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全球化下的地方经济发展规划

全球经济一体化——直到2008年经济衰退开始前——是一个整体效果优于各部分效果之和的典型实例。全国性和地方性经济整合为一个全球性经济，加快了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7）的数据表示，世界经济在1988—1997年间以每年3.2%的速度增长，而在1998—2008年间的增长速度达到4.4%。与此同时，个人的世界经济产出份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而新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更高。

然而，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也有其负面效应——一个大型经济体的衰退可能扩散到全球，正如2008年下半年发生的那样。全球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最为严重的衰退。我们将这次全球性衰退的原因简要解释如下。

美国金融危机的症结是次级住房市场。商业银行违背审慎性原则和相关规定，为不合格的贷款者提供住房贷款。不良贷款并未就此止步，它们被商业银行出售给二级抵押贷款商（secondary mortgage consolidator），二级抵押贷款商又将其打包为金融衍生工具出售给全球的投资者。当贷款违约发生时，这些投资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当众多银行和投资机构破产后，紧随而至的就是严重的信用危机。美国经济的70%是以消费为基础的。银行破产、贷款能力整体下滑、贷款意愿减弱（即使是对财政状况良好的企业和个人）造成信贷可获得性下降，进而导致消费支出锐减。因此，所有以出售消费品为主的企业都严重受损。尤其是出售高价商品如汽车等的企业遭受了巨大打击。就生产体系和零件来源而言，美国汽车产业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而且，很大比例的美国国内出售的商品是由进口而来的。因此，全球各国都因为美国的经济衰退而受损，国际贸易量、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减少。

全球一体化对于本书所关注的地方经济意味着什么？我们使用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2005）提出的“全球化三阶段”来回答这个问题。弗里德曼所称的全球化1.0阶段是指，在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全球化就是出口产品，这给美国很多提供制造业产品、农产品和服务及娱乐的地方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繁荣。而在全球化2.0阶段，美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雇用当地劳动力，美国的本土地方经济因此经历了严重的产业冲击。某些产业部门将其产业转移到海外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润，而过于依赖这些产业部门的地方经济就遭受了最严重的破坏。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无法与便宜的进口品竞争，只得将工厂转移到海外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低廉的生产成本。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企业也选择将企业布局在全美各地以接近消费者市场，对于某些特定产业部门，则是接近便宜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总体而言，我们有理由担心全球化的过程可能使某些地方经济落后，而如果当地居民继续追求“传统商业”（business as usual），那么他们也无法跟上全球化的进程。

全球化3.0阶段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现在全球化的推动力已经从欧美的企业转移到了个人和非西方国家。此外，即使在这次全球衰退之前，全球化3.0阶段也给美国的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和实践制造了很多挑战。弗里德曼（2005）敏锐地提出，应对方法是从传统的商业发展和引进逐步转变为地方经济参与者都做好做出最大贡献的充分准备。从全球衰退中恢复并且创造新的繁荣之路必须摒弃“传统商业”的观念。同时，地方经济也需要通过新技术、创新和在道德上的承诺来实现经济的再发展。地方经济发展面临着这一学科领域正式创立以来最大的挑战。因此，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师和决策者非常需要一整套复杂而完善的工具和策略来重新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全球衰退之前，随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新移民和未充分参与就业的常住居民对劳动力市场的贡献变得日益重要。由于出生率的降低，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在未来三四十年内将经历人口数量的锐减。由此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预示着医疗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也制约着美国这些重要的欧洲贸易伙伴未来的经济繁荣。然而，由于不景气的股票和房产市场对退休基金投资的影响，年长的职工可能并不会在通常的退休年龄退出劳动力市场。

从历史上看，美国正拥有让其发达国家同盟艳羡的人口状况。因此，国际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向美国。美国还有世界上最为开放和有利的移民计划。美国每年平均净增移民达到125万人。预计的移民人口增长达到1.67亿人，甚至高于美国1950年的人口总数（Camarota,2007）。因此，经济开始恢复时，劳动力供给应该仍然充足。然而，地方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这些劳动力在面对激烈国际竞争时做好充足准备，以满足雇主的要求。

对美国而言，保持高经济生产率非常关键。在大多数行业中，美国工人和技术的结合都会创造比其他国家更高的生产率。然而，普通的美国工人并未从生产率提高中获益。事实上，不平等日益增大和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受到威胁的一个最大原因是工作收入在过去25年内的增长非常不平均。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Allan Blinder（2007）援引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数据说明，在1979年，收入最高的0.1%的居民的收入相当于44名收入最低的50%居民的收入总和，但是到了2001年，收入差距已经翻了两番，前者收入达到160名后者的收入总和。普通美国工人与管理层的收入差距正在日益两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