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翻印
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申报馆出版《儒林外史》，这部采用新式铅字排印的小说，“校勘精工，摆刷细致，实为妙品”[2]，与传统木刻本迥异其趣，故甚受读者欢迎，初版千部“曾不浃旬而便即销罄”[3]，六个月后即重印1500部。根据申报馆公布的铅印书籍成本测算[4]:《儒林外史》全书总字数约33万，初版1000部，每部印制成本约0.3元，第二次印刷1500部，每部成本则降为0.27元；而据广告所载，第一版及第二版的售价均为0.5元，因此，倘若申报馆以实价全部售出的话，那么仅仅出版《儒林外史》小说，报馆就能获得毛利近550元，可谓丰厚至极。《儒林外史》的成功出版，不仅刺激了申报馆铅印明清通俗小说的业务，自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九年（1883）的10年间，该馆铅印出版的明清通俗小说凡22种；也引发了其他书局的效仿，譬如光绪三年（1877）机器印书局铅印《于少保萃忠传》、光绪十三年（1887）广百斋铅印《精订纲鉴廿四史通俗演义》等。
光绪四年（1878），申报馆“从外洋购取照印字画新式机器一付”，创办点石斋石印书局，再次引领申城出版业的新潮流。开创伊始，点石斋所印多为书画碑帖及字典等类，其石印出版的首部通俗小说为《三国演义》，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四日《申报》登载“石印《三国演义全图》出售”广告，声称：“本斋现出钜资购得善本，复请工书者照誊，校雠数过，然后用石印照相法印出。故是书格外清晰，一无讹字。为图凡二百有四十，分列于每回之首，其原图四十，仍列卷端，工致绝伦，不特为阅者消闲，兼可为画家取法。”值得指出的是，当点石斋石印出版《三国演义》之时，申报馆铅印出版的明清通俗小说已达17种之多。就出版时间而言，通俗小说的石印本显然要晚于铅印本；但石印术的“缩印”及“照图”功能，却使其超越了铅印术的技术优势，后来居上，迅速成为当时翻印明清通俗小说的主要方式。申报馆与点石斋，分别出版了时间最早的明清通俗小说铅印本及石印本，正式拉开了近代书局翻印明清通俗小说的序幕。
根据文献资料，笔者将清代后期通俗小说的翻印史，划分为三个时期。自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十六年（1890）为初兴发展期，其间采用铅石印刷术翻印明清通俗小说的书局，主要有申报馆、机器印书局、广百宋斋、点石斋、同文书局、蜚英馆、鸿文书局、大同书局、鸿宝斋、萃珍书屋、文澜书局等十数家，翻印通俗小说约35部、54种版本（不计同一书局的重版），其中铅印本38种、石印本14种、铜版本2种[5]。通俗小说虽已经纳入近代书局的出版范围，却尚未成为书局出版的热点，其数量占各书局出版图书总数的比例甚低，譬如《同文书局石印书目》（1884）收录该局出版的图书凡54种，而此时同文书局石印出版的通俗小说仅2种，约占总数的3.6%；即便是出版通俗小说最积极的申报馆，截至光绪五年（1879）五月，该馆共出版通俗小说11种，而《申报馆书目》（1877）、《申报馆书目续集》（1879）载录该馆出版物总数为120种，通俗小说也仅占9.2%。不过，活跃于该时期的近代书局，其创办者或为西人（如英商美查），或为民族资本家（如同文书局的徐润等），或为报馆文人（如机器印书局的沈饱山等），相对拥有较为充足的资金、设备或文化资源；而上海地区各书局的图书出版总量，尚未达到当时市场需求的饱和状态，故彼此之间的商业竞争，亦未进入白热化或恶性阶段，凡此种种，都为通俗小说的翻印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因此，该时期出版的铅石印通俗小说，大多具有开本宽大、纸墨精良、校勘认真、图像精美等优点，代表着晚清铅石印小说的最高水平，阿英《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所著录的精图小说，绝大部分出版于光绪十六年（1890）之前。
自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鼎盛期，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此八年时间中，去其重复，上海地区共有62家书局采用铅印或石印技术，翻印通俗小说约280种（包括同一小说的不同书局版本）。无论是书局的数量，还是翻印的通俗小说数量，均较前期有了大幅度增长。翻印的顶峰期，位于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893—1896）之间，此四年翻印的通俗小说合计213种，约占总数的76%；而280种通俗小说的近代翻印本中，石印本237种，约占总数的85%，铅印本43种，仅占总数的15%，可见石印术乃通俗小说翻印趋于鼎盛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尤以上海书局、文宜书局、理文轩、图书集成局、珍艺书局等数家最为积极，上海书局翻印的明清通俗小说更高达88种，约占该时期翻印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实足惊人。此处，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只是将光绪二十四年作为通俗小说翻印由盛转衰的标志[6]，而非翻印终断的年限。事实上，光绪二十四年之后，上海地区各书局仍在持续出版铅石印本通俗小说，然其翻印的数量与频率，与之前相比已有较大减退，进入笔者划分的第三个时期，即翻印的后续期。
（一）铅石印刷术的优势
铅石印技术的使用与普及，对传统木刻印刷业构成了巨大冲击，彻底改变了包括明清通俗小说在内的书籍出版方式，并迅速形成了其独特的出版优势，笔者将其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1．技术优势
铅印术属于凸版印刷技术，即以铅字排成活版后刷印，所印之书字画清晰，棱角分明，字体触手如凸，立体感强，且不会出现木板书籍常见的断版、字体残缺及后印模糊等通病。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看惯了木版书的中国读者，对新兴的铅印书籍，充满新奇喜爱之情，申城甚至出现了“竞尚铅板，每值书出，无不争相购置”的现象，究其原因，乃在铅印书籍“校雠精详，字迹清晰，无过于此”[7]。而通俗小说铅印本与传统木刻本之间的质量反差，辄更为强烈。众所周知，通俗小说在明清时期向来不登大雅之堂，刻工每多粗糙，纸墨亦较粗劣，图书质量难如人意。因此，当申报馆、机器印书局、广百宋斋、图书集成局等书局，推出精美的铅印本小说后，其风靡沪上，热销一时，实不足为奇。仔细阅读诸家书局的小说出版广告，可以发现：批评木刻本的“漫漶不清”、强调铅印本的“字迹清朗，行列井然”[8]，乃其广告宣传的重点所在。
再来看石印术，它属于平版印刷技术[9]，晚清时期盛行中国的石印术，大多采用照相转写法，照相技术的介入，使得石印术具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一为缩印功能，即便是《殿板二十四史》《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等大部古籍，也可在短期内缩印出版，数十回的明清通俗小说，更不在话下。通常的出版过程为：购觅某小说之木刻佳本作为底本，请工于书法者誊抄一遍，经校对修润，然后以照相石印法缩印出版，为确保缩印后字体仍然清晰，誊抄时需放大字体，抄成精美大本。当然，部分书局为降低成本牟利，也有将现成铅印本或石印本小说，直接盗版缩印。其二为图像照印功能，详见下文。
2．图像优势
通俗小说文本中的图像，包括人物绣像及情节插图两类，其设由来已久，大多以木刻版画印制，偶有铜版刷印者。然因制作工艺及成本等因素，小说图像并未普及，其绘刻精美者更属寥寥。至晚清时期照相石印技术传入，图像印刷遂为唾手易事，点石斋曾在广告中描述了石印图像的大致过程及出版优势：“先取古今名家法书楹联琴条等，用照相法照于石上，然后以墨水印入各笺，视之与濡毫染翰者无二”, “凡印字之波折，画之皴染，皆与原本不爽毫厘”, “但将原本一照于石，数千百本咄嗟立办，而浓淡深浅，着手成春，此固中华开辟以来第一巧法也”[10]。赖此一术，通俗小说的绣像与插图得以普及，各种标以“绣像”“绘图”或“增像全图”的小说，层出不穷，甚至还出现了不少采用五彩石印技术印刷的彩图本，图像本成为明清通俗小说之近代传播的典型形态。
3．速度优势
与传统木刻印刷相比，新兴铅石印术最为直观的技术优势，当属印刷速度。早期的铅印书局（如墨海书馆）曾以耕牛为动力，每日可印“四万余纸”[11]，后引进火力印书机，其速更快，譬如装备了多架火力印书机的图书集成局，每月可印书二百本[12]；申报馆曾登载广告称“百页之书，约五日当可完工”[13]，而其铅印《女才子》小说，“十日之间，便已竣事，且校对详细，装订整齐”[14]。由于使用了照相转写法，石印术的印刷速度与简便程度更胜于铅印，同文书局曾形容石印云：“不疾而速，化行若神，其照书如白日之过隙中，其印书如大风之发水上，原书无一毫之损，所印可万本之多，三日为期，诸务毕举，木刻迟缓，不足言矣。”[15]虽不无夸张色彩，却形象地道出了石印的技术优势。铅石印术的技术便利与速度优势，极大地扩增了书局的出版能量，譬如总册数多达5020本的《古今图书集成》，图书集成局仅用三年时间，就铅印出版了1500部；而同文书局竟然同时开印《古今图书集成》《殿板二十四史》《殿本佩文韵府》等书，凡此种种，均是雕版印刷时代无法想象的壮举。如此巨大的出版能量，若用来出版多则百回、少则十数回的通俗小说，庶几有易如反掌之叹。
4．价格优势
先来统计一下铅石印图书的出版成本。光绪六年（1880）三月八日，点石斋在《申报》登载“廉价石印家谱杂作等”广告，公布了石印书籍的各项费用：
今本斋另外新购一石印机器，可以代印各种书籍，价较从前加廉。今议定代印书籍等，以二百本为准，以每块石印连史纸半张起算，除重写抄写费不在其内，每百字洋二分半，每半张连史纸仅需洋一分，比如连史纸半张分四页，书内六十页，共石板十五块，印书二百本，共连史纸三千个半张，以每半张一分计，共洋三十元。如书内共三万字，除抄写价外，计洋七元五角，共书二百本，不连钉工，只须洋三十七元五角。倘自己刻木板，其费约四十五元，刷印及纸料尚不在内也。两相比较，实甚便宜，况石印之书比木板更觉可观乎。又如书页欲缩小加大，亦照半张连史纸核算。
据此测算，一部3万字的图书，若石印出版200本，不计底本抄写费及装订费，需洋37.5元，每万字的单册成本约为洋0.0625元；而木刻本的费用，每万字的单册成本为洋0.075元，若加上“刷印及纸料”价，则还要更高。光绪二年（1876）一月廿七日，申报馆在《申报》登载“代印书籍”广告，公布了该馆铅印书籍的成本，即一部4万字的图书，铅印出版500部，需洋25元，每万字的单册成本为洋0.0125元。很显然，铅石印书籍的印刷成本要低于木板，反映到书价上，铅石印本的售价均低于木刻本。譬如光绪七年（1881）毗陵汇珍楼出版木活字印本《野叟曝言》小说，每部二十册，白纸者售价为七元五角，竹纸者售价为六元，光绪八年（1882），瀛海词人出版铅印本，每部十册，售价仅一元，光绪九年（1883）初，申报馆亦推出铅印本，每部二十册，售价亦为一元；再如光绪五年（1879）四月二十五日，《申报》登载“《绣像三国演义》”销售广告，称此书乃据常熟顾氏小石山房木刻原板，以白纸重刷而成，售价为二元，而光绪八年点石斋出版石印《三国演义全图》，新增图像二百四十幅，每部订为八本，以锦套分装两函，售价仅一元四角。两相比较，铅石印本小说的售价较之木刻本，无疑更具有市场竞争力。事实上，上文所举申报馆铅印本及点石斋石印本小说，均属晚清铅石印本小说中的佼佼者，其售价已经偏高，至光绪十六年（1890）之后，近代书局翻印通俗小说进入鼎盛期，由于竞争的加剧，铅石印本小说的开本、纸墨及抄写校对诸项，均较前粗劣，其售价亦随之继续降低，平均每册不到一角；有时为了应付恶性竞争，售价更是低得惊人，譬如光绪二十年（1894），文宜书局为打压对手理文轩，曾将《大明奇侠前后传》小说八册的售价订为洋三角，每册竟不足四分，与木刻本的价格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铅石印刷术的弊端
铅石印刷术对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来说，不啻是一面双刃剑，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光绪十六年之后，小说出版市场供求关系失去平衡，商业竞争加剧，出版环境恶化，种种弊端开始显现，并最终导致通俗小说翻印陷于无序、失控状态。笔者将其中较具普遍性的弊端，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1．盗版及重复出版
翻印明清通俗小说基本上不存在作者版权问题，所谓“盗版”，是指侵犯书局的书底版权。一家规范的书局铅印或石印一部通俗小说，均须支付若干成本，其中底本费、校对费、纸墨费、刷印费及装订费等项，乃两者共同的开支；此外，铅印尚有铅字排版人工费，石印则有底本重抄人工费、照相转写费等项。由于上述成本的支出，书局便拥有了该小说的书底版权。然而，为牟取更大的利润，部分书局企图减少或省去制作书底的成本，于是盗版生焉。就实际情况来看，以整书盗印及盗印图像两种形式最为多见。所谓“整书盗印”，主要出现于石印业，即把其他书局出版的铅石印本小说作为底本，直接照相缩印，譬如点石斋于光绪十四年（1888）石印《绘图东周列国志》，其书“图说精美，墨色显明，为海内君子所许，不胫而走”，至光绪十六年（1890）,“有射利之徒，见利忘义，即用原书照印，以图鱼目混珠”，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点石斋立即“将原底重校复印”，并“特于绣像赞语后，每加小印一方，以为区别”[16]，然而点石斋推出的“重校复印”本，不久又遭盗印，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点石斋再次将小说原底重印，并且加印了新的防伪标记：“兹点石复印，书面加‘光绪二十七年秋七月重印’，另盖‘双梧书屋鉴定’印章，末页盖‘原图原书，翻印雷殛火焚’一戳，如无此二章记，即系赝鼎，赐顾者请详察”[17]。所谓“盗印图像”，则专指盗印其他书局石印本小说中的绣像或插图。譬如上举点石斋石印本《绘图东周列国志》，就曾遭遇“铅板将原图石印混充”的情形。又如光绪十四年（1888）“邗江味潜斋”石印本《西游记》，二十幅绣像及二百幅插图，由著名画家吴友如及田子琳等人所绘，十分精美，此版本图像后亦被人盗印，光绪十九年（1893）焕文书局石印《绘图增批西游记》，书首二十幅绣像，即盗印味潜斋本，甚至连第二十幅“犼精”左下角“元和吴友如绘”的题署，亦未削去。
至于重复出版，乃指不同的书局在短时间内重复翻印同一部通俗小说，这种情况在通俗小说翻印的顶峰期，表现得尤为严重。某部通俗小说出版后稍有销路，立刻便有数家书局重复出版，文宜书局、理文轩、古香阁、十万卷楼等书局之间的竞争已臻白热化，它们在《申报》上登载了大量小说出版广告，诸如《听月楼全传》《鼎盛万年清》《彭公案》《三公案》《白圭志》《绿牡丹全传》《永庆升平传》《欢喜冤家》等小说，被竞相重复出版，这不但造成了出版资源的巨大浪费，更进一步恶化了出版环境。光绪十六年九月初六日，《申报》登载无名氏“为业之难”启事，云：“斯业书者，石印以来货贱价微，而藏本印售则可获利，仆前有秘本数种，印售未久，外或翻板，或缩照，各局坊相继而起，未有规例，茫无究问。”显然，盗版及重复出版，已经对整个出版业构成了极大危害。
2．改换书名，欺世取售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廿九日，英华书局在《申报》登载“新出闲书《拍案惊奇记》”广告，云“石印畅行，新书叠出，大半此抄彼袭，更换名目”，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通俗小说翻印的一大弊端，即改换小说题目，欺世取售。该弊端的形成原因盖有两个：其一，通俗小说翻印趋于鼎盛，竞争日益加剧，文本资源颇有枯竭之虑；其二，盗版及重复出版十分严重，为制造新奇效果，取悦读者，书局遂出此下策。申城随即涌现出一批貌似稀见的通俗小说，各书局在《申报》登载的出版广告中，也纷纷打出“向无刊本”“世所罕见”“近时新书”“近人新撰”“近代名人所撰”等语，哗众取宠，以利销售。或许改名后的小说曾令读者耳目一新，销路颇畅，书局因此获得不小的经济利益，这使得当时的书局纷纷效仿，乐此不疲。譬如文宜书局曾将《争春园》改名《剑侠奇中奇》，将《常言道》改名《富翁醒世传》；理文轩曾将《锦香亭》改名《睢阳忠义录》，将《云中雁三闹太平庄全传》改名《大明奇侠传》；上海书局曾将《禅真逸史》改名《残梁外史》，将《桃花影》改名《牡丹奇缘》；古香阁曾将《玉娇梨》改名《三才子双美奇缘》；龙威阁将《飞跎全传》改名《绣像三教三蛮扬州佳话》；十万卷楼将《水石缘》改名《奇缘赛桃源》；等等，如此甚多，不赘举。
更有甚者，不仅改换小说书名，还增入序跋或篡改回目以作策应，增强欺骗性。譬如光绪二十二年，古香阁将《驻春园小史》改名《第十才子绿云缘》石印出版，书首增入光绪二十年（1894）半耕主人“第十才子书序”，声称“《绿云缘》一书，传世已久，因未剞劂，故人多罕见。兹吾党欲公同好，特为梓行，嘱余评点，细为批阅”云云，假造出新书初版的情形；再如南京图书馆所藏光绪年间石印本《花田金玉缘》，未标书局名称，或由文宜书局于光绪二十年所印，此书实即《画图缘小传》，该书局改名后，增入“临湖浪迹子”序言，假托“友由粤携来《花田金玉缘》一书，问序于余”云云，复将原小说全部十六回回目重新改写，如此一来，读者倘若不熟悉《画图缘》小说的人物与情节，便很难加以识别，迄今仍有人将《花田金玉缘》误作稀见小说[18]。
3．篡改序跋题署
序跋是明清通俗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每多涉及小说作者生平、题材本事、创作过程及刊印细节等项，是研读小说文本的珍贵资料。然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书局翻印通俗小说时，为节省成本，应付激烈的竞争，多有撤去原书序跋的惯例，甚至玩弄篡改原书序跋以冒充新出之书的伎俩。譬如《增像全图三国演义》，扉二牌记题为“广陵味潜斋藏本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前有《重刊三国志演义序》，署“光绪十四年孟夏句吴飞云馆主书”，粗看之下，似乎该序是专门为此次出版新撰，然经笔者仔细比对，其文字与咸丰三年（1853）常熟顾氏小石山房刊本《三国志演义》之《重刊三国志演义序》完全相同，该序的署名原题“咸丰三年孟夏句吴清溪居士书”，味潜斋与鸿文书局在翻印时作了篡改。最具讽刺意味的，要数《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此书由同文书局于光绪十年（1884）首次石印，光绪十五年（1889）重印，重印本书前有“华阳仙裔”《重刊金玉缘序》，时间署“光绪十四年小阳月望日”，此重印本后屡遭盗版，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桐荫轩翻印，书名题“足本全图红楼梦”，首有“华阳仙裔”之序，时间改题为“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求不负斋再次翻印，书名题“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前亦有“华阳仙裔”之序，时间却已改为“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很显然，“华阳仙裔”的序言，已经成了一张现成的标签，可以按照翻印者的需要，随意改动粘贴。上述例证表明，明清通俗小说之近代铅石印本中的序跋，有相当部分存在抄袭或篡改的情形，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文献时，应当十分谨慎。
4．缩印过小，纸墨粗劣
缩印本来是石印的技术优势所在，然物极必反，它也给出版业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即字迹过小，伤人目力，尤其是盗版石印的小说，其文字更细如蝇头，模糊漫漶，几乎难以卒读。此外，盗版缩印及降低成本等因素，又导致光绪十六年（1890）以后铅石印本（尤其是石印本）小说的开本尺寸日渐窄小，与光绪前中期点石斋、同文书局、广百宋斋等书局所印之书相比，其缩减幅度高达40—60%。笔者抽样测量了30种铅石印本小说的尺寸，光绪十六年之前，开本多为宽12—13厘米，高19—20厘米；之后则缩减至宽7—9厘米，高12—15厘米，诸如文宜书局石印本《绘图英雄侠义风月传》（1892）、晋记书庄石印本《鬼话连篇录》（1894）及古香阁石印本《绘图第十才子绿云缘》（1896）等书，均可置于掌心把玩，每字大小仅2毫米见方。如此微型的版本，原多用于出版科举挟带之书，移至通俗小说，显然无法令人满意。因此，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所谓“大板石印”本小说，重又成为图书市场的新宠[19]。
铅石印本通俗小说的图书质量，与其所用纸墨的优劣，也有重要关系。就笔者所见，近代书局用于翻印通俗小说的纸张，以机制连史纸及有光纸居多，其纸色偏黄，质地薄脆，容易碎裂，保存至今的铅石印本通俗小说，翻阅之时往往碎纸翩飞，每每令人不忍展读；而铅石印刷的油墨，与传统木板印刷的油墨不同，基本上依靠进口，故价格不菲，书局为降低成本，就往墨中掺杂火油，其印出之书，稍延时日便油渍渗透，书页变黄。不难想象，倘若一部通俗小说的版本，其开本窄小，纸质薄脆，字若蝇头，墨色模糊，油渍渗透，其书名又经书贾改题，序跋亦系篡改或伪托，则此版本的优劣不言而喻矣。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书局翻印通俗小说虽堪谓繁盛，此类劣本却占大部，故长期以来不受藏家甚至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又何足怪之。
[1] 参阅本书之《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
[2]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申报》登载“新印《儒林外史》出售”广告。
[3] 光绪元年（1875）四月十七日，《申报》登载“《儒林外史》出售”广告。
[4] 光绪二年（1876）正月二十七日，《申报》登载“代印书籍”广告，明确标出了该馆铅印书籍的大致成本：“本馆承办代印各书，其价银格外公道，凡诸君有自著佳构或欲排印，则有至便且捷之法也。计印中国常式书一本约四万字者，照新出《平浙记略》式样，连纸连刷五百本之数，只取工料银二十五元，若再加五百本，亦只须增加十二元五角。所需时日，每一本书约三四日便可完工，兼本馆铅字现已尽换一新，故此后出书愈觉清爽，非木板可比。务祈诸君审之。”
[5] 统计数字的资料来源为：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及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小说、《申报》该时期内登载的通俗小说出版广告、王清原等编《小说书坊录》（2002修订版）等。详细统计表格，参拙稿《近代书局与白话小说》上编第一章第二节（未刊），下文亦同。
[6] 之所以将光绪二十四年定为标志，理由如下：该年六月，光绪帝下诏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各种时务新书成为出版业的新宠儿，包括文宜书局、理文轩等在内的近代书局，多将出版热点转移到此类科举新时文；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业公所进行全市书底汇查，申城出版界的版权保护意识开始萌动，这对通俗小说的翻印产生一定的制约；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理文轩在《申报》登载“书底招人租印”启事，宣布拟将石印《七侠五义》、铅印《三侠传》《彭公案》等小说书底，出租给同业刷印，此举意味着通俗小说翻印的商业利润已经大为降低，整体上由鼎盛走向衰落。
[7] 光绪七年（1881）二月一日，《申报》所载“精一阁书坊”告白。
[8] 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十五日，《申报》登载图书集成局“新印《绘图三国演义》”广告；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四日，《申报》登载广百宋斋“新印绘图《东西汉演义》”广告。
[9] 参见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第七章第二节，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成都杨刚讲义《石版制版术》，石印传习所印行本，年代不详，寒斋藏。
[10] 光绪八年十二月八日（1883年1月16日）, 《申报》登载点石斋“楹联出售”广告。
[11] 参王韬《瀛壖杂志》卷六关于墨海书馆印书景象的描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2] 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廿九日，图书集成局在《申报》登载“代印大部书籍”广告，称“每月代印二百本之多，如五百本、一千本原书，可二个月半、五个月完工”。
[13] 光绪二年（1876）四月十二日，《申报》登载该馆“招印书籍”广告。
[14] 光绪三年（1877）九月十四日，《申报》登载该馆“发售《女才子》告白”。
[15] 光绪九年（1883）五月廿三日，《申报》所载“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书画图轴价目”广告。
[16]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廿三日，《申报》所载“原底重校复印《列国志》”广告。
[17]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日，《申报》所载点石斋“原底《绘图列国》出书并申明翻印”广告。
[18] 《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载有朱喜《一部〈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失收的小说——介绍〈花田金玉缘〉》。实际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不仅收录了《画图缘》，而且标明其别名为《花田金玉缘》，提要中还列出了两书的回目，以作比较。
[19]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七日，《申报》登载理文轩“大部书籍批发”广告，其新印各书如《西游记》《封神传》《列国志》等小说，书名前均冠以“大板石印”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