭，这些墓志表现出与普通墓志不同的面目，也与传世文献所记载的自撰墓志有所差异。目前笔者收录十五方：《唐朝议郎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卢载墓志铭并序自撰》[4]《唐故朝议郎检校尚书户部郎中兼襄州别驾上柱国韩昶自为墓志铭并序》[5]《大唐故府君墓志并序》[6]《唐太子太保分司东都赠太尉清河崔府君（慎由）墓志自撰》[7]《唐故通议大夫守夔王傅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吴兴姚府君（勖）墓志》[8]《唐故尚书水部员外郎以著作郎致仕彭城刘府君（复）墓志文》[9]《通议大夫尚书刑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广平刘公（伯刍）自譔志文并序》[10]《唐乐知君自靖人君（皇甫映）室石诗并序》[11]《唐故中散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河东薛府君（丹）墓志》[12]《大唐中岳隐居太和先生琅耶王征君（玄宗）口授铭并序》[13]《唐故朝请大夫慈州刺史柱国赐绯鱼袋谢观墓志铭并序》[14]《唐故朝议郎河南府王屋县令上柱国裴珙府君墓志铭自撰》[15]《大唐故宣德郎前守苏州海盐县令绘并前妻故陇西李氏合祔墓志文自叙》[16]《僧敬章砖志》[17]《唐故朝议郎使持节剑州诸军事守剑州刺史上柱国扶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绯鱼袋窦公墓志铭并序自撰》[18]。
第一，刻于石上的自撰墓志，主要指家世科第和生平履历由作者自撰，而卒葬月日以及死后赠官等生前无法预知之事，仍由家人或后人填补。千唐志斋新藏的卢载墓志就很有代表性。因为卢载撰了墓志铭以后还活了八年，故志末由其从侄补记了一些内容：“公开成五年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以常馔小减，遂自制此铭。后迁礼部尚书致仕，又转兵部尚书致仕。至大中二年岁次戊辰五月己未朔十七日乙亥，弃养于东都正俗里，享年七十五。至七月廿七日，诏赠右仆射。孤子佩方、远佞，孤女比丘尼全真等，泣血茹毒，以其年十月廿三日，号奉先远于河南府河南县伊汭乡尹段村万安山南原，从先大夫茔，与先夫人荥阳郑氏合祔，礼也。佩方等不孝，罪逆不即死灭，谨于箧中得先所制铭，号天扣地，不敢改易，遂以年月谨于后。”[19]有了这段补记，卢载的事迹才更为完整，而且自撰部分和补记部分各有侧重，前者重在自抒性灵，后者重在叙述事实，前后综览，传记的体制才更加完备。这种补记的情况是自撰墓志的常见现象，如崔慎由墓志的最后一段，由其子崔安潜补述：“天子闻之，制诏丞相、御史曰：‘朕用震悼于厥心，其罢群臣朝二日，赠太尉以褒之。’已而临轩，命使者左散骑常侍崔公璙、使副使吏部郎中孔君晦，如洛阳备礼册命焉。安潜号恸，附而载之。”[20]薛丹墓志最后有一行文字，也当是家人补述的内容：“其年九月廿八日，敕赠官并给卤簿。”[21]
第二，一般的墓志，总体上具有饰终的特点，往往基于生者对于死者的夸耀，而自撰墓志如果夸耀过多的话，就会有自我吹嘘之嫌，故而夸饰的成分少于普通墓志。自撰墓志对自己的评价往往自我期许的成分居多，而自我夸耀的成分较少。即如晚唐宰相崔慎由，无论从家世、科第抑或仕历、吏才、史才还是文才，值得夸耀的地方都很多。他在文宗大和二年（828年）擢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官至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之所以能入相，也与家世背景密切相关，他出身于山东士族清河崔氏，又是官宦世家。崔慎由亦擅长文学，宣宗《授郑朗监修国史崔慎由集贤殿大学士制》赞誉其学术文章：“学穷阃奥，文擅精华，辨理必造于事机，吐论同归于根本。松筠挺色，莫畏严霜；雕鹗凌空，自有俊气。”[22]《全唐文补遗》所载崔慎由《自撰墓志铭》叙其家世：“唐朝中书舍人、国□司业、修国史、文公讳融之玄孙，礼部尚书、东都留守、赠太子太傅、成公讳翘之曾孙，尚书水部员外郎、渠州刺史、赠太子太保讳异之孙，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淮南节度使、赠太师、贞公讳从之第二子。”叙其科第：“慎由始以习《左氏春秋》《尚书》《论语》《孝经》《尔雅》，随明经试，获第于有司。后举进士，对直言极谏制，皆在其选。”叙其婚姻：“妻范阳郡夫人卢氏，试大理评事寓女，有德行，先一年没，至是合葬焉。”[23]其中所叙之仕历，也大多就历任之官胪列，主观评述之语甚少。墓志还说：“效不焯于时，行不超于人，而入升钧台，出奉藩寄，备践华显，仅二十载。其为幸也，不亦久且甚耶。”[24]对于自己的历身华显，归之于幸运，而不是一味地炫耀。值得注意的是，《崔慎由墓志》是没有铭文的。刘勰《文心雕龙》云：“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25]以褒赞为特点的铭文，也就为一些自撰墓志者所省略了。有一些自撰墓志虽有铭文，但重在抒发感慨而非志在褒扬，如韩昶自为墓志的铭文：“噫韩子！噫韩子！世以昧昧为贤，而白黑分；众以委委为道，而曲直辨。生有志而巫不能就，岂命也夫！岂命也夫！”[26]再如薛丹自撰墓志，薛丹官终太子宾客，其官历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可以记述的内容一定不少，但他都舍弃了，仅记述了自己的享年和葬地。从“平生之义行材用，历官之中外多少，此生人之事也，何必书于泉壤哉”[27]的感叹中，可以看出他乐天知命的思想，这种不事夸饰的特点，较此前的崔慎由自撰墓志，更进了一步。
第三，自撰墓志是文人自己给自己立传，非常注重自我形象的塑造，而又少事炫耀，这在新出土的唐代墓志当中是非常突出的。新出土的卢载自撰墓志就很特别，该志不书阀阅，略言官历，而以与友人之书导入，以描述其性情和详明其心志。他自称“性灵疏愚，言语方质，才知耸善，未及有方”，是性情的彰显；“身不登神仙，道不济天下，过此已往，则皆略同，便当处山”，是心志的表露。这样的墓志与他人所作墓志重客观叙述者完全不同。陈尚君言：“此篇墓志的发现，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一位傲兀文人的自负和追求。”[28]再如韩昶自撰墓志云：“年至二十五，及第释褐。柳公公绰镇邠辟之，试弘文馆校书郎。相国窦公易直辟为襄州从事，校书如前。旋除高陵尉集贤殿校理，又迁度支监察，拜左拾遗。好直言，一日上疏或过二三，文字之体与同官异。文宗皇帝大用其言。不通人事，气直，不乐者或终年不与之语，因与俗乖，不得官。”[29]写出了自己的性格，突出其好直言而不通人事，故与俗相乖。他好直言以至于每日上疏或过二三，而不乐者终年不与之语，这样的性格是不适合做官的，这也是他一生不能官运亨通的原因。作为自传体的自撰墓志，这篇文章出于自然，发自心声，无论是叙述事实还是抒写情性，都非他人所能道。又如大唐西市博物馆所藏《唐故朝议郎河南府王屋县令上柱国裴珙府君墓志铭并序自撰》，志中有这样一段：“河东裴子，贞元乙亥岁二月廿六日，生于邠州三水县。萍蓬幻梦，寄世若浮，自外傅累丁家祸，才弱冠同气皆零，依于诸叔诸姑，随侍所任，或千里而近，或三千里而遥，不常厥居，伶俜几废。性敦仁义，讽《孟子》而不知倦，通习两经，而举孝廉科。成立既不因人，入仕未尝亲附。历官多府县，志业守清贫。希望自广其家门，操心不轻负荷，每于骨肉亲朋，怡怡如也，故无所憎爱。铭志何托，摭实自书，将惭先哲，粗纪往事。”[30]裴珙“成立既不因人，入仕未尝亲附”，凡事都由自己独立从事，故而临终墓志也“摭实自书”。这样的过程叙说，对身世的自伤，对命运的慨叹，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第四，自撰墓志作为家族文学的一个重要体裁，为了突出其本源所自，家世的叙述自然成为其重要内容。对于志主而言，既能详其所出；对于文体而言，又是墓志尊体的需要。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姚勖《唐故通议大夫守夔王傅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吴兴姚府君墓志》。该志题署“自撰”，志文分为“叙宗族”“叙外族王氏”“叙婚娶”“纪子孙”“叙入仕”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宗族的叙述最为详尽：“叙宗族：勖本吴兴人，始虞帝生姚墟得姓。后裔遏父封陈为氏，至厉公之子完仕齐为田，后有其地。齐太公和十四代，至西汉执金吾代睦侯讳丰，生东汉散骑常侍讳邕，避新室乱，遂家吴兴武康成山，五代至吴郎中讳敷，举家复姚氏。又五代至晋渤海太守五城侯，讳礼之，侯孙讳仲和，入后魏为步兵校尉秘书监，封吴兴公，遂居陕之硖石。由秘书五代至隋函谷关都尉讳祥，生唐幽、巂都督，赠吏部尚书府君讳善懿，谥文献，实勖五代祖也。高王父府君，皇中书令、梁国公，谥文贞（茔去寂居东南六百廿一步）。曾王父府君，皇邓、海二州刺史、光禄少卿（茔在寂居南八十二步）。王父府君，皇河南府河南县丞、赠太常少卿（茔去寂居东北三百一十五步）。烈考府君，皇宣州泾县主簿、赠刑部元外郎（茔在寂居南地相接）。由梁公至元府君，讳字具在《烈考玄堂记》，《平梁颍川二公之词》。皇妣祁县王夫人，赠晋阳县太君。”[31]这段叙宗族文字，不仅族系叙述颇详，连族人所葬茔地的位置都说得很清楚，可见姚勖是对其家族的茔地已烂熟于心，并对自己的后事考虑得非常清楚之后才自撰这篇墓志的。据《新唐书·姚勖传》载：“自作寿藏于万安山南原崇茔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坟曰‘复真堂’。中剟土为床曰‘化台’，而刻石告后世。”[32]姚勖自撰的墓志铭，新颖别致，在新出土墓志当中实属罕见。
第五，自撰墓志者大多具有文学创作才能，因而文学才能的展现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墓志的重要内容，或详于创作过程的描述，或重于文学道路的转变，这样的文字不仅具有传记文学的价值，也成为文学史构成的一个环节。
首先，是对自己文学成就的表述。卢载自撰墓志称：“少好作诗，忽忽亦或不凡。长兼叙事，多必有为而作”，其所作诗文，墓志中列出诗题者就达十数篇，如《文定》《私门传实哀辞》《黄叔度碑》《序张子田文（宋汴判官名权舆）》《铭郑玉水墓志（东都留守推官名溶）》《与崔周桢书》《为魏博田侍中与镇州兵马留后王侍御承元书》及《为田公初到镇州祭王侍中承宗文》《任商州刺史日告城隍神碑文》，虽然这些诗文已大多散佚，但透过这些篇名，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志主的文学成就的。
其次，是对为文过程的叙写。韩昶自撰墓志就是很好的例证，韩昶是当时较有影响的诗人，但遗憾的是其诗至今只字不存。值得注意的是，韩昶自为墓志的文本，也保存在传世文献之中，见于《全唐文》卷741。以传世文献和新出石本相较，仅“字有之”作“字存之”一字之差。墓志主要叙述自己的为文过程以及通过为文所表现的性格，是一篇绝佳的自传文字：“昌黎韩昶，字存之。传在国史。生徐之符离，小名曰符。幼而就学，性寡言笑，不为儿戏，不能暗记书。至年长，不能通诵得三五百字，为同学所笑。至六七岁，未解把笔书字，即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为。张籍奇之，为授诗，时年十余岁。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试授诗，童皆不及之。能以所闻，曲问其义，籍往往不能答。受诗未通两三卷，便自为诗。及年十一二，樊宗师大奇之。宗师文学为人之师，文体与常人不同，昶读慕之。一旦为文，宗师大奇。其文中字或出于经史之外，樊读不能通。稍长，爱进士及第，见进士所为之文与樊不同，遂改体就之，欲中其汇。”[33]韩昶学文的经历是很曲折的：十二岁之前由不学到学，而遇张籍学诗的过程，非亲身经历者所能道。韩昶十二岁之前重在学诗，十二岁之后转为学文，而从樊宗师学文是其文学生涯的关节点，也是具有变化的过程。因樊文尚怪而不适应科举，韩昶又要走科举一途，故其文风从樊文而入，又因科举而出。张籍和樊宗师都是韩门弟子，韩昶又是韩愈之子，因而这篇墓志是研究韩门文学的重要文献。
再次，是对创作转变历程的表现。《全唐文补遗》第8辑所收《唐故尚书水部员外郎以著作郎致仕彭城刘府君（复）墓志文》，前称“贞元八年，君卧病长安，而自叙曰”，序末言“友人安定梁宁述所序而铭曰”，知这篇墓志的主体是刘复自叙，这与自撰墓志就非常接近，尤其是自叙较为详细的创作转变历程，突出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重经术。刘复十二岁就诵习《古文尚书》《周易》，以通其义理；稍长以后，沉潜于《经典释文》《切韵》与《说文》，这也是为其通经术服务的。因为对经学的贯通，刘复得到吴郡大儒陆皜的知遇与器重。第二是读史书。尤其重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第三是治文学。因为陆皜的勉励，刘复于中年以后转治文学。先是入吴容山沉潜读书，进而制文四十首，得到王昌龄、李白、赵象、王偃的赏识。刘复的创作历程是由治经学，转而治史学，最后治文学，达到文史哲融会贯通的境地。墓志叙述其因治经学得到大儒陆皜的赏识，而陆皜反而劝勉他治文学，说明其才性适宜于文学创作。墓志所载：“余家山阳，少而孤贫，临厨浣濯，与家人斫薪汲井，而乐在其中。长好山水，游无远近。尝登天台石门，以观沧溟，后诣庐山东林，独游卢溪，山多修竹巨木，每聆幽风湍濑之声，云霞出没之状，则忘寝与食。夜行幽阴之中，若睹群灵之仿佛焉。”[34]表现出安贫乐道的心理状态与遨游山水的高尚志趣，这对其文学创作个性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再据新出土的《杨仲雅墓志铭》：“工于歌诗，天然自妙，风月满目，山水在怀，采月中桂，探骊龙珠，变化无方，骇动人鬼。故刘水部复，唐之何逊；君之宗人巨源，今之鲍昭；咸所推伏，莫敢敌偶。虽迹系寰中，而心希物外，不揖卿相，不目流俗。”[35]这里将刘复比作“唐之何逊”，更是对其诗坛地位的确认。刘复有文集三十卷，作品五百余篇，足见其创作之丰。《全唐诗》卷305尚存其诗十六首，清乔亿《大历诗略》评曰：“刘水部诗肌理细腻，气味恬雅，殆无一字类唐人，真绝尘品也。”[36]孟郊赠诗称：“至宝非眼别，至音非耳通。因缄俗外词，仰寄高天鸿。”[37]唐代张祜的《叙诗》评价唐代诗人，将刘复和其他一流诗人并列：“拾遗昔陈公，强立制颓萎。英华自沈宋，律唱互相维。其间岂无长，声病为深宜。江宁王昌龄，名贵人可垂。波澜到李杜，碧海东弥弥。曲江兼在才，善奏珠累累。四面近刘复，远与何相追。迩来韦苏州，气韵甚怡怡。伶伦管尚在，此律谁能吹。”[38]
第六，同样是自撰墓志，在文体形态、叙述方式等方面，由于志主身份、身体状况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况，而文体形态和叙述方式往往是相互融合的。
首先，自撰墓志的文学性较一般墓志更强，有些墓志常常表现为诸种文体的融合。《河洛墓刻拾零》所载的《唐乐映室石诗》，实际上是一篇自撰墓志。其后的诗作是一篇自挽诗，这是挽诗的一种特殊类型，也是晚唐时期诗与志融合的产物。这篇自撰墓志是出土文献中极其罕见的墓志。其特殊之处有三：一是称诗而不称志。“唐代墓志多称‘墓志铭’，也有称‘玄堂记’‘志石文’‘灵志文’‘殡记’‘神柩’‘神灵’‘丘之铭’‘墓记讼’‘阴堂记’‘石表’等数十种称谓，称‘石室诗’罕见，可说是别出心裁。”[39]二是隐去志主之姓而称其谥号。即志云“乐知自自谥也，自靖人自予也。名映，字韬之。”知其名映。又据志有“玄晏第十七代孙”语，考《晋书》卷51《皇甫谧传》：“皇甫谧，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知志主姓皇甫名映[40]。三是与普通的墓志铭相比，古朴的成分减少，文学的色彩增浓。就形式上看，前面是散文叙述，后面是韵文概括，与普通墓志铭无异。但一般的墓志铭风格古朴，行文规整，写作态度严肃，而这篇墓志铭则幽默诙谐，前面的叙述部分虽用骈文，但行文活跃，颇近于诗序，而后面的铭文也富于变化，近于杂言诗。皇甫映自撰墓志最后说：“诗曰：三乐通常，九思不惑。六极幸免，百行惭德。四大无有大患息，一丘乐化永无极。”与陶渊明及后人的自挽诗颇为不同，如果不是皇甫映自称是诗的话，则与普通的墓志铭文无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挽歌与墓志铭文的关系，二者在立意上是一致的，都是生者对于死者表达思念之情，只是自挽诗的特殊之处是活着的自己对于意象当中死去的自己的哀悼与纪念，是虚拟而不是写实。
其次，就叙述方式而言，除撰者自己直接撰著墓志外，也有些是志主口授由家人记述的墓志。《唐代墓志汇编》所载《大唐中岳隐居太和先生琅耶王征君（玄宗）临终口授铭并序》，前面的序文是王绍宗记载志主口授的内容，主要是交代其后事，也表现出对身后的希望与安排：“吾宅住玄乡，保和仁里，寄迹群有，游心太无，乘阳以生，遇阴而灭，物之恒也，汝固知之。吾化后，汝何依道家无为之事，诸子侄行儒教丧纪之迹。吾闻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触处而安，不须择日；单车时服，不俟营为。绍宗敬奉绪言，不敢失坠。……可取一块青石，其上有自然平者，刊刻为字，俾诸来裔知吾之用心也。其铭闻皆力疾绵微，勉情牵课，合精寓爽，籍响乘光，仿佛暧昧，不获已而口授之。”[41]虽然口授之志文和铭文都甚为简略，但这一段比较曲折的记载，不仅是难得的文学作品，也表现了道教信徒与自然同化的思想。这篇墓志既照录了志主口授的墓志铭文和志文，同时记录下来志主的遗嘱，以及临终前周围人物的情况，较一般的墓志铭更具有认识价值。《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所收《通议大夫尚书刑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广平刘公自譔志文并序》，也是口授墓志的一种。志题称“自譔”属自撰墓志的体裁则毋庸置疑，而志文的撰写是他生病时“遽命笔札，口占斯铭”的。“升名筮仕，载自譔志文”，说明刘伯刍生前自撰志文，而其卒后又由“孤子宽夫等号奉遗旨，谨直书自监察御史已后践履事业”而成。铭文以自己的口吻出之：“□□□□，□□此者，或生于彼。达士谓之春秋，隶人悲其生死。妻子环哭，兄弟聚泣。物反其真，曾何嗟及。□□□□□□世德具。”[42]而志文则在其自撰的基础上又以刘宽夫的口吻叙述。志文长达两千余字，凡践履、著述、子孙、卒葬，都有所记载，这与纯粹自撰的墓志又有所不同。
再次，自撰墓志是自己给自己立传，因而自书心志的文字是普通墓志少见的，身世的叙述与心志的表达融为一体，就成为这类墓志的突出特点。《千唐志斋藏志》所载《唐故朝请大夫慈州刺史柱国赐绯鱼袋谢观墓志铭并序》，题署：“自制故书名。”[43]文字表述方面，除了叙述家世等事实外，重在经历的叙述和心志的表述，叙述经历时用散体：“生世七岁，好学就傅，能文。及长，著述凡卌卷，尤攻律赋，似得楷模，前辈作者，往往见许。开成二年，举进士中第，释褐曹州冤句县尉，历左神武兵曹参军，寻迁大理评事，充黔中招讨判官，还，拜雒阳县丞。未周星，诏除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充魏博节度判官，累迁检校尚书驾部郎中，充职。咸通三年七月，诏授慈州刺史。”表述心志时用骈体：“吾生慕云鹤，性耽烟霞。秘籍仙经，常在心口；药炉丹窖，不废斯须。……洎作吏从军，迨三十载，蓝□州县，或不欺于古人；玉帐筹谋，省无愧于当世。及承紫诏，爰驾朱轓，□无利刃之称，粗展铅刀之割。虽浮名薄禄，颇类于贪求；药叟仙翁，何妨□追逐。宁期晚岁，获果素心，肌骨潜轻，须发重黑。向逍遥而得路，遂粪土□遗身。”[44]谢观撰此志时已是七十三岁，故以超然的心境自撰墓志铭，别有一番意味。一般墓志书写葬事时有用“礼也”的惯例，而谢观自撰则用“悠哉”二字，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志主撰志时的超然心态，较他人撰写的墓志，更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唐人生死观的认识。
二、文学家传
与自撰墓志相比，家人或族人所撰的墓志铭具有家传的特点。唐代的墓志铭很多是志主的家人或族人撰写的，这些撰者对于家族的了解就比族外人更多一些，表达也会更真切。
至于为什么要由家人撰写墓志，新出土的《李郃墓志》说得比较清楚：“吾痛吾兄赋命不年，享禄不丰，以促以刻，不果贵，大茹其毒。将葬，欲铭其墓，宜有文乎。呜呼！吾兄之道塞于时，名可耀万古，而年位偕不至。俾及夫子之门，德行不愧颜闵，文学不愧游夏。遭其用，术业不愧伊咎稷契。扬吾兄之道，冀传于世，传于家，宜吻其毒而文于铭也。吾名不高，道不光，文不售于时，宜有文乎？苟为之，则蘙吾兄之德，且卑吾兄之道。是吾之文冀传于世不可也。然吾之文，信于吾兄，著于吾家。吾冀吾兄之道，不朽于吾家而传于吾子孙。则又宜文于铭也。”[45]也就是说，由家人撰写的墓志，更有利于“不朽于吾家而传于吾子孙”[46]。也正因为如此，《李郃墓志》在叙述家世和避家讳方面就颇为着力。就家世而言：“府君皇御史中丞、赠兵部侍郎怀让之曾孙，皇户部侍郎、同州刺史、山南西道采访使、赠户部尚书揖之孙，皇饶州乐平县尉严之子。”就避家讳而言：“廿七年，举进士，文压流辈，敌乞避路。再试京兆府，以殊等荐。会礼部题目有家讳，其日径出。主司留试不得。明年就试，主司考第擢居第一。后应能直言极谏。天子读其策，诏在三等。”这段避家讳的情况，我们还可以结合诗人李贺而进一步申论。王定保《唐摭言》卷10称：“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瑨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辨讳》一篇，不幸未登壮室而卒。”[47]韩愈《韩昌黎集》卷12《讳辨》：“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48]尽管韩愈为其辩论，李贺却始终没有举进士。通过与《李郃墓志铭》相参证，我们也可以从更深一层理解李贺避家讳而不参加考试的原因是唐人的家族观念造成的，李郃的墓志突出避家讳这一点也是在弘扬唐代以孝道传家的观念。
作为家人撰写的墓志铭，对于家世的叙写往往就更为详细。这和自撰墓志及一般墓志叙述志主家世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个性差异，尤其是女性墓志更是如此。李景庄为其女撰《唐常州无锡裴长官陇西李夫人墓志铭并序》，是叙述家世的典型的墓志，题署：“父朝散大夫守左谏议大夫柱国赐紫金鱼袋景庄撰。”[49]这篇墓志，因为志主作为一位女性，寿命又不长，可以书写之事并不太多，故而志文略于经历的记载，详于家世的描写，是一篇极好的家传文字。叙述的重点在家世和婚姻两个方面，这也是李氏作为望族最值得自豪的事。就其家世而言，李氏自汉代以后，就史不绝书，其影响于后世最大者为李广与李陵。到了唐代，陇西敦煌李氏从李思谦、李憕到李景庄，代有名人。当朝则更有李景让和李景温，位至吏部尚书和工部侍郎。家世的叙述足以彰显李氏族望之显赫与族人的威望，也是对于志主身份的衬托。就婚姻而言，这篇墓志为研究唐代高门望族的联姻提供了绝好的实证材料。首先，李氏与郑氏联姻。其曾祖李彭、祖父李宏、父亲李景庄、亲兄李咏，都娶的是北祖第二房郑氏；伯父李景让娶的是北祖第七房郑氏。其次，李氏与裴氏联姻。志主李卅七女嫁于东眷裴谣，志主之姑亦嫁于裴氏，而裴氏是关中的望族，其高祖裴惓、曾祖裴遵庆、祖父裴向、父亲裴告亦代为名人，其中裴遵庆为肃宗、代宗两朝宰相，名振一时。再次，李氏与卢氏联姻。志主伯父李景温娶范阳第三房卢氏，而志主外祖郑鲂两娶都是北祖大房卢氏，卢氏、郑氏都是山东五姓之一。作为文学家传，这篇墓志还有两个方面值得称道：一是对于家世的叙述，情真而文直，即墓志所言“衔哀大哭，直书不文”，这样的墓志没有一般墓志程式化的套路，更体现出文学性。二是突出了文学的细节，如其中还有一段描写：“去年二月，景庄以修贡再入茶山，全家偕行。时以风水，前后隔一昼夜。及复会集，卅七女与其太夫人把手涕零，情如间岁。呜呼孝哉！景庄常欲侍裴氏及甥侄新妇、男子子、女子子、子婿中堂一会。又以弟兄子侄连得美官，及咏婚姻卅七女嫁遣，为诗一绝，寄上家兄。又以裴氏伯叔姑姊妹到此以观卅七女妇礼，必尽诚敬。呜呼，会未及成，诗未寄上，裴家亲亲未及至，三者未果，尔已谢世。”则李氏、裴氏姻族有聚会，聚会时有诗相酬，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这样的细节描写，彰显了李景庄一族以文化传家的传统，也突出体现了文学家传的文学因素。
有关唐代文学家族由家人和族人撰写的墓志，若杨氏、崔氏、韦氏等，不胜枚举。我们这里不以士族为考察对象，也不以普通家族为考察对象，而是选取唐代次等望族徐氏家族为例，论述由家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刘子凡《唐代徐氏家族及其文学家传——以〈徐德墓志〉〈徐齐聃墓志〉为中心》[50]，由两方墓志展开以论述唐代徐氏的家族史以及文学传家的优势，对笔者很有启发。然其作为家族传统的“文学家传（chuán）”与笔者所论述的作为传记文学性质的“文学家传（zhuàn）”，还是具有本质的不同。
新出土徐氏家族墓志由其家人所撰者，笔者搜集到两方：徐坚《大唐故前西台舍人徐府君墓志铭并序》，题署：“子令坚撰。”[51]徐浩《唐故朝议郎行冯翊郡司兵参军徐府君墓志铭并序》，题署：“季弟朝散大夫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上柱国浩撰，侄璹书。”[52]
徐坚为其父徐齐聃撰写的墓志堪称文学家传的典范之作。这篇文章以骈文写作，叙述和议论间插进行，读来格局恢弘，气象高华，处处体现大家风范。而作为文学家传的墓志，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尚德行。志称：“太上立德，隋武子死而可归；其次立言，臧文仲没而不朽。故以激清澜于百代，垂令范于千龄。是知树德不孤，有邻攸在。至如苞两贤而独映，兼二美而孤轩，芳徽与日月俱悬，茂轨共江河并逝者，窃谓先君为体之。”这段议论，为整篇墓志定下了述德立身的基调。第二，叙家世。志称其曾祖综、祖方贵、父孝德，而“载德不衰，象贤杰出”。这方墓志有关家世的叙述，在新出土的碑志当中，篇幅是很大的，同时注重叙述和品评相结合，叙述重于徐氏渊源的追溯和先世官历的介绍，品评重于先人功业的褒扬和家风形成的赞颂，由此可知徐坚对于其家世的重视。第三，重文学。志载徐齐聃小学之年，“镂金群玉之书，五行俱下；兰叶芝英之字，一见无忘。文藻温华，新声绝唱”；十余岁，“太宗闻而召赋诗。受诏辄成，特蒙赏叹”；年十四，“为弘文馆学生，齿迹环林，连踪国胄，博通经史，具览群书。谈丛发而珠玉开，文锋举而琳琅坠。俄而才华藉甚，郁号文宗”；弱冠五经及第之后，“授沛王府掾，兼侍读如故。并尚德之举也。于时俊乂连辉，才良迭颖，游道凫洲者雾集，理笏鹤禁者云趋。鸣笳北园，刘祯之文章妙绝；宣游东苑，枚叔之词翰最高。复存于兹矣。又敕于北门修书，飞步云龙，比议高于班傅；凝缨金马，驿美等于严终。修缉之能，雅论攸属”；“寻除西台舍人。……纶诰之美，海内推雄”。这段文字堪称典型的文学家列传。徐齐聃幼时聪颖，十余岁即受太宗之召而赋诗，十四岁博览群书，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经擢第，所莅之官，大多与学术文学有关，有所撰述大行于代，为学者文人所宗尚，有文集卅卷、《经典至言》二卷。第四，振家声。志称：“所著文章，并行于代。总百川于笔海，吟万籁于词条。太宗贤妃，先君之姊也。文词绮艳，标冠前修。贤妃掞左芬之才，先君韫太冲之笔，然每不欲以雕虫尚人。成辄削藳，今编次遗失之余，成集卅卷，及所撰《经典至言》二卷。故以悬日月而不刊，韫名山而无朽。”唐初徐齐聃家族并有声名，齐聃之姊为太宗贵妃，都文才卓著，故有左思、左芬兄妹之比。
徐浩撰写的《徐浚墓志》，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重家风。志称“府君讳浚，字孟江，其先东海郯人。因官家会稽，今居河洛。府君即银青光禄大夫、洺州刺史讳峤之府君之元子。其家风祖德，碑表详焉”，开头就突出家风，只是因为徐浚有碑的记载，这里就没有再加以重复。二是重文学。志云：“至于制作侔造化，兴致穷幽微，往往警策，蔚为佳句。常与太子宾客贺公、中书侍郎族兄安贞、吴郡张谔、会稽贺朝、万齐融、余杭何謇为文章之游，凡所唱和，动盈卷轴。前后调选，必超等夷。吏部侍郎席公、苗公、达奚公，皆悬衡激扬，膝席礼接，良有以也。”这段文字记述了东南一带产生了以贺知章为首的文学群体，而徐浚就是这一群体中的骨干力量。这样的墓志起到记载其家风与文风的双重家用。三是撰书者都是志主族人。撰者徐浩是徐浚季弟，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书法家，徐浩撰书的碑志，近年出土颇多。书者徐璹，亦以正书闻名于世。该志的志主、撰者、书者都是徐氏一族之人，同时也都是唐代的文学和书法名家。志文所载“中书侍郎族兄安贞”亦为文学名家，与贺知章等为文章之游。因此，这样的墓志，不仅使得人们对于志主徐浚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而且对于徐氏这一文化家族在盛唐以后的发展和兴盛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同时这一墓志还记载了以徐浚为中心的吴越地区的文学群体活动情况，不由得引导我们对于文学的考察逐步形成“个人传记——家族群体——区域文学”进行从点到面、由近及远的综合考察。
当然，不是由家人和族人撰写的墓志，也会有“文学家传”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墓志的撰写，往往是由志主家人先提供行状或者家传，而撰者在此基础上加以润饰和修改的。仍以徐坚家族墓志为例，除了徐齐聃墓志由徐坚所撰之外，2004年还出土了刘讯撰文的徐坚之子徐峤墓志，大唐西市博物馆还藏有徐齐聃之父徐孝德的墓志，只是未著撰人。这两篇墓志可以和张说所撰的《徐齐聃碑》以及新出土徐坚所撰的《徐齐聃墓志》结合起来阅读，从中可以看出从徐孝德、徐齐聃到徐坚、徐峤这一文学家族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徐孝德墓志》称：“公蕴元精之秀气，体纯曜之鸿晖。风格峻远，墙宇淹旷。宣□惠和，允归才子。衣冠礼乐，标映人伦。博游文艺，玄览幽赜。颜生体贰之几，杨子含章之秀。鼓秋涛而纵□，□春薄以摛词。誉望所宗，郁为时彦。”“丘壑琴书，盖生平之好也。笃志于学，孜孜不倦。凡所撰述，且数万言。公不以才艺高人，不以声名留己。所制文笔，多不存记。今余篇集，十有五卷。斯可谓存道立言，殁而不朽者也。”[53]《徐齐聃碑》云：“初公幼而殊异，八岁工文，太宗闻其聪明，召试词赋，锡以佩刀金鞘，称曰神童。及中年，高宗嘉其道优，悉命皇子受业，訏谟帝采，许以国钧，故公备更潞、沛、豫诸王侍读，上之在周邸也。公尝来诲诗焉。夫然，集虎观之书，承龙楼之问，二宗之代，矫首辞林，四王之门，从容经席。非有海山之艺，温良之德，仪形以孚，柔嘉维则，其孰能发挥圣智，启迪天人者乎？”[54]《徐峤墓志》云：“占牛斗而识太阿，睹圆流而知照乘；物之精粹，必兆于微。公在丱岁，父友左丞相张说、右丞相宋璟每叹曰：‘徐子迥扶风尘，王佐才也。’见重如此，非必闻欤？厥初我先，代懿文德，尚书府君，少保府君，及公继为中书舍人，父道无改，祖德聿修。貂珥与一经并传，凤池成肄业之所；重光三代，天下称之。公撰《易广义》卅卷，《类二戴礼》百篇，文集卅卷。世德如此，非不朽欤？”[55]徐峤撰作，今新出土文献尚有《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题署：“中大夫守大理少卿集贤院学士上柱国慈源县开国公臣徐峤奉敕撰。”[56]《唐故赵郡君太原王氏（琳）墓志铭并序》，题署：“夫润州刺史江南东道采访处置兼福建等州经略使慈源县开国公徐峤撰。”[57]《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桓公（臣范）墓志铭并序》，题署：“太中大夫行河南少尹上柱国慈源县开国公徐峤撰。通直郎行大理评事王缙书。”[58]
由徐氏的几方碑志，加以典籍关于徐坚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徐氏一族，自唐初开始即以文藻著称，历盛唐而到中唐不衰。徐孝德著有文集十五卷[59]，徐齐聃著有文集三十卷、《经典至言》二卷，徐坚著有文集三十卷及《初学记》等书，徐峤著有《易广义》三十卷、《类二戴礼》百篇，其作为文学世家，殆不虚言。从单篇墓志的剖析到家族墓志的综合考察，墓志文学的家族特性可以进一步得到彰显。
自撰墓志、家人所撰墓志，和下节论述的夫妻所撰墓志，是从撰者的身份考察的三类墓志，在家族墓志的范围内，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同样作为传记文学，其形态特点也有所不同。就撰志主体而言，自撰墓志更加凸显家族背景下的个人化倾向，家人所撰墓志往往重在强调家族的纽带关系，夫妻所撰墓志则突出了家族中的婚姻因素，体现出独立的家庭构成，具有婚姻与家族的双重特性。就文体形态而言，自撰墓志是特殊形式的自传文章，家人所撰墓志是文学家传的呈现，夫妻所撰墓志则以真挚的感情驱动文笔，更侧重于生活叙事和性格刻画。就文化传承而言，自撰墓志侧重于家族背景下自我形象的塑造，家人所撰墓志更注重家世的追溯与家风的弘扬，夫妻所撰墓志侧重于婚姻的缔结和道德的讲求。相较于传世文献，新出土墓志则以原始的实物形态和文字形态反映唐代家族文化的特点，这样一篇篇活生生的传记，展现了生活于7至10世纪的历史人物群像。
唐代是家族重谱系、婚姻重阀阅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积淀下来的名家大族文化传统在唐代仍然有所传承并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完成转型和超越。宋代郑樵《通志·氏族序》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60]唐代碑志的撰写，首言世系，后言婚娶，也是家族重谱系婚姻重阀阅的重要表现。墓志铭作为一种文体，主要是对志主一生事迹的记叙和功德的评述，是一种特殊的传记文学；墓志铭又是家族文献的一种特定形态，家族的谱系、婚姻的关系、个人的经历，往往融为一体。因此，我们可以说，墓志铭是家族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新出土墓志为基础研究唐代传记文学和家族文学，也就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从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对比与融合的层面探讨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是以墓志铭为中心的家族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但仅仅是一种尝试，因为新出土的唐代墓志不下万方，情况复杂，以一己绵薄之力难以获得全面的突破，希望这种局促于一隅的尝试，在打开以墓志铭为主的出土文献研究新的境界方面能够产生有益的启示。
[1] 《北史》卷100，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21页。
[2] 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8页。史籍有关唐人自撰墓志的记载，例证不少。如颜真卿，《全唐文》卷394令狐峘《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记载：“贞元初，希烈陷汝州。是时公幽辱已三岁矣，度必不全，乃自为墓志，以见其志。”（第1776页）《旧唐书》卷128《颜真卿传》亦记载：“真卿度必死，乃作遗表，自为墓志、祭文，常指寝室西壁下云：‘吾殡所也。’”（第3596页）再如王绩，吕才《东皋子集序》：“（王绩）贞观十八年，终于家，时年若干。临终，自克死日，遗命薄葬，兼预自为墓志。”（《王无功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再如李栖筠，《新唐书》卷146《李栖筠传》：“栖筠见帝猗违不断，亦内忧愤，卒，年五十八，自为墓志。”（第4737页）《全唐文》卷493权德舆《唐御史大夫赠司徒赞皇文献公李栖筠文集序》：“姑与计偕，投小宗伯书，至内外扫除之际，自为墓志，其间向三十年。”（第2230页）又如白居易，《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开成）四年冬，得风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诸妓女樊、蛮等，乃自为墓志，病中吟咏不辍。”（第4355—4356页）
[3] 对于唐人自撰墓志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传世文献利用，黄清发有《论唐人自撰墓志及其本质特征》，载《唐代文学研究》第1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48页；黄震有《论唐人自撰墓志》，载《长江学术》2006年第1期，第163—167页。
[4]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6—377页。
[5]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9页。
[6]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97—798页。按，墓志题署：“亡人田广进。”即该志志主。
[7]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5辑，第43页。
[8] 张应桥：《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0—11页。
[9] 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第466页。
[10]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792—794页。
[11] 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著：《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页。
[12] 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13]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744页。
[14] 河南省文物管理所编：《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0页。
[15]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
[16]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73页。
[17]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54页。按该志题署“自撰志文”。
[18]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742页。
[19]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77页。
[20]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5辑，第44页。
[21] 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第471页。
[22] 《全唐文》卷79，第363页。
[23]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5辑，第43—44页。
[24] 同上书，第44页。
[25]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3，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95页。
[26]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329页。
[27] 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第471页。
[28] 陈尚君：《唐代石刻文献的重要收获》，《碑林集刊》第12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页。
[29]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329页。
[30]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7卷，第128页。
[31] 墓志拓片及录文载张应桥《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0—11页。
[32] 《新唐书》卷124，第4389页。“复真”，语本《庄子·大宗师》：“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郭庆藩：《庄子集释》卷3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66页）
[33]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329页。
[34] 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第466页。
[35]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031页。按，刘复亦能作文，新出土《唐故太子赞善大夫赐绯鱼袋琅邪王公墓志铭并序》，题署：“河阳主簿刘复撰，恒王府参军张文哲书。”志云：“公讳伷，字敬祖，琅邪临沂人也。……尝受微言于释氏之师，及终如师旨。公亦学于弘正大师，故道蕴于内，才显于外。……命同师之友志于贞石。”是刘复与王伷晚年同归释氏，同学于弘正大师。墓志作于大历十四年，志文对于重大政治事件安史之乱的叙述，颇具认识意义：“十四年，禄山叛于幽都，兵及二京，胡臣衣冠，几辱寇庭。公逃居陆浑南山，凶徒大搜山泽，不从逆命者，诛无遗类，公慷慨激愤，陷于迫胁，勒充萧华判官、河北道宣慰。后元凶殪于都城，其明年大司徒汾阳王奉肃宗皇帝龚行天罚，克清关中，暨于东夏。禄山子庆绪走保相州，又为所胁受职，乃与友人邵说间行诣史思明于幽州。时思明以所部归降，而公得以授焉。朝廷嘉其忠节，诏拜东宫文学。后思明潜谋大逆，引兵趣邺城，杀庆绪，遂惊王师，济河而南。公苍黄于戎马之间，不得走去，卒为所执。胡人以专杀为威，而公以死无所益，不若受职而图之。外虽缨縻，内守忠鲠，奋行阴谋，潜表国朝。其欲有所攻取，无不沮议。宝应初，大军临东都，思明子朝义将保河阳，决谋于公。公虑其凭险守固，矫陈利害，贼竟奔走，而官军整行。上闻，召至阙下，拜襄王友。又除侍御史。汾阳王表授尚书司门郎，兼河东县令。”（《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第904页）
[36] 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349页引。
[37] 《全唐诗》卷374，第4203页。
[38] 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6页。
[39] 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著：《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第505页。
[40] 有关该志的考证，可参李献奇《唐皇甫映石室诗考辨》，载《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朝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394页；又可参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著《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第505页。《河洛墓刻拾零》以志主为“乐映”（第611页），实则误谥号为姓。又同一墓地出土了皇甫氏三代人的墓志，其中有皇甫映父皇甫彻墓志和皇甫曙之子、皇甫映之侄皇甫烨墓志。
[41]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744页。
[42]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792—794页。
[4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千唐志斋藏志》，第1170页。
[44] 同上。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
[46] 家人撰写墓志具有传信的目的，起到家风传承的作用，还可于吕温为其父吕渭撰写的墓志铭中得到印证：“公先茔碑志，皆自撰述。常诫后代，必无假人，欲以传庆善于信词，儆文学之荒芜。”（《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778页）
[47] 王定保：《唐摭言》卷10，第116—117页。
[48]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49] 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著：《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第269页。
[50]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7卷，第287—304页。
[51]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196页。
[52] 《书法丛刊》1999年第4期，第30—31页。
[53] 墓志全称为《大唐故使持节沂果二州诸军事沂果二州刺史徐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128—130页。
[54] 张说：《唐西台舍人赠泗州刺史徐府君碑》，《全唐文》卷227，第1010页。
[55] 刘迅：《徐峤墓志》，载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第328页；拓片载该书第334页。
[56] 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3册，第162页。
[57] 《新出土名家书迹》系列丛书有《唐颜真卿书王琳墓志铭》，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58] 杨作龙、赵水森编著：《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第105页。
[59] 《徐孝德墓志》载其文集十五卷，而《旧唐书·经籍志》载其文集十卷（卷47，第2074页），今从墓志。
[60] 郑樵：《通志》卷25，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