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局与晚清小说的出版

晚清时期，由于外国先进印刷机器、印刷技术及出版经营理念的传入，上海地区的书局，开始逐渐完成其近代化的转变。这种转变，首先表现为书局规模的扩大，涌现出诸如点石斋、同文书局、蜚英馆书局、鸿文书局、文明书局、小说林、乐群书局、集成图书公司、中国图书公司、商务印书馆等较为大型的出版机构，无论是投资金额、硬件设备，还是员工人数、出版能力等项指标，均与明清书坊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书局的功能开始分化，形成编译、印刷、发行三足鼎立的出版格局。一个稍具规模的书局，通常设有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三个相对独立又协同运转的分支机构，或者至少设有其中的两个机构，譬如：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设有编译所与印刷所，在棋盘街设有发行所；小说林下设总编译所、活版部、小说林宏文馆合资公司；有正书局在望平街设立发行所，在威海卫路设立印刷所；鸿文书局在望平街设立发行所，在宁波路设立恒记印刷所；鸿宝斋在四马路设立发行所，在威海卫路设立印刷局；锦章图书馆在棋盘街设立发行所，在穿心街设立总批发所，在打铁浜设立印刷局；著易堂在棋盘街设立发行所，在石皮弄设立印刷局。如此甚多，不一一赘举。

编译所、印刷所及发行所，其各自的职能划分得十分清楚。编译所负责书稿的编校、撰译；印刷所负责书稿的发排、印制；发行所负责书籍的销售、流通。也就是说，一部晚清小说，通常由一个书局或多个书局的编译所、印刷所及发行所协同工作，才能完成出版的整个过程。这种协作，不仅缩短了小说的出版周期，也极大地增强了整个行业的小说出版能力。此外，为了稳定小说出版业务，书局还纷纷采用出版小说丛书的形式，逐步推出、实施各自的小说出版计划。

（一）书局印刷所与晚清小说的出版方式、出版周期及出版成本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晚清书局印刷所的小说印刷业务，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1．承印本局持有版权的小说

譬如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袖珍小说”“小本小说”“欧美名家小说”共数百种，均由商务印刷所自己印刷；时报馆编辑的小说，亦均由时报馆活版部印刷；小说林成立之初，因自己未设印刷所，故其早期出版的小说（如《孽海花》等），多托日本东京的翔鸾社或上海的作新社印刷，但等到小说林活版部成立，该局拥有版权的小说，便多归自印。

2．代印版权属于其他书局或作家个人的小说

从实际调查的材料来看，相当部分的书局印刷所，往往兼营上述两类业务。今以晚清时期较为活跃的作新社、鸿文书局、时中书局等为例，稍加考察。

作新社，1901年创办于上海，由湖北房县人戢元丞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合作开办，属中日合作的出版机构，其印刷设备、印刷技术，均较为先进。作新社自己印刷、出版有《苦学生》（1903）、《孟恪孙奇遇记》（1904）、《新党发财记》（1906）、《女子权》（1907）、《热血痕》（1907）、《东京梦》（1911）等小说；另曾为小说林印刷《孽海花》（第十一至二十回，1905）、为文明书局印刷《忍不住》（1905）、为世界社印刷《旅顺双杰传》（1909）、为启名爱国报印刷《多宝龟》（1911）等。此外，它还承印了著名小说家冷血主编、开明书店总发行的《新新小说》杂志。

时中书局，成立于1903年之前，印刷所设在上海老北门内长庆里，发行所设于望平街，经理为顾字安。时中书局自己印刷、出版有《侦探谈》（1903）、《无人岛》（1906）、《金星风土记》（1911）等小说；另曾为均益图书公司印刷了《双灵魂》（1909），为愈愚书社印刷了《禽海石》（1909），为包天笑的秋星社印刷了《侠客谈》（1910）、《碧海情波记》（1910）等小说。

鸿文书局，创设于光绪八年（1882），局东为浙江钱塘人凌佩卿，最初是石印书局，较早即引进五彩石印技术^[1]，后逐渐添加设备，兼营铅印、铜版。印刷所设于云南路恩庆里来字196号，发行所设于望平街。鸿文书局自己印刷、出版有《吞玉奴》（1906）、《大舞台》（1907）、《天足引》（1907）、《财色界之三蠹》（1909）、《么王文桂香》（1911）等小说；另曾为新世界小说社印刷《冷国复仇记》（1907）、《艮狱峰》（1906），为灌文书社印刷《刺客谈》（1906），为小说进步社印刷《马屁世界》（1911）等小说。

晚清小说印刷的时间周期，今虽无明确的文献记载，但透过小说文本的版权页，可以略窥一二。晚清小说版权页印刷时间的标法，一般分为三种情况：其一，仅标出版时间，不标发行时间；其二，兼标印刷时间与发行时间，但两者日期相同；其三，兼标印刷时间与发行时间，但存在间隔。我们对第三种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其间隔通常为一个月，如《宦海》20回，宣统元年（1909）九月付印，十月出版；《商界现形记》16回，宣统三年（1911）三月付印，四月发行；《医界镜》22回，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出版，十二月发行。也就是说，晚清小说的印刷周期，一般为一个月左右。

当然，也有短于一个月者，如鸿文书局印刷的《艮狱峰》小说，版权页标“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中旬印刷，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下旬发行”，一部16回的小说，印刷时间仅为10天；友文堂印刷的《女娲石》小说第二册（第九至十六回），版权页标“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五日印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七日发行”，一部8回的小说，印刷时间仅为2天。印刷周期最短的可能要算作新社印刷的《东京梦》小说，版权页标“宣统元年三月十五日付印，同年同月十六日发行”，该小说共8回，约3万字，从印刷到发行，竟只隔一天。机器印刷的出版优势，于此尽显。

至于晚清小说的印刷成本，限于资料，尚难确切计算，不过，陆士谔的《新上海》小说第十三回称：“建立一所学堂，开办费大的总要几万金，小的也要几千几百，印刷一部小说，不过百几十块钱。小说优于学堂者，此其一。”或可资参考。

（二）晚清小说丛书与书局小说出版计划的实施

晚清小说丛书之编，首开先河者为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此乃晚清时期持续时间最长、收书规模最大、社会影响最巨的一部小说丛书。“说部丛书”始编于1903年，告竣于1908年8月，《申报》1908年8月25日登载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全部出售”广告，称：“本馆自癸卯年创行‘说部丛书’，至今五六年间成书十集，有文言，有白话，或译西文，或采东籍，凡侦探、言情、滑稽、冒险以及伦理、义侠、神怪、科学，无体不备，无奇不搜，欧美大家所作，近时名流所译，亦在见其中，诚说部之大观也。为书一百种，计一百二十八册，外装木箱，定二十八元。”

“说部丛书”的顺利推出，有力地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小说出版业务，翻译小说借此声名大振，商务印书馆自亦获利匪浅。“说部丛书”中的小说，绝大部分均曾重版销售，有的甚至出至第六、第七版。1914年4月，该馆复将“说部丛书”100种结集再版，称为“说部丛书初集”;1915年，出版“说部丛书二集”100种；1916—1920年，陆续推出“说部丛书三集”100种；1921—1925年，又推出“说部丛书四集”22种，前后共计出版小说324种，历时22年，堪称中国小说出版史上的一个壮举。而这四集“说部丛书”，基本上就代表着商务印书馆翻译小说出版的主要成绩，也是商务的品牌产品，在社会上和读者中间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商务的成功，促使当时的其他书局亦纷纷效仿，一时间，晚清小说丛书风行出版界，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作新社的“小说丛书”、有正书局的“时报馆小说丛书”、乐群小说社的“月月小说丛书”、小说林的“小说林”“小说林军事小说”“小本小说”、小说进步社的“说部丛书”、改良小说社的“说部丛书”、群学社的“说部丛书”等。这些小说丛书，辑印的晚清小说数量多达数百种，营造出了十分热烈的小说出版气氛。

事实上，通俗小说丛书的编印，明清时期便已有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九“附录二”，即列有《合刻天花藏七才子书》《怡园五种》《三公奇案》等12种明清通俗小说丛书。但是，明清章回小说丛书，均是对原已出版之小说的汇编合刻，该丛书的出版过程，并不催生新的小说作品，其影响也颇为有限。而晚清小说丛书，则迥然不同，列入丛书的作品，绝大部分均为该书局新出版的小说。换言之，丛书的策划，代表着书局一个小说出版计划的制定；丛书的出版推出，又意味着该出版计划的实施与完成。譬如商务印书馆自推出“说部丛书”之后，早期出版的翻译小说，几乎全都列入其中，1907年2月25日《申报》载“商务印书馆新出小说”广告，称：“本馆前辑‘说部丛书’，颇蒙学界欢迎，现当益求进步，精选英、法、美、俄、德、义文豪所著小说，已购到数十种，陆续译印，先此预告。”其后每出版数种，该馆便在《申报》或《东方杂志》等媒体刊载广告，读者只要知道了“说部丛书”的进展，也就等于了解了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小说出版情形。

令人遗憾的是，晚清小说丛书的编辑出版，往往虎头蛇尾，抑或有头无尾。譬如小说林的“小本小说”丛书，预告称“都为十集，每集八种”^[2]，合计80种，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它只出版了第一、二集及第三集的五种，共21种，只为原计划的四分之一强。其他书局的几种丛书，情况也大致相近，有的甚至连原计划有多少集多少种，也无从得知。这种出版的随意性，一方面反映了晚清小说撰译断续停缺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和书局的兴衰有关，譬如小说林“小本小说”丛书的残缺，其直接原因就是该社的倒闭。

[1] 参阅本书之《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

[2] 《小说林》第2期（1907年3月）载“谨告最新发行小本小说之趣旨”云：“本社编著小说，荷蒙大雅不弃，风行一时。事迹之离奇，笔墨之简洁，久为识者推许。但舟车携带，时有以不便忠告本社者。爰择若干种，仿丛刊之例，都为十集，每集八种，订成洋装精本袖珍小册，大小一律，以供诸君酒后茶余、公暇课罢，作一消遣法，殆亦海内社会所欢迎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