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举制度与文学家族

东汉以后逐渐通过门阀制度而形成的名门望族，到了隋唐时期，随着文事武功的恢弘拓展，也在不断地坚持和调适，最后通过科举途径完成了从门阀士族到科举士族的转变。尽管很多大族作为名门望族的地位仍然非常隆盛，然其内涵已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中更新和蜕变。这种更新和蜕变在以政治史为主的传世文献中虽有所记载和表现，但总体上是粗略和梗概的；而新出土墓志是以人物为最小单元的传记载体，因为家族的集聚和古人落叶归根的观念，大的家族都有集中的茔地，墓志也就具有鲜明的家族性特点。以个体墓志和家族墓志融合的观念研究唐代文学家族，也就能更清楚地审视具有代表性的家族在中古时期转型的特点。

唐代实行科举制度，尤其重视进士科，进士出身对于提升家族声望与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加以诗赋为进士的必考科目，促成了唐代家族、科举与文学的紧密联系。如新出土杨氏家族墓志超过百方，以墓志与传世文献参证，杨氏在中晚唐科场中非常活跃，进士及第者多达数十人，杨嗣复、杨涉等还多次知贡举，他们因才华杰出受到主司与社会的重视，可见，其家族的文学成就与科举密切相关。

一、从门阀士族到科举家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的统治时期，前面论及的一些名门望族，大多形成于两汉而极盛于魏晋南北朝，这些士族与皇族形成联合体以构成其政治统治集团。在这一过程中，以崔、王、卢、李、郑五姓为代表的山东士族，形成了特有的家风。这些士族随着晋室南渡而一部分南迁，仍然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并左右着南朝政治的形势。唐朝建立之初，这些士族的势力和影响甚至凌驾于皇室之上，受到唐太宗的不满，因而作为门阀势力在政治上也就不断被削弱，这突出表现在《姓氏录》的编纂方面。

《氏族志》是唐太宗时修纂的，编写于贞观六年（632年）。“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谍，乃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乃类其等第以进。”^[1]但太宗看到已经编成的《氏族志》将崔民干排在第一等，而皇族却在第三位，感到非常不满。“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2]修订后重新进上时是贞观十二年（638年）正月。尽管唐太宗要求修订《氏族志》者按当时官员的品秩高下为准，但士族门阀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巨大的影响，修订者的士族观念也相当浓厚，修订者在《氏族志》中还不遗余力地考证这些贵族是否是士族，造成不少官职很低的士族也著录在《氏族志》中。

武则天对《氏族志》很不满意，采纳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建议，改为《姓氏录》。“时许敬宗以不载武后本望，义府亦耻先世不见叙，更奏删正。委孔志约、杨仁卿、史玄道、吕才等定其书，以仕唐官至五品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进者，悉入书限，更号《姓氏录》，搢绅共嗤靳之，号曰‘勋格’。义府奏悉收前志烧绝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后虽益衰，犹相夸尚。义府为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3]《资治通鉴》记此事于显庆四年（659年）六月，“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4]又于冬十月记载：“初，太宗疾山东士人自矜门地，婚姻多责资财，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婿皆取勋臣家，不议山东之族。而魏徵、房玄龄、李勣家皆盛与为婚，常左右之，由是旧望不减；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悬隔。李义府为其子求婚不获，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劝上矫其弊。壬戌，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5]从这里看出，凡五品以上的官员，不管以前是否是士族，都写进《姓氏录》中，而不到五品的官员，即使曾经是士族，一概不写进去。这样就打击了曾经是士族的地方望姓的政治势力，而通过其他渠道特别是军功晋升的官员，就得到合法的保护。实则这一举措打击了曾经是士族的豪强的利益，而代表了新兴的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可以看出，在《姓氏录》中，“武氏及其他皇妃的家族安排在第一等级中，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新志有很大变化，它只收唐代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庭。从前长期依据的‘家庭出身’和社会承认的原则被取消；新志远比旧志充实，因为它的范围扩大到当时兴起的统治官僚阶级。”^[6]

这样的变化必定削弱已有的门阀士族的利益，这些士族为了保持在社会上流的地位，也就必须适应新的政治诉求和文化期待。武则天以后，科举代替门阀已是大势所趋，而一些名门望族凭借着积淀已久的文化优势又在唐代的科举制度中大显身手，完成了从“门阀士族”到“科举家族”的转变。下文以崔氏家族为例加以说明。

在新出土的石刻史料当中，记载崔氏家族人物科举及第者甚多。如清河崔氏一系，出土文献有《崔尚墓志》：“曾王父君实，随射策甲科，唐朝请大夫、许州司马，文集十卷，藏于秘府。王父悬解，进士高第，坊州宜君县丞，文集五卷，行于世。考谷神，制举高第，陕州河北县尉，文集三卷。中书舍人、修国史、太常少卿兼知制诰、国子司业、上柱国、清河子、赠卫州刺史文公融，君之叔父也。公子中书舍人、知制诰、赠定州刺史贞公禹锡，君之从父兄也。英贤间出，卿长相惭，清风激于百代，盛德流于四海，志有之。崔为文宗，世擅雕龙，此也。君国子进士高第，中书令燕国公张说在考功员外时，深加赏叹。”^[7]崔尚和其祖父都进士登第，其曾祖和父亲也都由科举出身。《崔备墓志》：“公承茂族之余庆，轩冕之盛烈，而能以学成志，以文著名。举进士□□，释褐。书判超等，授秘书省正字。博览群籍，尤精内典。荣利不染，孤标自持。因绝肉味，遂其高志。攻于五言，澄虑万象。研文摘字，思清意苦，往往得其句焉。为人讽咏，名满天下。”^[8]《崔元略墓志》：“仪表峻峙，才识通敏，居家以孝友闻达，定交经久敬知显。用文章弱冠举进士，藉甚于公卿间。丁先左丞忧，服除，调补太子正字，判入高等，授渭南尉。”^[9]《崔安潜墓志》：“及壮，秀丽该博，声华特甚。甲科擢进士第，释褐试秘校。”^[10]我们根据传世文献和新出土碑志，将唐代崔氏进士登第者及知贡举者列为《唐代崔氏家族人物进士年表》（表一），计得86人，以作为崔氏家族由门阀士族发展为科举家族之印证。

毛汉光在研究唐代大士族的进士时，曾举崔从一支为例，分析崔氏家族尤其是其主支具有族望和科举的双重优势，崔从是高门主支子弟，又是进士及第，他的最高品为二品。崔从的兄弟能、达、励等，分居官三、四、五品，这样就衬托出高门主支之中，进士与非进士间官阶之差异^[11]。而从上表看出，唐代崔氏家族一直在政治中和社会上保持声望和优势，前期主要由于汉魏六朝以来作为高门士族的余绪和影响，后期主要是其家族在科场上角逐竞胜并保持族望优势的结果。如崔群曾为中唐宰相，既曾及进士第，后又知贡举，他通过科举来网罗培养人才，并巩固自己的声望，从而也客观上提高其家族的地位。《独异志》所载崔群之事：“唐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尝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君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12]这是典型的通过科举以巩固自己声望的事例，虽然崔群受到其妻的质疑，但唐代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一直还是十分紧密和牢固的。一直到晚唐，崔氏仍然在科举方面扬其家声，“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13]。“（崔）雍与兄朗、序、福，兄弟八人皆升籍进士，列甲乙科，尝号为点头崔家。”^[14]“崔珙，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颋，贞元初进士登第。……颋有子八人，皆至达官，时人比汉之荀氏，号曰‘八龙’。”^[15]

再以弘农杨氏家族为例。杨氏家族在武则天一朝曾经跻身于统治集团的核心，形成了“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但随着武则天的退周还唐以及后来的安史之乱，杨氏家族也升沉不定。中晚唐之后，杨氏集团再度崛起，是由科举力量造成的。中晚唐时期杨氏家族有数十人进士及第，杨嗣复、杨涉等还多次知贡举。杨汝士与其弟杨虞卿、杨汉公在举场影响甚大，刘禹锡《早秋送台院杨侍御归朝》诗自注云：“兄弟四人遍历诸科，二人同在省。”^[16]家族中有进士及第者，都要开宴相贺，而杨汝士之子杨知温及第，汝士时历方镇，又在方镇中庆贺。杨嗣复知贡举时，门生颇盛，他在新昌里居所大宴门生，成为当时文坛的盛事。本书的第四章“新出石刻与唐代弘农杨氏文学家族研究”将作较为详细的阐述。

二、士族家风与科举重文

中唐沈既济《词科论》言：

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以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治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虽有宏猷上略无所措，奇谋雄武无所奋。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爟燧之光，以至于老。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而桀奸无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毁称相腾，或扇结钩党，私为盟歃，以取科第，而声名动天下；或钩摭隐匿，嘲为篇咏，以列于道路，迭相谈訾，无所不至焉。^[17]

以文章取士是唐代选举制度的一大改革，是武则天重视科举制度而轻视靠各种特权进入官僚集团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实际上，世家大族凭借着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和优势，不断调适家族的政治适应性和文化适应性，在科举社会中仍然占据着上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视家风和家学，钱穆曾说：“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18]隋唐时代，家风和家学逐渐加入了科举的内容，即如宋人马端临所言：“唐众科之目，进士为尤贵，而得人亦最为盛。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19]因为科举制度的兴起，加之科举考试重词科，不少名门望族也逐渐完成了由经学派到诗词派的转变。毛汉光于此论述说：“经学派与诗词派之争，影响所及，不仅表面上人物升降，亦且意味着士族性质的改变。在旧士族中本有一些人喜词藻，故有一些旧族跟随时代的变迁，加以对诗词歌赋的喜好，贤能观念亦有所转变。隋唐新兴士族以及许多魏晋旧族已转变成诗词派者，其内在性质已与魏晋以来所谓旧族家风家学者，已有重大不同。”^[20]“进士第成为大士族振兴或延续其家族的重要因素。”“自中唐以降，由于圈内竞争的压力加剧，争取多项有利因素以求仕进，大士族子孙也缘引科举以达其保持地位。政治社会上有力量的人或人群，恒利用制度空隙获取利益，在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士族化及中晚唐的士族猎取进士第，皆是明显的例子。”^[21]典型的事例如中唐杨氏，《新唐书·杨凭传》记载：“长善文辞，与弟凝、凌皆有名，大历中，踵擢进士第，时号‘三杨’。”^[22]这样的科举导向和文化氛围，就使得一些名门望族致力于族望声名的弘扬和科场角逐两方面的努力，唐赵璘《因话录》卷3称：“余宗侄橹，应进士时，著《乡籍》一篇，大夸河东人物之盛，皆实录也。同乡中，赵氏轩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纶诰，橹昆弟五人进士及第，皆历台省。卢少傅弘宣、卢尚书简辞、弘正、简求皆其姑子也，时称赵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谓至盛，橹著《乡籍》载之。”^[23]由于科举制度对于辞章的崇重，也引起一些重经术的政治家的不满，中唐杨绾就上疏称：“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24]

以中晚唐弘农杨氏家族为例，通过出土文献以考察科举制度的影响造成名门望族重文的情况。郑薰撰《杨汉公墓志》称：“廿九，登进士第，时故相国韦公贯之主贡士，以鲠直公正称。谓人曰：‘杨生之清规懿行，又有梦鲁赋之瑰丽，宜其首选，屈居三人之下，非至公也。’其秋辟鄜坊裴大夫武府，得试秘书省校书郎。罢归，就吏部选判，考入第四等，与故相国郑公肃同送名，而郑公居其首。阁下众覆以为公之书判精甚，改就首选，而郑公次之。授秘书省校书郎。”^[25]又杨牢所撰《杨宇墓志》首先记载其父擢进士第：“皇考讳茂卿，字士蕤，元和六年登进士科，天不福文，故位不称德，止于监察御史，仍带职宾诸侯。”接着叙述杨宇擢进士第的过程：“君幼以孝谨闻，先公比诸子尤爱，及弱冠好学，敏于文义，六经微奥，有从师久不能辨者，反复机席间，心惟目想，已自晓解。又善属文，每下笔辄有新意，锋彩明健，如摅霞振英，虽釯刃不拘，而理必归正。繇是当时文士如李甘、来择辈，咸推尚之。时陇西李公名汉称最重，一见所作，遂心许不可破。明年为礼部，主司果擢居上第，年方廿八。在诸生为少俊。”^[26]又裴坦所撰《杨收墓志》云：“公伯仲叔季，皆以人物至行孝睦文章礼乐，推重于时，譬犹珪璋琮璧，无有瑕刿，光明特达，各擅其美。……洎伯氏仲氏各登高科，后公乃跃而喜曰：吾今而后，知不免矣。……由是一上而登甲科。同升名者，皆闻公之声华而未面，榜下，跂踵叠足相押，于万众中争望见之。”^[27]杨收一族，其父杨游道登进士第，其兄杨发、杨假，其弟杨严，都及进士第，父子共五人登第，当时非常显耀。当然，杨氏家族当中，也有不少竞走于科场而失败者，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表现他们对于科举的重视。如新出石刻中《杨仲雅墓志》记载：“公生而岐嶷，幼而聪明，能言而辩博，总角而轶群。工于歌诗，天然自妙，风月满目，山水在怀，采月中桂，探骊龙珠，变化无方，骇动人鬼。故刘水部复，唐之何逊；君之宗人巨源，今之鲍昭；咸所推伏，莫敢敌偶。虽迹系寰中，而心希物外，不揖卿相，不目流俗。十二奋飞，竟屈于一第，时欤命欤！”^[28]

与科举重文相联系，唐代还很重视家集的编纂。顾陶《唐诗类选后序》云：“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备，兴比之间，独与前辈相近，亡殁虽近，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间录律韵八篇而已。”^[29]又如，流传至今的《窦氏联珠集》，也是窦氏五兄弟的合集，属于家集的一种类型。笔者所见出土文献中的家集有如下几种：1.《沈氏家集》，《唐代墓志汇编》大中〇八四沈中黄撰《唐故监察御史河南府登封县令吴兴沈公墓志》：“公讳师黄，字希徒，吴兴武康人也。……公年十六，悽感不食，旌别条章，如珠排贯，作《家集》二十卷。”^[30]2. 《杨氏家集》，《唐代墓志汇编》咸通〇八八杨坦撰《唐故丹州刺史兼防御史杨府君张掖郡乌氏夫人封张掖县君墓志》：“且京洛桂玉一也，所有弓裘、家集、僮竖，悉被他人以金讨尽。”^[31]3. 《陈氏家集》，《唐代墓志汇编》景福〇〇三黄璞撰《唐故福建观察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颍川郡陈府君墓志铭并序》：“府君讳岩，字梦臣，帝王之后，其先尤以贤德闻者曰仲弓，颍川人也。……王父讳好古，字慕□，溺□林泉，不干利禄，搜抉胜异，蔚成篇章。有家集二十卷，追赠太子舍人。”^[32]此外，赵璘《因话录》卷3提到的《乡籍》则应该是结合众多家集而编纂的文献，同时也是为应进士考试之需的。

[1] 《旧唐书》卷65《高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43页。

[2] 《资治通鉴》卷195，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36页。

[3] 《新唐书》卷223上，第6341页。

[4] 《资治通鉴》卷200，第6315—6316页。

[5] 同上书，第6318页。

[6] [英]崔瑞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The Cambridge Histoty of China，v.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页。

[7] 杨作龙、赵水森编著：《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第114页

[8] 《崔备墓志》拓本图版，载于《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上册，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

[9] 《崔元略墓志》拓片图版，载《文物》2005年第2期，第57页。

[10] 《崔安潜墓志》拓片图版，载于《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11]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350—351页。

[12] 李冗：《独异志》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

[13] 《新唐书》卷182，第5364页。

[14] 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页。

[15] 《旧唐书》卷177《崔珙传》，第4587页。《册府元龟》卷783：“崔琯弟珙、琮、璪、琠、球、珦、玙兄弟八人，皆至达官，时人以比汉之荀氏，号曰‘八龙’。”（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313页）

[16] 《刘禹锡集》卷28，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5页。

[17] 杜佑：《通典》卷15，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7—358页。

[18] 钱穆：《论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版，第171页。

[1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5页。

[20]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103—104页。

[21] 同上书，第364页。

[22] 《新唐书》卷160，第4970页。

[23] 赵璘：《因话录》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24] 《旧唐书》卷119《杨绾传》，第3430页。

[25] 《杨汉公墓志》拓片图版，载于《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第699页；录文载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1036—1039页。

[26] 《杨宇墓志》拓本图版，载于《千唐志斋藏志》，第1115页。

[27] 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第1065页。

[28]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031页。

[29] 《文苑英华》卷714，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687页。

[30]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313页。

[31]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448页。

[32] 同上书，第2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