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新经济忽视的人群和地方

1.3.1 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劳动和资本如何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是理解经济变化的一个角度。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工资的上升（DeNavas-Walt, Proctor and Lee,2007）。美国预算与政策研究中心所作的研究（Aron-Dine and Shapiro,2007）表明，2006年工资薪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创历史最低，而公司收入的份额则是自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因此，传统的个体收入随经济增长而水涨船高的观点不再现实。与此相反，实际收入的更大一部分流向了美国以外的投资方以及国内拥有股票和其他资产的财富群体。

不仅劳动者未能分享国家财富的增长，而且劳动者内部的财富分配也不平均。经济金字塔的最高层获得了比底层多得多的财富。依靠资本收入而非劳动收入的群体才能获得真正的收入增长（Willis and Wroblewski,2007）。在1973年，占美国所有家庭的20%的最富裕的人群得到国家总收入的44%，而在2002年达到总收入的50%，其他人群所占的比例都下降了。比如，对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人群，其收入占全国财富的份额从4.2%降至3.5%。

经济体内各个领域的机会差距也在扩大。高科技、金融从业者和运动员、明星，虽然只是全民的很小一部分，相比之下却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工会和制造业岗位的衰落将低教育水平、不会电脑的工人推向低收入的工作岗位，他们因而需要与国际劳动力竞争。中产阶级是衰落了还是只是转化为成长中的上层中产阶级，一直是伴随新经济的争论话题（见专栏1.2）。

专栏1.2

中等收入家庭的减少对工作的中产阶级邻里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表明，自1970年以来，中等收入邻里数量减少了58%（Booza,Cutsinger and Galster,2006）。这一巨大的降幅远远超过了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的减少（从1970年的28%减少到2000年的22%）。2000年，美国12个最大的都市区中，只有23%的中心城市邻里是中产阶级（Booza et al.,2006）。

1.3.2 种族不平等的扩大

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滞，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却在加剧。在2006年，所有种族的中值家庭收入是48 201美元，比2002年增长了不到1.4%（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而中值白人家庭的收入是所有家庭平均水平的105%，亚洲家庭是平均水平的133%，拉美裔家庭是78%，黑人家庭却只达到66%。黑人家庭的收入实际上在过去四年中有所下降，他们也成为唯一收入下降的群体。黑人贫困率是所有种族中最高的，这加剧了种族不平等。黑人的贫困率是24.3%，是白人和亚裔家庭的两倍，比拉美裔家庭高4%（见表1.1）。

资料来源：U.S.Census Bureau,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2006,Tables A-1 and B-2.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差异是由于不同种族教育程度和单收入与双收入来源的差异造成的。此外，由于缺乏良好的语言能力而丧失讨价还价的能力，外国出生的工人从事的工作仍局限在各种形式的低收入的家政服务工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高贫困率和低教育水平的相关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良好的地方教育体系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

克林顿政府于2004年展开福利改革，旨在将贫困救济（尤其针对黑人单亲家庭）转化为工作福利。显然，领取救济金的人群由于此项法律而大幅度下降。现在，国家虽然花在福利本身上的经费变少，但增加了对职业培训、教育等项目的投入，并试图减少由于未成年人怀孕等原因造成的代际贫穷（Haskins,Sawhill and Weaver,2001）。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工作福利的受助人是低工资或者兼职工人。那些从前依靠福利的人越来越多地在工资处于或低于贫困线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这就要求诸如食品券等其他形式的支持来帮助他们维持生计。

1.3.3 穷忙族

前文提到的福利受助人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穷忙族”（the working poor）：他们至少工作了27周，但仍无法获得贫困线以上的收入。2007年，美国所有劳动力的6.5%可以被归为穷忙族，而10.5%的黑人和拉美裔的工人是穷忙族。相反，白人和亚洲工人只有4.7%是穷忙族。此外，非自愿兼职工作者（他们希望却无法获得全职工作）中的24%是穷忙族。一个人的职业和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是否会成为穷忙族。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以及服务业、自然资源开发业、建筑业和维修业的工人，最容易成为穷忙族（美国劳工部，2007）。然而，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的不平等又与种族和收入水平密切相关。

如表1.2所示，所有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是低收入者（平均小时工资略高于7美元，2003年），将近五分之三的低收入者是女性。

资料来源：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07）。

低收入单身女性占低收入兼职者过大的比例，她们中的大多数都仅获得稍多于最低工资的收入，而这只占全职工作者收入的不到一半。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会力量的衰落，她们也成为不断扩大的劳动力群体。

低收入的兼职工作不再是找到更好的全职工作前的短暂过渡。低收入工作中获得的技能很少能够用于高层次的工作。实际上，很多兼职工作会降低工人的工作技能。例如，工人越来越成为一个看守者，而非技术支持者。商场店员不再需要加减法或高阶函数，因为电脑会帮助他们进行计算和分析。很少有兼职工作会提供培训或者要求很多技能，因此它们也不能成为劳动者晋升的阶梯。

尽管全球化增加了很多国家的低技能工人的竞争，但是，美国最低收入的兼职工人不可能真正到国外去卖汉堡或者从事家政服务。这类工作深入到例如保管服务等曾经提供工作阶梯的单位，也是新移民获得政府和其他工作的途径。这些公务员工作的跳板现在也关闭了，因为这些工作现在由合约雇员承担。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尤其是女性被困在低收入工作的恶性循环里：这类工作耗时多却无法提升工作技能，他们又常常缺乏继续教育的资源和支持体系，因此也无法获得高收入的职业。

1.3.4 优质就业机会减少

Bennett Harrison（1978）在三十年前提出的高度分化的劳动力市场在今天仍然存在。图1.1所示的劳动力分化图是在Harrison原图的基础上做了微小修改。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是主流工作（primary jobs），即所谓“好工作”。主流工作包括职业性和技术性的工作。这些工作能够提供高工资和福利、职业流动性以及额外的培训机会。历史上，这些行业常常由工会组织，并且基于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而提供一定程度的就业保障，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生产性经济所需的技能和技术知识。此外，主流工作机会常常比其他工作更加有意义，因为它们往往是知识密集型的。也就是说，个人的智慧和技能还有可能在工作中得到运用。

资料来源：修改自Harrison（1978）。

围绕在中心的主流工作周围的是更边缘化的就业活动，并且日益被视为“不好”的工作。这一类工作中最主要的真实就业存在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个人消费性服务行业和游移性行业中的低工资、不稳定工作。次级劳动力市场包括很多职业门类，从制造业到文员。这一市场中的劳动者很难拥有就业保险和雇主提供的福利。低收入的结果之一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和家庭被迫要求更多的家庭成员去工作，包括达到工作年龄的子女。图1.1的上端是越来越多的兼职零售业工作。左边是参与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从福利到工作”职业培训计划的难以就业或失业的合法劳动者。右边是非法劳动力。其中，不合法的劳动力包括用现金交易而逃避课税的个人或企业。其中的一部分人参与不法活动。

位于图1.1下端的是政府部门，在Harrison（1978）第一次绘制的时候其面积比在本图中更大。很多由政府提供的工作由社会福利部门和医疗、社会服务以及其他拥有合约雇员的部门中的非专职工作所代替。其中后一种工作是非营利的，因此这也依赖于一种新型的通过资助和合同进行的政府转移支付。它们虽然没有其替代的政府部门的权力，但仍作为一个产业部门逐步扩大。甚至教育部门也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校私有化，成为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虽然这些特许学校使地方拥有更多的对教师和课程的控制力，却不能像公共体系一样保障就业的稳定性。

好的工作至少能够提供足够的工资，使得劳动者全年全职工作的收入保持在贫困线水平之上。这些工作有雇主提供的福利，比如医疗、退休和职业培训机会以及职业前景。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变为兼职工作，雇主规模越来越小，就业机会的质量正在降低。特别是，医疗卫生这一福利几乎与工资同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哪怕很小的意外伤害也可能使家庭破产。对没有医疗保险的工人而言，唯一的救济来源就是地方政府资助的公立医院的急救室，而这种对最昂贵的医疗资源的过度的无偿使用也将损害社区的利益。

大型的企业雇主更容易提供医疗保险，因为它们可以大量利用优惠政策而节省成本。然而，大型企业雇主将年老和不健康的职员当作未来的负担，尤其是在Ⅱ型糖尿病、哮喘病和其他可预防疾病的发生率提高的情况下。加之医疗卫生费用的急剧上升，大型企业雇主缩小了其在医疗卫生福利上的覆盖面。如图1.2所示，私营部门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下降，而这一时期对男性的覆盖范围一直比女性的覆盖范围高。但是，尽管医疗保险的提供常常依赖于大型的私营雇主，最大的雇主沃尔玛却因其医疗福利的高成本和低覆盖率而获得了吝啬的名声。事实上，在沃尔玛140万美国雇员中只有不到一半拥有医疗保险。迫于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压力，沃尔玛现在为全职和兼职职工提供了更好的福利条件（Barbaro and Abelson,2007）。

注：私营部门，18—64岁的工作者，每周工作至少20小时，每年工作至少26周。

雇主提供医疗保险是指雇主至少承担一部分费用。

资料来源：经济政策研究所，作者的研究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6—2007,Table 3.12,www.epi.org/content.cfm/datazone_dznational。

企业裁员、离岸外包工作、工会衰落以及临时性服务外包，都是造成优质工作流失的原因。很多州和社区都试图通过将工作质量与经济激励挂钩从而保护和扩大优质工作基础。

总体而言，美国劳动力市场想要继续为大多数美国人、新移民者和原有劳动者提供美国式生活，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除了企业的重组和离岸外包，另外两个潮流也代表了地方经济发展尝试与劳动力发展尝试结合中遇到的难题。第一个是外国出生人群的融合问题，第二个则是日益扩大的（大部分是黑人的）男性囚犯的改造问题。

1.3.5 外国出生人口增加

在过去三十年里，外国移民人数上升，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越南移民潮加速了这一进程。与先前的几代人不同，借助卫星电视、无线电和互联网等国际通信形式与母国保持联系，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能够保持他们的语言和其他传统。当新移民定居下来，无论是以提供必要的劳动力的形式还是提供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市场的形式，他们都成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新的移民常常被认为在低端劳动力市场进行竞争，从而挤占了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与本地出生的国内居民相比，移民生育率高，而且生育的孩子的数量仍在增加。移民也会工作和纳税，但是由于移民都高度集聚在低收入、低技能的行业，因此他们对于本国出生的居民造成的是税收的净负担。所谓“移民负担”的原因是非法移民能够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但不需要直接支付费用，因为他们很少缴纳物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此外，很大一部分合法移民也是最低收入群体，因此也获得了更高的福利和公共资助。但是，正如本书后文即将讨论的一样，移民也可能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1.3.6 服刑人员

监狱已经成为美国很多少数族裔男性的新“雇主”，因为他们的第一职业选择是毒品交易。监狱已成为过大比例的年轻黑人男性的家，入狱人员甚至作为模范而得到歌颂。在2005年，美国每100 000名黑人男性中有3 145名服刑人员，对于拉美裔这一数字是1 244名，而对于白人男性则只有471名（Harrison and Beck,2006）。黑人男性极高的服刑率是家庭和社区失灵的体现，也给所有种族的决策者带来了很深的绝望，因为他们未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有前科者很少能在出狱后找到足以支持其生活的工作。此外，州立法者为了严惩犯罪而延长了服刑期，这也阻碍了服刑人员重归社区生活。表1.3清楚地表明，低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了黑人、拉美裔和白人入狱的可能性，并且降低了他们充分参与合法经济活动的可能性。

注：缓刑人员未被包括在总人数中；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加总可能不是100%。

资料来源：BJS,Survey of Inmates in State and Federal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1997: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March supplement,1997.

1.3.7 空间不平衡的扩大

衡量空间和地区不平衡的两种途径是对大区域（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以及都市/非都市地区（城市/乡村的同义词）的考察。在表1.4中，我们看到四个大区域的城市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贫困率和无医疗保险比例的差异非常大。虽然南部地区的人口和就业增长率在过去几十年内一直很高，但是其收入水平却持续性地落后于美国其他地区，而且其贫困率和无医疗保险比例也是最高的。此外，在2002年到2006年间增长最快的无医疗保险人口比例（1.5%）也发生在南部。虽然西部地区收入水平最高，并且收入水平在2002年到2006年间的增长率也最高，但是西部地区人口的无医疗保险比例却几乎和南部地区一样高。东北部和中西部则在三大生活标准指标（收入、贫困率和无医疗保险比例）中排第二和第三。虽然两个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也由于工业腹地的制造业的衰落而失去了很多良好的工作机会，但是它们借助工会传承下来的强势的劳动协议而稳定了生活水平。

资料来源：DeNavas-Walt et al., 2006.

在四个大区域内部，州和“次州”（substate）范围内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如前文所述，这种分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是否拥有一些自然禀赋，如可以作为度假目的地的山地或者海岸，以及是否是都市圈的一部分。实际上，都市圈才是美国发展的真实推动力，而非某个地区或者州。美国人口的大约五分之四生活在大都市圈内， 而大约一半则生活在这些都市的郊区。更加明显的是，美国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三分之一的都市区域：

美国100个最大的都市圈拥有全国65%的人口和68%的就业，而且集聚了更大份额的创新活动（全美78%的专利）、受过教育的工人（78%的大学学历者）以及关键性的基础设施（79%的空中运输）。因此，这些都市圈也产生了全美四分之三的国内生产总值。（Berube,2007,p.7）

Dabson（2007）将国家的城市和乡村经济的联系具体化，提出大城市经济“从全国的小地方汲取力量并且回馈以利益……”实际上，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被认为是低密度城镇的乡村地区，但这些地区仍然是位于都市圈的县内（Dabson,2007）。Dabson注意到，大都市圈的企业依赖于这些乡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工人可能居住在通勤范围内，也可能住在几百英里以外并通过信息技术完成商业服务。

1.3.8 城市不平衡的扩大

虽然美国城市——尤其是最大的100个城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地理中心，但是近期的城市模式也引起了很多关注。首先，都市圈内部的分化越来越明显。这与美国都市圈的市郊化密切相关。市郊化将都市圈的空间结构从“中心城区—市郊”的二元结构转变为拥有市郊圈和亚中心的多圈层多中心结构（见图1.3）。由此产生的大都会地区是市中心、内城、内环市郊、外环市郊、亚中心区和远郊的互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城市的中心正经历着中产阶级化复兴，以应对大都市蔓延带来的长距离通勤，而少数族裔居住的城市中心的老城区却仍然遭受高犯罪率、投资减少、学校经费紧张和贫困的影响。与此同时，市郊正在变得日益分化，内环市郊家庭收入不断下降，这一地区的老式住房住进了新移民和传统的被“重返内城”运动挤出的贫困人口（Lee and Leigh,2007）。

资料来源：Lee and Leigh （2004）。

市郊衰退的迹象是明显的，包括近郊甚至一些富裕地区的大型商场里出现的游民。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低收入住房代名词的经济适用房现在已经成为市郊警察、教师以及穷人关注的对象。在市郊的中心区也出现了犯罪率上升以及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一些家庭正经受着压力，虐待小孩的情况和家庭功能紊乱的情况不断增加。市郊学校曾一度被认为是避难所，也经历了大范围的暴力和恐怖事件侵袭。2007年4月，在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一个没有发生过任何暴力事件的美丽的大学城——一名精神异常的学生杀死了32名同学，震惊了全国。而在不到十年前，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科伦拜高中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尽管有些人谴责电视对这些恐怖行为起了诱导作用，但是许多社会学家则认为市郊不合理的生活环境安排将青年人从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社会交际圈中独立出来，而这个大社会有利于培育和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活。与此同时，公民对社区组织的参与度在减低，而在过去50年中，社区组织一直是市民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并出现了著名的社区组织如家庭教师协会（Parent-Teacher Asociations,PTA）、四健会（Head,Heart,Hands,and Health,4-H Clubs）、狮子会（Lions Clubs）等。甚至是传统教堂的出席人数，也出现了长期性的下降（Putnam,2000）。

1.3.9 乡村不平衡的扩大

经济财富在乡村和小城镇区域的分化与城市内部的分化一样明显。繁荣的地区，如前文所述，往往拥有某种自然禀赋和/或临近一个繁荣的都市圈，而依赖农业就业基础的地区则经历了工作和人口的净流失。

农地投机、全球竞争和生产过剩已经严重制约了许多农村社区的发展。随着农场瓦解、矿山关闭和其他自然资源开发减少，农业和采掘业本就萎缩的就业基础以更快的速度衰落。农业、林业和矿业收入的损失在整个社区内引发了破坏性的涟漪效应。事实上，很多单一作物和单一公司的非城市社区由于其单一的经济而一直十分脆弱。此外，制造公司分厂的关闭对乡村的影响比对城市更加明显。作为分厂经济体，这些社区很难对企业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当国际商品价格波动时，其他的原材料供应商的行动影响了经济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乡村社区受困于它们吸引企业和扩大对外贸易的成功。它们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成为更有弹性的经济体。

1.3.10 改变全球变暖：美国经济引擎

2007年是关于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争端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只有极少数的科学家和政策拥护者拒绝接受气候变化将对美国及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言论。美国仅拥有占世界4%的人口，却向地球大气层排放占世界排放量23%的二氧化碳。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使得其他国家也付出了代价。美国人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消费导向的生活，消费了世界上超过半数的自然资源，并且丢弃了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的垃圾。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来继续堆放过多的垃圾，也没有足够的清洁水供给。

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报告指出，在下个世纪到来时，全球平均气温将可能上升高达6摄氏度（11华氏度）。由于全球范围内较大的都市圈均位于沿海地区，温度上升将导致70%的全球大型都市圈被海水淹没。一旦海平面上升3—6米，纽约、悉尼、孟买等城市都将受到相似的威胁。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亚洲和非洲的沙漠蔓延，澳大利亚的河流缺乏降雨补给。

全球变暖对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但我们还是有可能通过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但是，我们并不清楚每个国家将怎样主动应对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制造者美国认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对其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如中国和印度，正在向美式生活方式接近。两国的中产阶级正在经历城市化，并逐渐接受机动车化的经济与文化体系。美国接近3亿的人口与高达数十亿的中印两国人口之和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可以预见到，中国和印度采用美式消费方式与机动车化的生活方式，将在多大程度上加速全球变暖。

唯一的解决方式是新经济的产生，从而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倡导低能耗的生活方式。一些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认为，新经济就是要寻找化石燃料的替代品，诸如风能或利用玉米等作为替代能源。还有一些人认为，在这样的新经济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有巨大的变化：社区应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且自给自足以减少跨州或跨国的产品运输。后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应该停止使用机动车，而不仅仅是寻找机动车的替代品。这一去机动化与倡导低能耗的“美式生活方式”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主要挑战。因此，寻求新技术来减少燃料消耗和增加现存资源的使用率这一应对方式更为人们所接受。这意味着短期内必须创造一个与众不同的经济引擎，以避免大规模的人口混乱和大范围的饥荒。

尽管那些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政府对全球变暖的认识与反应过慢，许多地方政府早已做出反应，例如2005年5月，西雅图的市长Greg Nickels是第一位接受《京都议定书》的市长。《京都议定书》为工业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量制定了目标。两年后，在Nichels的请求下，美国市长会议支持了他的《气候保护宣言》,2009年4月，有935位美国市长签署了该宣言。这一宣言要求：（1） 努力在当地达成《京都议定书》中制定的减排目标，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出台阻止城市蔓延的土地利用政策、城市森林储备计划、公共信息宣传活动等；（2） 呼吁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制定政策和立项，来完成《京都议定书》中对美国温室气体减排的要求：2012年比1990年同比减少7%排放量；（3） 呼吁美国国会通过两党联立的温室气体减排立法，创造一个国家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此外，非营利组织诸如KyotoUSA、地方环境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ICLEI）的“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正在向有意保护气候的社区团体与地方政府提供帮助（详情见www.kyotoUSA.org和www.ICLEI.org）。截至2007年年末，已有超过250个美国城市在地方环境理事会的帮助下对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测量，并实施了减排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