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筮法与筮辞
以上所说，多述及古代有关卜筮的制度。至于殷末周初在实践上对卜筮的重视，除了甲骨遗存之外，也可见于文献。如商书《盘庚下》：
吊由灵咎，非敢违卜。
灵，注者往往释为神，即上帝，认为占卜的结果出于神意，不能违背。这里的卜当然是指龟卜。龟卜在周初亦占重要地位，这不仅可由周原甲骨推知，文献记载亦复不少。《尚书·金縢》记周武王在灭商的第二年重病，周公向先王祷告，其中说“我即命立元龟”，占卜结果是“乃卜三龟，习吉。”《尚书·大诰》：“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朕卜并吉。”又说：“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声称文王信用龟卜，故能接受天命。这都表明周人在代殷之初仍然在重大事务上重视龟卜的作用。在《大诰》中卜与天命已有关联：“予何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声称天命没有差错，卜占的结果必须遵从。《召诰》中记载在营建洛邑的过程中召公以占卜选择基址，《洛诰》记载洛邑营建前后周公多次占卜地址，最后一次的占卜成王也亲自参与，都证明了周初统治者在决策时常常求助于占卜。
以上几例中都仅仅提到卜，而没有涉及筮。但周书的《君奭》说：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君奭》是周公对召公的诰辞，亦在周初，这里卜筮已经连用，说明筮在周初也已占据一定的位置。再考虑到《洪范》中箕子“立时人作卜筮”和龟从筮从的说法，应当肯定，周初蓍筮在应用上已成熟到与龟卜并立的程度。虽然在国家礼制规定中龟高于筮，但筮占在王室之外更加普遍。如果再考虑到“三易”的说法，肯定蓍筮有夏商以来一脉相承的传衍，则周代筮法就更不是空穴来风了。
连山、归藏究竟是否有其书，后人所辑佚篇是否可靠，尚是疑问。即使周易之前曾有连山、归藏之书，其内容除筮法而外，包含何种观念、信仰的东西，更不易弄清。《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引桓谭《新论》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黄宗炎曾大疑之，认为若果如此，夏时文字差不多是文王周公时的二十倍，这完全不合文字发展及书册发展的常理。《尚书》本来说得很清楚，“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故说夏代有《连山》之书八万言，是完全不可能的。这说明桓谭所见的《连山》《归藏》必是后人所造。《汉书·艺文志》不录连山归藏，说明对其真伪有疑。晋隋间刘炫伪作《连山》，见于《北史》刘炫传：“时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由此可知，隋时，桓谭所见《连山》亦已亡逸，故刘炫得以伪造。而至宋代，并刘炫伪书亦不得见，郑樵说：“连山，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桓谭所见伪连山与刘炫伪作连山的佚文，高明先生曾为之略考，但所辑得的数十条，在宗教研究上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54]
《归藏》一书，《隋书·经籍志》：“归藏，汉初已亡，按《晋中经》有之，惟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既然归藏之书汉初已亡，则桓谭、郑玄、刘勰都提到见过的《归藏》，必然不是汉初以前所传的《归藏》。隋志所录伪本归藏，到宋代亦亡佚大半，《中兴书目》：“《归藏》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经》《齐母》《本蓍》三篇，文多阙乱，不可训释。”高明曾就干宝等人所引述的《归藏》佚文的卦辞加以考察，其卦名与《周易》略异。如需作溽，小畜作小毒畜，大畜作大毒畜，艮作很，损作员，谦作兼，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涣作奂，这些例子大多是因字的通假使用不同而出现的差异，与《周易》的卦名没有根本区别。但又有瞿、钦、规、夜、分、岑昕、林祸、马徒，卦名与《周易》全然不同，不知当于《周易》何卦。[55]伪《归藏》的佚辞，前人以为与《说卦》相近，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述的卦辞中有一段：
明夷曰：昔夏后启筮亨神于大陵，而上钧台，枚占，皋陶曰：不吉。昔夏后启筮亨神于晋之墟，作为睿台于水之阳。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于营惑，曰不吉，不利出征，唯利安处，彼为狸，我为鼠，勿用作事，恐伤其父。昔穆王天子筮卦于禹强。
桀筮的一段明显是筮辞，与《周易》很接近。
民族学材料显示，西南少数民族流行卜必三次的数卜法。如凉山彝族的草占法，取草秆一束握于左手，以右手随便分去一部分，然后看左手所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三次，可得到三个数字，根据这三个数字的奇偶排列，来判定吉凶。据汪宁生同志所述，在“打冤家”法中，这种卜筮方法的吉凶判定法则为：
偶偶偶——中平，不分胜负
奇奇奇——中平，非胜即败，胜则大胜，败则大败
偶奇奇——下，战斗不大顺利
奇偶偶——下下，战必败，损失大
偶奇偶——中平，战斗无大不利
偶偶奇——上，战斗有胜利的希望
奇奇偶——平，战斗与否，无甚影响
奇偶奇——平，战必胜，掳获必多[56]
最后一条似不应为“平”，而应为“上上”。汪宁生指出，《周易》一书反映的筮法已包括比较复杂的数字计算，不是数字观念薄弱的远古居民所能运用，故不能代表筮法开始时的情况。[57]他还指出：“八卦原不过是古代巫师举行筮法时所用的一种表数符号，它既不是文字，又与男女生殖器无关，当然更不是龟卜的兆纹所演化。像《周易》所代表的那样复杂的巫术是很晚的东西，若就筮法开始来说，决不会晚于卜法。只是卜法所用龟骨便于保存，筮法所用蓍草不能保存而已。尽管有‘筮短龟长’‘天子无筮大事卜小事筮’等说法，也只能反映统治阶级对卜法比较重视，并不能说明卜法比筮法早。”[58]这个看法也许可以支持夏后氏已用筮的传说。
所以，我同意汪宁生的看法，从人类学掌握的材料看，简单的筮法在原始文化中已有存在，故筮法不必大晚于卜法。它们可能最初是不同地区的原始居民采取的不同占法，卜法可能最早是渔猎民族的占法，筮法是农业民族及游牧民族的占法，以后文化交流，相互影响。三代已是文明时代，并非原始时代，再考虑三易之说，则夏虽不一定有文字，但有一套筮法体系是可能的，而且夏的筮法可能已经不是一种原生的初级筮占。殷代筮法就更不可能是所谓简单的思维，这时占筮之辞的发展大大丰富了易占体系的文化内容，据《史记·封禅书》索引，“东君、云中亦见于《归藏》易也”，则归藏之中已有神名，远非“打冤家”之类可以相比的了。
在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中所看到的卜骨甲等，其自身并不可能直接显示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的性质与程度。这不仅指它们无法反映那些与它们可能共生的图腾、巫术、精灵信仰和多神信仰，而且指这种占卜本身也可以出于不同的信仰。因此，只有根据能揭示占卜信仰基础的卜辞，我们才有可能了解某一时代某一族群占卜活动之后的观念信仰。正如我们指出过的，卜和筮都可能像自然巫术一样，并不预设神灵的信仰，也可能是基于某一种神灵的信仰。另一方面，占问的对象不一定就是信仰对象，两者不一定一致，如龟卜占问的对象为灵龟，但信仰可能是帝；占问对象可能是祖先，信仰的最高神为天等。筮法无所谓占问对象，就是企图由易卦了解神或天或天命的安排。
“夏曰连山，殷曰归藏”，郑玄这一说法应当正确理解为夏商已各有一套筮法，而不是说夏商已有成册的筮书。孔子说三代的礼制之间是有所损益的因袭关联，三易之间的关联或许也有类似之处。但是，由《礼记》对夏商文化的宗教特性所作的叙述来看，夏“事鬼敬神而远之”，殷“尊神率民以事神”，宗教观念颇为不同，因此，即使夏商都有筮法，其筮法都有卦辞，各自的筮辞体系也应当与各自的鬼神信仰相适应，而不可能一致。《史记·封禅书》索引“东君、云中，亦见于归藏易也”，其所见《归藏》不知何本，东君日神，云中云神，殷墟卜辞中已有日神东母及云神[59]，传至后世。因此，商代若有易筮之书，有可能反映殷人的宗教观念。楚辞中有东君、云中，二神又为汉时巫祠，应即殷人信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