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偶”的刀子游戏
Jeu De Couteau Chez Les Deux Magots

“你让我相信希望？”她看着我。

“相信你所相信的，并且永远相信它。”

写下这两句对白时，我的铅笔是零度，这张双偶的餐纸也是，零度。

所以，我要了第二杯热巧克力。

咖啡馆的室外部分法语是“térasse”，中文是“露台”，冬天冷，围上玻璃，点上暖灯，更像“游廊”。室内与室外，是心情的选择，也是价值观的选择。选择露台的人，是主演和前排观众，选择内室的人，就是配角和后排观众。这么说，决定露台的人就决定了自己的戏剧性，这一点，在双偶咖啡馆特别适用。

比如我。我的铅笔沿着圣日尔曼修道院钟楼光明与暗影的切分线滑动，感觉太阳持续变幻的浓淡和比例。某种可有可无，某种悲喜交集。那道门每一次开阖、呼吸、来去。留住的告解，留不住的罪与罚。咫尺外的地铁，另一个出口，另一个天涯。两者都通往远方，两者只是一支铅笔的长度。还有这棵树的潮湿、柔度、气味，它的潜台词：冬天并不多了。

法语“Magot”，意思是“来自远东的矮粗的人偶”。

1812年，它是一间布店，位于布希街23号，卖丝绸和其它奢侈品。取名“双偶”据说是因为当时的一出戏剧：《两个中国人偶》。1873年，店铺扩张，移至圣日尔曼德普莱广场，直对着修道院。

1884年，店铺改行咖啡馆，卖咖啡和酒，沿袭了“双偶”的名号。随着格拉塞（Grasset）和伽利玛（Gallimard）两家出版社和“老鸽舍剧院”（Le Vieux Colombier）的出现，这一带知识分子街区的意味渐起。1914年，一个叫奥古斯特·布莱的商人意识到这座建筑位置的重要。他花四十万旧法郎买下这个就要破产的生意。改建之后，双偶咖啡馆迅速成为一个“看与被看”的地方，巴黎文化圈的另一个重要场所。19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者，后来的存在主义者。

店里两个清朝买办形象的人偶是老丝绸店遗留的。他们在店堂中央的柱子上方，俯看这个拥挤的空间、红色鼹鼠皮座椅、桃花心木桌子、黑西装白衬衣的侍者、印在菜单上的口号：“与精英知识分子相约”，还有窗外圣日尔曼德普莱广场的一百年。咖啡馆由同一家族经营着，现任经理凯瑟琳·马蒂瓦是布莱的重重孙女。

双偶有一份辉煌的客人名单。

早期的饮者是魏尔伦，他在这里遇到马拉美，在这里喝苦艾酒、写诗、自毁。

1897年，王尔德穷困潦倒来到巴黎，改名梅尔诺夫。住在离双偶不远的小旅馆，每天来咖啡馆打发时光。中午喝咖啡，晚上喝苦艾酒。

波伏瓦这样表述她与写作最初缔结的时刻：“我坐在双偶咖啡馆里，眼睛瞪着咖啡桌上的白纸。我感觉到我的指尖有书写的欲求，语词的味道在我的咽喉，但我不知道从哪开始，或者写什么。”从1939年开始，双偶是萨特与波伏瓦的另一间咖啡馆，写作、会客、一支支吸烟，只不过花神太有名了。

1935年1月，巴黎有一场公开大辩论，题为：“安德烈·纪德和我们的时代”。作为主角，纪德在日记中将双偶戏称为辩论的“侯见厅”，人们来这儿刷新思想，酝酿辩词。海明威在巴黎解放后成为咖啡馆的常客，“我在圣日尔曼大街遇到了乔伊斯，他请我去喝一杯，我们去了双偶，点了干雪利酒……”

博尔赫斯来巴黎时总会来此，他在这儿重逢了老友——《发条橙》的作者，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

1970年代，这里是阿兰·罗布-格里耶和罗兰·巴特相遇的地方。

还有，安德烈·尚松、费尔南德·莱热、贝尔托·布莱希特、斯蒂芬·茨威格……

选择露台根本上是选择了人。

否则，我无法想像这两个修女走出修道院时的神色，银十字架在黑袍服上投射的光明，头巾的褶皱在风里的清洁的恣态；看不见这个流浪青年的大行囊、睡袋、绳索、鲍伯·马利稻穗状的头发，他足以抵御所有疾病的荷尔蒙和疯痴。或者，那个拖着行李箱站在地铁口的外省姑娘，她大的喜悦、更大的无措，以及她借以平复自己的口红。远处，不同的屋檐下站着一些平静的绝望者，他们分别以一支烟让自己得救，完成这一天的生活。这时，对着游廊玻璃吹气的孩子更彻底打破了看与被看的界限，这团雾气遮挡了下一分钟，一次擦肩而过，一次满怀心事，一次了无牵挂。雾气散了，是一枚童年的指纹。

侍者回来，带着新杯子。

热巧克力特别强烈，不逊于酒。

女人在咖啡桌边玩着游戏。一种类似俄罗斯轮盘赌的危险游戏。她只为对面这个男人，无视咖啡馆，无视众人、酒香、烟雾、话语。她戴黑色手套，饰粉色小花。她脱手套，慢慢地，褪去每根手指上的黑夜。她的手显现，左手，仿佛纤细的白天，仿佛阳光明媚，涂红蔻丹。右手，拿起一把长的尖刀。停顿。开始真正的游戏。她不间断地把刀从指缝间插入桌子，不同缝隙，迅速、坚决。她所做的一切就是让刀尽可能地贴近手指。这个空间静止了。所有人、思想、豪言壮语、柔情。只有刀，上下往复。某些时候，女人失手了，那些几分之一英寸的错误。她太想贴近，她只要极限。或者，她是故意的。她一声不响，停下，手上是血，是她要的结果。必须有血。她要对面的男人看到她的血。她要取悦于他。这个男人看到了，他也为她的游戏着迷，可是对他来说，不过是指甲上的蔻丹洒了。

女人叫朵拉·玛尔（Dora Maar）。男人叫毕加索。

以上是来自弗朗索瓦兹·吉洛的记述，她是法国画家、作家、毕加索的第五号情人。

1935年秋天，在双偶的露台，诗人保尔·艾吕雅把朵拉·玛尔介绍给毕加索。她成为画家的第四号情人。她二十九岁，毕加索五十四岁。

那时，第三号情人玛丽·泰蕾兹沃尔特刚为毕加索生了女儿玛亚。

1907年，朵拉·玛尔生于巴黎，父亲是建筑师。她生长于阿根廷。遇见毕加索前，玛尔在艾吕雅和曼雷的影响下从事超现实主义摄影和绘画。毕加索被她的美丽与自残所吸引。他请求朵拉·玛尔把带血的手套送给他。他把它们带回家，保存在玻璃橱柜中。她说流利的西班牙语，更加让毕加索着迷。他叫她“私人的缪斯”。

毕加索经常画美丽而悲伤的朵拉，她因不孕育而痛苦。画中的女人充满情感和危险，她的指甲总是长到可以作为武器。1937年，毕加索画了《哭泣的女人》。毕加索说：“对我而言，她就是个哭泣的女人。几年当中，我都在画她遭受折磨的样子，不是通过虐待，不带着丝毫愉快，只是遵从视觉影像。这是深刻的写实，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

他们的关系持续九年。朵拉·玛尔被弗朗索瓦兹·吉洛取代。1944年4月，毕加索留给她一幅告画作为告别礼物，还有一些静物和一所普罗旺斯的房子。还有，深深的绝望。后来的岁月，玛尔从未让别人取代毕加索，她独自生活，守着毕加索的画和他们在一起时的小纪念物。她画过画，举办过一些展览。写过一些诗，其中一首有这样的句子：“灵魂还在昨天哭泣安静无声。”

玛尔1997年去世。八十九岁。多年前她皈依天主教，对于这个决定她说过一句话“毕加索之后，是上帝。”

2006年，一幅题为《朵拉与小猫》的油画在索斯比拍出了九千五百万美元，成为世界最贵的画作之一。

在双偶的露台，我削一支铅笔。尖锐，直到那张餐纸可以感到疼痛。

我写新的对白：

“你并不惊奇？”她问。

“不。而且你一直会是奇迹。”我回答。

“你不挽留。我以为自己值得挽留。”

“不。永远不。”

热巧克力早已空了。

杯子底是一些干涸的黑色泡沫。

已有黄昏的样子。太阳像一束追光，露台、广场，混为一谈，都是戏。

双偶有电影缘。

特吕弗、戈达尔、侯麦、夏布洛尔在此聚会，催生了法国新浪潮＊。咖啡馆也是许多电影的场景。包括侯麦1959年的电影《狮子星座》和夏布洛尔1961年的电影《马屁精》。

1973年，电影《母亲与妓女》，导演让·厄斯塔什安排亚历山大与维罗尼卡相遇在双偶的露台上。同年，路易·德·菲耐的喜剧《真假大法师》也有在双偶的戏份。还有，哈里森·福特主演的《情归巴黎》，伍迪·艾伦的《人人都说我爱你》。最新一部是2012年的电影《无法触碰》，两个主人公菲利蒲与德丽丝在双偶的餐厅吃饭。

1933年，在安德烈·马尔罗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之后，一群狂热的作家决定应该有另外一个独立的奖，奖给天才与原创性。于是，“双偶文学奖”诞生。雷蒙·格诺以小说《麻烦事》也为首位得奖者。此外，咖啡馆还高有两个奖项，“佩利亚斯奖”颁给音乐作品，“圣日尔曼奖”颁给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建筑、电影、戏剧、绘画、时尚。1989年，双偶在东京涩谷文化村开设分店。

现实中，无论花神还是双偶，到底是生意，昂贵、平平，侍者总不高兴。因为，你凭什么不是萨特！单纯的食客不来也罢。

可，如果，你只想喝一杯往事，它们都在、都绝色。

走了，我的小说还没有完结。附着在铅笔、餐纸空白上零度的天气，没有完结。也不担忧，这片露台永远挤得下新的故事。

双偶咖啡馆Les Deux Magots

6Place Saint-Germain-des-Prés75006

7：30am-1：00am

地铁：Saint-Germain-des-Prés（4号线）

＊法国新浪潮：196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电影制作和创作倾向。是欧洲先锋电影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后，第三次具世界影响的电影运动。代表人物：特吕弗、戈达尔、侯麦、夏布洛尔、阿伦·雷奈等。